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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卢金:当代中国创造了新的文明吗?


【文/亚历山大·卢金 译/刘思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从很多原因上来讲是有趣的,关于它的资料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次会议阐明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强国的发展战略。但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些文件中,中国声称自己创造了一种超越其他文明的新文明。

全会结束时的总结公报中简要陈述了这个不寻常的的想法,其内容如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几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这一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其主要贡献之一,不仅是对于中国人民,也是对于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更有效加速现代化的方式。

中国的文明发展途径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实际上,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接受了多元文明理论,在整个历史中出现的每种文明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并呈现出对在启蒙范式下的欧洲中心发展模式的批判。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升国旗仪式。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文明”一词很年轻,18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欧洲语言中。它被用来表示有文化和教养的社会或人的概念,自盛行“温和的道德”的古希腊时代这种概念就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原始的、野蛮的和没有文化的社会。在启蒙运动期间出现的社会进步思想将文明置于比野蛮更高的水平,因此文明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启蒙理论,尽管也许是最发达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论之一,它的创始人是启蒙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他们相信世界是基本统一的,所有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跳过某些阶段(例如,卡尔·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认为俄罗斯即如此)。所以,他们用“文明”这个词在传统意义上表示一个更发达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最亲密的伙伴恩格斯在其1947年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也就是说,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这里“文明”显然意味着“更发达”。

在19世纪才出现了把文明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特征的某种实体的理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心的这些特征可能彼此不同,但不一定代表一个特定的发展层次,也就是说,不处于较高或较低的发展水平,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它是在试图证明各大国历史经验的价值、独特性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及保守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传统上,“文明”与“野蛮”是对立的,而现在,文明开始相互对立。

并非巧合的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丹尼莱夫斯基是第一个确定10种单独的“文化和历史”类型或文明的人,他的一部作品叫做《俄罗斯和欧洲》,主要是致力于批评欧洲文明,相对于尚未出现的斯拉夫文明。

对他来说,单一、统一的人性是空洞的抽象。这一理论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提出,并且最近由塞缪尔·亨廷顿进行了简化。

中国本身也有文明论的支持者,这一理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传播尤为广泛。当时特别著名的是哲学家和公众人物梁漱溟的作品,根据他的理论,世界分为三种文化类型——欧洲、中国和印度的——是人类三大需求发展的典型:物质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这些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毛泽东亲自批评梁漱溟,这位哲学家曾因为长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不承认阶级斗争思想而被批判。

因此,中国当局采用了文明之间的差异理论,也就是沿袭了丹尼莱夫斯基、斯宾格勒、梁漱溟和汤因比的理论传统,疏远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们相信单一的人类文明和线性进步,其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统一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坦白说来,中国的方法论确实保留了某些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是启蒙主义的特征。全会文件提出,文明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还有一种单一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式,也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此外,“文明”一词有时也代表“发展水平”的原意。例如,该决议赞扬共产党“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按照官方的说法,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中国辉煌的传统文明“蒙尘”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于复兴了人类文明,延续了中国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人类文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这种新形态是目前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几种甚至是多种文明之一。

尽管如此,中华文明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在丹尼莱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的传统中,它是复杂而多面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人也对此表示过类似意见,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局面。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中国焕发文明新貌。(来源:人民日报)

在中国领导人提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就开始发展这一想法。其中一位解释说,物质文明决定着人与事物的关系,实现了在“生产力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各国人民共同运用物质成果的目标。政治文明决定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和“最广泛地代表本国人民利益”。

精神文明决定了人与自身的关系。要严格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遵守礼节原则,也就是做到言行一致,遵循仁爱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包含着宽容他人的精神,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原则和其他价值观念。

社会文明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和平共处、和谐共存,保障和增进民族福祉,促进社会正义原则。

生态文明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和完善了生态文明的体系和模式,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创造了条件。

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不是一条单线,而是一条文明全面发展的道路,为世界上正在努力寻找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自己的方法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