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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苏共败亡30周年——政治蜕变、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


【文/张树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共运中两个代表性大党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非凡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国家兴衰的政治密码: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政策决定治乱,能力决定输赢;另一方面警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保持党的战斗力、生命力等,才能更好推进国家治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民主梦幻与信仰迷失

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强仇视,不断遭到各方敌对势力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们妄图将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在此后多年的较量中,西方阵营不仅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更是运用“和平演变”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较量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都坚持对苏发动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图谋以民主、人权为武器,分化苏共,摧毁苏联制度。

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旗号,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击,诬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妄图通过多种手段“和平演变”苏联。例如,在历次苏美高层会晤中,美国故意设置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对苏联领导人施压;成立各类民主基金会,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或民族分裂势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编、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说,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权”和“民主化”问题,就是要使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变色。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谈论民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谓的“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并不存在。正是列宁立足革命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捍卫了新生政权。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民主”“人权”攻势逐渐取得效果,使得苏联领导人的政治信心逐渐丧失、理想信念逐步动摇。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1975年8月与美国等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此后苏联的人权等内政议题成了外交议题。1985年3月,作为“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其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他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在西方“自由式民主”口号诱导下,高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资料图)

戈尔巴乔夫的夫人、拥有哲学副博士学位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蜕变的影响不可低估。正是通过赖莎的极力推荐,不少蜕变了的苏共理论家充当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顾问和政治谋士。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说,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 “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

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败亡。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开始公开宣布与苏联社会主义决裂。2010年4月,在自己发动“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独立报》主编采访时说道:“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它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要直接搬到苏联社会并非易事。然而相比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和带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事实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眩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让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智囊敏锐地捕捉到。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提到:苏东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信仰;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提到:“(苏联)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否定自身历史,这对苏共来说,无异于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使苏联走上了一条政治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