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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劳蒙德:自由民主国家要赶紧解决这个悖论


【文/本尼迪克特·劳蒙德    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如何应对右翼激进主义,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于欧洲的政党,而且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如此。它突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以自由民主制度为特征的国家如何制定政策工具来反对一种政治现象?

这个问题,也被称为“宽容的悖论”,在民主国家中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些国家,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盛行加剧了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放任态度和压制态度之间的矛盾。当这些民粹运动企图排斥或剥夺部分人民的权力时,就会发展出一种悖谬的不宽容形式。

“宽容的悖论”通常可以通过拒绝无限的宽容来解决。然而,对待不能容忍的运动的方法却各不相同。在美国这样的程序性民主国家(procedural democracies),民主源自一套程序和价值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很少。像德国这样的实质性民主国家(substantive democracies)却认为民主程序不足以保护民主价值,因此有理由定期进行国家干预。

应对敌视民主价值观的运动有各种各样的措施。首先是警察和司法系统制定的压制性应对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同时应对激进的右翼政党和社会运动,并设法限制其思想的传播或激进的行为。取缔或监视相关政党,以及公务员内部的清洗,是自由民主国家对激进右翼活动人士实施的压制性政策措施。

相比之下,预防性应对措施是一种让民众参与反对右翼激进主义的激励性政策工具。国家希望动员非国家行为者,使它们参与决策过程,以遏制激进右翼团体的思想。预防性应对措施或许是对压制性应对措施的备选或补充。

这篇文章探讨了哪些因素会影响政策制定者对右翼激进主义的监管,并比较了法国和德国这两个相邻的实质性民主国家应对右翼激进主义的不同方式。

激进右翼有四种主要的意识形态类型:

(1)极端右翼的特征是公开反民主,通常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右翼独裁统治的激励且具有暴力倾向;

(2)种族中心主义右翼对民主的态度模棱两可,并主张文化和种族上的不可兼容性;

(3)民粹主义右翼支持一个强大而有魅力的领导人和一个漫无边际的民族主义计划;

(4)宗教原教旨主义右翼则在宗教框架性概念下捍卫国家的“纯洁性”。

激进右翼团体分为三个组织类别:政党、社会运动和亚文化社会环境。本文研究的是针对整个右翼激进主义光谱制定的政策管制。

德法管制右翼激进主义的差异与影响因素

为了理解国家层面对右翼激进主义的管制,卡尔·洛温斯坦(Karl Loewenstein, 1937)首先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概念“战斗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这影响了1945年以后欧洲民主的重建。

“战斗型民主”是指民主国家为“防止反民主的运动滥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而制定的措施,最终赋予限制个人权利的合理性。这种民主防御的理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压制性的、精英主义的和反参与的;它建立在对人民自我管理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之上。因此,国家行为者,特别是政治和安全行为者,被赋予镇压反民主运动的责任。

长期以来,德国被认为是“战斗型民主”的范例。1949年联邦德国宪法不仅确立了“战斗型民主”措施,也成为新的“战斗型民主”的主要工具之一:

例如,为了保护所谓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有理由禁止结社和政党,并监督滥用其基本权利来反对它的个人。德国根据宪法规定设立联邦宪法保卫局(Offic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如果有组织或个人积极反对既定秩序,该局以对其进行监视,并将其信息转交检察机关。在这个体系中,社会被认为是“战斗型民主”的行为者,理应有知情权。因此,联邦宪法保卫有责任通过年度公开报告,向社会提供有关极端主义活动的情况。在政府的领导下,该机构决定了政治运动(也包括政党)的合法性。

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最近德国政策制定者决定监视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简称AfD)的活动。

20世纪70年代,围绕极端主义活动的定义和用镇压手段来应对其行动的合法性,政策制定者们达成了惊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压制右翼激进主义、尤其是驱逐被认为过于激进的公务员,成为了一种官方政策,1972年联邦德国引入“激进分子法令”(Radicals Decree),1975年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确认了该法令的合法性。德国的国家政治行为者对右翼激进团体的禁令也成为(且仍然是)一种划定政治宽容外部界限的普遍做法。

2017德国大选,遭到蓄意恶搞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竞选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