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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政治极化之源,美国制度中的党争基因


【文/ 范勇鹏】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日益突出,政治精英的极化主要体现为两党间的党争。

党争现象有深刻的制度根源。美国制度产生于欧洲传统,即一种小规模政体传统。小规模政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党争频仍。为了克服党争,哲学家们提出了混合政体等制度方案,但是均未被证明有效。到美国建国立宪之际,始用规模来消除党争。但是基于城邦联盟与封建制度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现实条件,美国只能采取权力分层的联邦制和在各层实行分权制,这种结构又要求采取代议制、选举制,并进而产生政党制。

这些制度都天然具有党争基因,无法有效制约党派之争。美国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加剧了党争现象。西方和美国式党争有腐而不败、垂而不死的特征,长远必将侵蚀国家肌体,导致国家衰败。

理解美国政治,离不开对极化现象的关注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治生活呈现显著的“极化”趋势。而这种极化又集中体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争”。两党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日益鲜明,同时两党内部意见聚合,意识形态高度同化;在国会立法活动中,日趋按党派划线,一党之多数起而反对另一党之多数;在总统和代议机关选举中,两党选民政党站队,只投本党候选人的情况愈发严重;在政策议题上两党分歧加剧、针锋相对;两党精英、选民和政治议题中的温和派、中间派萎缩,并迅速向两极移动,形成双峰分布。

有两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生动地反映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一个就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声称,即使他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开枪杀人,他的支持者们也依然会支持他;一个就是特朗普在国会拒绝与议长佩洛西握手,而佩洛西则当众撕碎了特朗普的国情咨文。前一个画面显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划线站队、区别敌我、“只选我的、不选对的”已成惯例;后一个画面则撕下了美国政治文化所长期标榜之文明面纱,显示政治极化对政治氛围之毒化。

特朗普在国会拒绝与议长佩洛西握。来源:The Hill

虽然政治极化在特朗普任期中表现鲜明,但其只是病征而非病根。多年来,已有不少观察者注意到美国政治在朝向极化不断发展,只是到特朗普任期时集中爆发而已。[1]福山早就将之描述为一种“否决式”政治。有人则称之为美国政治的“部落化”。[2]

因此,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并未像一些人天真预期的那样带来极化现象的逆转,选举结果实际上是以票决的形式将政治极化的程度更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7400万投共和党票的选民声称遭受了“多数的暴政”,不甘心失败者一度挑战法律秩序,险些突破美国长期权力和平交接的惯例。拜登政府也未在弥合分歧、缓和党争方面有实质性举措。因而,极化在可见未来仍将是美国政治生活主线。

要理解美国政治,离不开对极化现象的关注。极化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本文主要关注政治精英阶层的极化,具体体现为党争。麦迪逊曾说,“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利益和集体利益”。[3]

若论党争,在美国绝非特殊现象,而是贯穿美国二百余年历史的一种普遍现象。[4]正如金灿荣等所说,它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始终是美国政治史的主题之一。[5]但是这一点却被长期遮蔽。原因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乘战胜之威,国势如日中天,更兼冷战所造成的反共共识,国内党争进入相对低潮时期,一度形成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局面。[6]而在这段“美好旧日时光”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天然带着“美国梦”黄金时期的浪漫和乐观情绪,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美国历史上频繁而激烈的党争旧事。

1868年,“民主党领袖”漫画形象的海报。来源: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正如张业亮所发现,“现有的美国政治研究,特别是总统和国会关系研究,大多是在政党作用衰落、两党党争相对弱化的时期进行的,一些理论已经难以诠释美国新的政治现实”。[7]唯有重新“发现”和正视这一现实,政治学才有可能回归常识,才能客观认识美国。

当然,近年来有不少政治学者深入研究极化/党争问题,但是多数仍然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现象,寻找其微观原因。固然每一时期党争的成因、性质、发生机理均大不相同,背后各有十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基础,这些研究有其价值,但是由于美国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底色,美国及其他地方学者较少能跳出具体而微的现象,并从美国制度的宏观视角来理解党争现象。

从制度方面来看党争,亦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必然伴生的阶级矛盾和财富的不平等。麦迪逊在美国建国之际即有言:造成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就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美国建国二百余年的历史均可为证。

“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8]

第二方面是美国宪法制度及其政治原则,本身也易于滋生党争。本文限于主题和篇幅,仅谈及第二方面,即美国政治制度与党争之关系。极化或党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是一种特例或变态,而是内嵌于制度原则之中的一种因素,内部的富足均衡与外部的威胁挑战可以在一定阶段内平抑党争的程度,但是一旦这些条件废弛,党争必然随时兴起,伴随美国兴衰始终,甚至有可能成为引发美国制度大堤崩溃之蚁穴。

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Papers)。来源:Simon & Schuster

美国制度诞生于西方政治传统,该传统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小规模政体。小规模政体是党争的温床。美国的诞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主要的一次大规模政体建构实验,之所以要建立“大国”,动力之一就是消除困扰欧洲两千余年各种政体的党争。然而,十三个殖民地整合成一个大国殊为不易,建国者们设计出联邦制、分权制、代议制、选举制等新制度以实现最低程度的整合。这些制度包含着封建制的权力分层因素,也继承了公司国家的有限权力、有限责任特征,其本身也会产生反统一的力量,形成地方性、阶级性和不同资本类型特殊利益集团之争斗,进而加剧党争。政党政治和宗教政治在这些制度平台之上也发挥着激化党争的功能。本文将对这些制度因素逐次展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