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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泉:一篇独家报道,暗藏着美国政治的“阿克琉斯之踵”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泉】

自从美国政客网站在5月2日独家曝光了美国最高法院准备推翻堕胎权的判决意见草稿之后,美国媒体瞬间炸锅,最高法院门外也出现了保卫堕胎权的抗议人群,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关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准备如何利用这个判决来动员其支持者打选战,还有相关的法律讨论,国内很多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已经做了基本介绍,本文不再赘述,只就美国基本的政治运行逻辑再做一点补充。

出于解决现实政治矛盾的需要,美国的建国者们阴差阳错地将联邦最高法院推到了一个在政治体制中比较核心和突出的位置。在其后至今的发展中,高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积累了很多。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依据目前美国政治生态的发展趋势,高院正日益成为其整个政治架构的“阿克琉斯之踵”。不过就堕胎权这个案子本身而言,即使最高法院在六月底决定最终将其推翻,从美国“文化内战”的角度来看会是一件极具冲击力的大事;但从美国整体政治来看,短期内至多也就是茶杯里的风暴,暂时不会产生动摇性的影响。

《纽约时报》、《国会山报》、美国政治新闻网的相关报道

“文化战争”一词于1991年由社会学家亨特(James D. Hunter)提出之后,很快就被共和党政客借用。曾任尼克松助手的布坎南在1992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就宣称文化战争事关塑造美国心灵的主导权。随后,196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围绕堕胎、移民、同性恋,种族,学校中的圣经教育等社会和宗教议题的争论就成为了经久不衰的选战议题。

托克维尔早在十九世纪就观察到美国政治操作业已形成的一个习惯,就是几乎一切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都将最后转化成法律问题。美国政治司法化之后,一个自然而言的结果就是在其重大历史节点关头总能闪现联邦最高法院的身影。有国内学者对这一点很推崇,但实际上在美国国内,围绕“司法审查”和高院定位的争议从来就没中断过,并没有定论。

按照美国学者格里芬(Stephen M. Griffin)的总结,美国政治司法化之所以可行,关键在于将美国的宪法(Constitution)变成了行宪之法(constitutional law),使得法官们可以用解释普通法的方式来解释宪法文本。【1】但问题是,在实践中,运用普通法的解释方法并不能从每一个宪法条款中轻易得出可以为审判所用的法律原则。以第十四修正案为例,其第一款中规定“不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但哪些“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哪些不是,依据什么来判断,直到今天美国法官们还在不断斟酌。这次引起争议的“堕胎权”就出自1973年法官们对这一条款的创造性解释,而这又是今天的保守派法官所攻击和想要推翻的。

九名大法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间,虽然能够针对特定的尖锐矛盾,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适,但同时也能催生出美国式的宪政危机。宪法作为美国的根本法,决定了美国政治的基本架构;但变成行宪之法之后,当宪法被用来像普通法那样去调整美国政治运行的过程时,由于宪法文本本身的模糊性和有限性,直接后果就是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时期能够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对行宪之法的运用不仅随着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变化而变化,也同时受到美国政治发展的影响。1803年马歇尔在确立司法审查权时,曾假设政治与法律可以简单地被加以分割。但按照格里芬的总结,宪法司法化之后的美国宪政主义(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的一个根本特征却是政治与法律的混同(a mixture of law and politics)。政治司法化变成了司法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