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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麟:在中国问题上,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产业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


【文/郑若麟】

世界正处在危险的十字路口

2022年2月11日,乌克兰基辅街头

大约一年前,2021年1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著名的视频演讲中警告,当今世界状况与上个世纪30年代相比,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一场潜伏的严重危机很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甚至战争之中。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著名平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撰写出版了一本四卷本的书:《国际犹太人: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尖锐反映了西方陷入“反犹”思潮的状态之中。

福特的书出版后不到十年,世界随即爆发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大萧条”于1929年10月24日从美国股市下跌开始,几天内便形成华尔街股灾,进而席卷全球,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形成毁灭性打击。所有的经济指标均下挫,几近全盘崩溃。

很明显,“大萧条”导致当时国际关系格局日益紧张,各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亢奋,进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几乎在同一时期,希特勒在德国发动了慕尼黑政变,纳粹势力强势出现。不久后希特勒撰写的《我的奋斗》问世。反犹浪潮席卷全球。

顺便提一句,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奋斗》一书迄今已经销售8000万册,其中7000万册是战后销售的;而更令人震撼的是,近年来这本书的网络版在西方各国——从美国到欧洲——一直属于相对畅销的政治书。

2022年2月13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俄罗斯海军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是学界共识。当我们沉静下来反思、追溯的话,可以发现普京总统所警告的变局中的历史发生某种意义上的重演绝非杞人忧天……

2022年2月7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并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美欧发达国家会不会如百年前那样发生经济衰退,甚至走向“大萧条”,是各国经济学家们都在关注的热门话题。当然,原因有所不同,今天西方经济衰退从2008年就已开始,新冠疫情使之更趋严重。从各个领域看,新冠疫情都在成为全球经济衰退的催化剂。

从政治角度观察,美欧发达国家内部则在发生社会和政治矛盾尖锐化、极端化、暴力化的倾向(本文截稿时加拿大甚至正在发生“全国暴动”),极右翼势力急剧膨胀,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希特勒式的人物(也许已经出现,但我们不得而知或不便下断言?)。

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试图将世界一分为二,区分“敌我”对立阵营的动作不断:君不见,美国国内有一股势力竭力拉拢世界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来组成一个阵营联盟,并制造出“中、俄敌人”的幻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特别是美国军费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达7680亿美元,超过其后第二至十六名之总和;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警告美国和世界人民需要警惕的“军工复合体”不仅存在,而且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军工复合体”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的危险!

2022年2月12日,乌克兰基辅,俄乌局势紧张,乌克兰民众参加军事训练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时就可以发现,甚至有人正在直接试图挑起俄乌之战,并且蓄意以中国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为借口来寻求挑起台海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标志着今天的世界确实如普京总统所言正处于一个类似于百年前那样的危险的十字路口。

美欧危机加深 

而美欧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进而导致其内部产生严重的全面社会矛盾、分歧和冲突则是最严重的危机源。这一点,我们往往容易因为西方的“民选体制”能够转移矛盾焦点而忽略。但今天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爆发,而非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引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苏联革命早已成功。当时的中国也并非共产党执政。占领中国大半领土后的日本选择了南下,之后又攻击美国。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打败、占领波兰后,也首先选择南下入侵法国,与英法爆发全面战争。

今天回首,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内部各大资本之间的矛盾,因而战争是在他们之间爆发的……当今世界上同样存在着三大主要矛盾,中国、俄罗斯与美欧等“民选体制”国家基于意识形态之矛盾、基督—犹太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基于宗教信仰及文明冲突之矛盾,以及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基于全球化利益产生分野之矛盾。

而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矛盾。表面上看似乎意识形态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实质上却很有可能第三大矛盾即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野才是最危险的矛盾。

特别是目前在全球占据着(幕后)统治地位的跨国金融资本正处于这三大矛盾的中心地位之际。二战后西方“民选体制”国家之所以表现得似乎总是很“稳定”,“打赢”了冷战,收取了苏联解体的红利,甚至正在主导着世界格局走向“民主化(其实应该说是“民选化”更为确切)”“终极体制”,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民选体制”能够顺利运行需要两大前提条件:一是“民选体制”国家由于殖民主义掠夺、率先工业化而形成科技、工业优势、进而主导世界贸易和货币霸权、形成其国民社会经济领先态势,选举任何人上台都能保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上升发展;二是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水准必须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然而“经济持续发展”和“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两大条件今天都出现了问题。以法国为例。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平均5%以上)结束后,法国进入经济缓速增长时期(大约2.5%),而近十多年则进一步下降至2%以下。疫情更是使法国经济出现负增长(2020年为负增长8.2%)。法国国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7%、26501万亿欧元。

事实上,从密特朗开始,法国已呈“任谁当选都无法使法国经济恢复高速增长”之现实。经济发展的减缓必然导致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进而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西方大多数“民选体制”国家几乎均处于同样状态之中。

2022年2月8日,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统杜达一起在柏林举行会晤,重点探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 

新冠疫情则进一步使法国民众看到“民选体制”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法国媒体上被描述成“威权体制”)正在实践中产生差异。

新冠疫情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导致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似乎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西方“民选体制”国家远远被“非民选体制”国家所超越的大事件(当然,在西方媒体上依然是西方体制战胜了东方体制,即感染无数和死亡惨重的“无为而治”战胜了“动态清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指出今天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拉大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20年8月出版了一本新著:《社会主义万岁》(书名已足以令人震撼),开始探讨未来法国体制的可能走向……他的调查结果令人咋舌:全球前1%的超富裕阶层拥有全球资产总量的38.8%,而后50%的贫困阶层仅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式“民选体制”正在开始引发疑问。

换言之,自二战以来世界首次对西方“民选体制”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产生疑虑。美国甚至发生二百多年“民选体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败选的一方不承认失败,坚持认为胜选的一方“作弊”。这是“民选体制”开始趋于崩溃的前兆。

除了上述两大先决条件外,“民选体制”能够“稳定”“顺利”地运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幕后的统治者——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处于同一条阵线上。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各国产业资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区实施“经济殖民”、携手获利,因而双方能够和平共处。

然而,双方在全球化进程中携手获利的时代已经结束。跨国金融资本寻求的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而牟取利益最大化。二战后,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投资、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联姻等多种方式,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利益集团。

他们多面投资,并通过对全球其他产业资本的控股而一直并继续在全球化中受益。然而,西方产业资本近年来却由于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之迅猛崛起而在竞争中开始处于下风。

其直接后果便是企业倒闭、失业上升、经济增长停滞……因此,西方产业资本开始转向反对全球化,试图用“逆全球化”“重新工业化”等方式来阻止中国等国家冲击西方产业资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