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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福山:从“历史终结”到身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仍悬而未决


一切始于32年前的一场演讲。

1989年的2月份,时年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受邀到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场国际关系主题的演讲。彼时,作为苏联专家的福山刚刚结束他在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准备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国务院政策规划部就职。

那是一个谈论苏联的好时机——就在几周之前,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不再干预其卫星国的事务——敏锐的观察者们似乎瞥见,严丝合密的冷战高墙要松动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终点”,福山在演讲中宣告。借黑格尔之名,福山称,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此后只会有局部的矛盾,自由民主制将不再拥有真正的对手。

这次演讲引起了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的注意。过了几个月,它刊载了讲稿,标题是《历史的终结?》。

再过了几个月,柏林墙倒,苏东剧变,世界惊愕。被认为准确地预测了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福山,则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一跃成为学界宠儿、声名大噪。

而后,他又在杂志稿的基础上写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除了内容上的扩充,他也去掉了原标题里的问号——似乎在跟那个初出茅庐、充满不确定的自己告别。

时光流转到2019年,当我第一次见到福山本人时,他已是另一番不同的模样。那是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古老的礼堂里,他的新书《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下简称《身份政治》)发布荷语版,该书已被译成近十种欧洲语言。

那天他穿着深蓝的棉质西装和白底的格子衬衫——仍然有着某种“现成的感觉”——但与记者打交道已明显游刃有余。他在镁光灯中走到台上,温和的语调背后是一种难以挑战的权威之感。

此时他已是不折不扣的学术巨擘,发表了逾10部专著,单是《历史的终结?》就已被引用超过八千次。

台下簇拥着慕名而来的欧洲年轻人,有的想找他签名合影,但也有的想要当面质问他:如果历史会终结,阿富汗为什么还是今天的乱象?特朗普当选是否推翻了你当年的结论?又该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

“历史终结论”发表后的这三十年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福山曾在无数场合遭遇过这样的质问、批评、甚至是羞辱。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涌现的那一波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颂歌之中,“历史终结论”曾是唱得最响、传得最远的一个。但后来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历史并未“终结”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上。一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各地开花。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制也在西方内部遭遇挑战,近年常被提起的例子就包括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

福山“被打脸”了吗?历史仍会终结吗?自由民主制仍然是那个能让历史终结的唯一选项吗?三十年来,福山其实一直在修正和完善当年让他成名的那个理论框架。其中两部关于政治秩序的专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2011)、《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2014),被认为是为现代政治秩序背书的最重要的作品,他也凭此拿下了被誉为“政治学的诺贝尔奖”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2015)。为了解释特朗普的崛起,他于2018年出版了《身份政治》一书,从承认、尊严、身份的角度去理解自由民主制面临的新挑战以及新解法。

在2021年的末尾,时值《身份政治》一书的中文版问世之际,我与福山进行了一次远程访谈。

【采访/界面新闻记者  王磬】

一、身份政治:东亚经济的成功部分归功于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

界面新闻:让我们从《身份政治》这本书开始聊起。你在书里对身份政治的正负面效应都做了论述。比如,它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女性以及少数族群的权利,但也有可能损害言论自由,在部分情况下还可能被用来推动激进的民族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在你看来,是否存在“好身份”和“坏身份”的区分?什么样的身份是“好身份”?

福山:好坏身份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好身份”的要素包括:推行正确的价值观、维护和平、促进社会稳定等等,而“坏身份”则相反。全世界在20世纪见证了民族主义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兴盛。这种民族主义预设了一种国民认同,它基本上具有侵略性与排他性,种族色彩浓厚,推行以征服与侵占领土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甚至还会发起种族清洗,等等。

人类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这种情况。199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就受到数十年来的极端身份政治影响。这一切都在南斯拉夫崩溃后爆发了,该地区的各种身份团体开始相互交战。这从定义上讲就属于坏的身份。我认为好的身份要采取实际行动,促进一国之内的稳定并巩固其机构的正当性。

我相信自由民主制是非常好的政府形式。并且我认为,生活在自由民主制之下的人民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目的感以及身份感,此身份关乎他们从何而来、将要到何处去以及何种机制才是值得他们尊重的。之所以说当代某些身份政治存在较大的弊端,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否认我们在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较小的身份之外,还可以拥有一种更为广大的、具有民主性的身份。

界面新闻:你曾指出,种族、性别、国籍、宗教等身份,在当今的身份政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书中尤其花费了诸多笔墨论述民族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但阶级——这个传统上左翼政党最主要的关切对象——却几乎不在如今的身份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当今的贫富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阶级作为一种对个体而言仍然非常重要的身份,为何被排除在了身份政治之外?

福山:这反映了左翼政治在各个社会中的发展与变化。马克思曾基于大的社会阶级来确定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分别,亦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受压迫的一方,哪怕它占据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这种根本性的不正义需要加以改正。但在马克思提出这之后的150多年以来,许多西方国家对于压迫和不平等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对象从大范围的阶级变成了基于种族、性别以及性取向的特定团体。

这一变迁也有其理由。首先,在绝大部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已经富起来了。他们很难再宣称自己被资本家压迫了。敲骨吸髓的资本家从他们身上榨取钱财,但他们又都有了汽车、房子之类的财产,这就不太容易说通。某种意义上讲,无产阶级已经转变为了中产阶级,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也要承认,还存在着其它形式的不平等和不正义。

在美国,由于奴隶制与种族隔离的历史,种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议题。美国的黑人与白人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平等。196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人们进一步承认女性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例如女性享受不到同工同酬、沦为强奸与性骚扰的受害者以及遭到其它一些源自其性别的压迫。这与她们的阶级无关。你可能是一名富有的女性,但仍可能被强奸、被人低看一眼或者薪酬低于男性。进步主义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不太关注无产阶级这种比较大的范畴,它更多聚焦于更狭窄的、地位较为边缘化的特定团体。

界面新闻:我对于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可能有些不太一样的观察。比如,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就居高不下,不少年轻人真诚地相信他们不太可能过上比他们父母更好的生活了。我的观感是,进步浪潮固然兴盛,但阶级分野并未消失,甚至还在强化。

福山:我当然不是说阶级议题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左翼政党的重心确实发生了改变,他们对阶级议题的兴趣有所下降,对身份议题则更感兴趣了。例如在欧洲,许多左翼政党聚焦移民议题,致力于与反对移民的种族主义风潮斗争。他们支持移民权利,支持接受更多的移民。如果你说:“好吧,那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又怎么办?”他们会回答说:“这确实也是个问题,但比起同一个社会里的工人阶级而言,移民的境况更加严峻,他们所蒙受的不正义也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