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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默:俄乌战后的去全球化,最大输家是中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去全球化的议题谈了好几年,并总是围绕着中国打转,从西方民粹兴起,新冠疫情,到俄乌冲突,每一次西方都大量涌现“去全球化=中国要完”的预测模型,但西方经济学者的表现是——都不大信。

在同一事件上有完全冲突的看法,是经济领域的常态,这门学问好像不大靠得住。所幸,经济学的任务是预测,而预测是可以检验结果的。

在民粹的面向上,中美贸易战后的去全球化预测,没有成真;在新冠疫情的面向上,似乎也没有预测者说的那么夸张;现在,轮到俄乌冲突,类似的预测又大行其道。

论者曰:俄乌战后的去全球化,最大输家是中国。

以前两次预测与检验结果的落差可见,许多去全球化论点,或多或少都带有那么点期待中国跌倒的兴奋感,情绪诱导资料分析,以致产生明显误差。受情绪干扰,是所有分析者的通病,没有人能例外,但我们总得从误判中学到些什么。

过于简化的分析,不能搭配过于大胆的假设,然而,大胆假设,“粗”心求证的例子在全球化议题里可不少见,本文就说明下此类论述逻辑中的几个假设步骤,每个假设乍看都有理,但经不起推敲。

第一步假设:中欧渐行渐远

第一步假设的论点是:虽然欧洲在中美对抗里企图保持中立,但俄乌冲突拉近了欧美的距离,推远了中欧的距离,因此欧盟与中国将进入一个“更广泛的脱钩”。

这个论点的刻板预设是,民主国家之间比较容易合作,相对地,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合作,矛盾往往比诱因更多,相对容易闹翻。

姑且不提用民主与专制来区分两种经济主张,背后所隐藏的“异端歧视”,这样的刻板假设低估了“利益驱动营商决策”的影响力,以致错估中美贸易战的去全球化效力。

白话说,计算机敲一下,若高关税带来的损失,低于工厂外移的成本,商人就不会选择外移。此外,山不转路转,就算工厂被迫外移了,如何与中国供应链“再挂钩”以降低损失,必然也是商人的首要考量。

我想,这就是戴琪搞到现在,仍未在中美贸易架构里找到脱钩可能的缘故,因为她在所谓民主经济体里,找不到,或找不齐替代选项。这也不能怪她,经济全球化出生的时候,她也才刚出生,要改变一个历经50年的最佳化经贸结构,难度与否定一个50岁人的成功经验大致相当,极度困难。

所以她用上了“再挂钩”(re-coupling)与“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这两个新词,否决了不现实的“脱钩”企图,也气坏了期待“去全球化”能抵销中国崛起的那些“冷战信众”。

换言之,中欧经济关系再疏离,也顶多是“再挂钩”,而非“更广泛地脱钩”,除非这两个词是同义的不同措辞。美国已经用尽心思,使尽手段与中国脱钩了,而失败经验压倒一切“花言巧语的理论”(印度经济学者的说法)。

第二步假设:中国找不到取代泛西方市场的选项

第二步假设的论点是:中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商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8%——接近1.3万亿美元。如果未来十年中国进入这三个市场的机会减半,该国将需要其他市场来吸收其出口的大约20%,价值约6000亿美元(基于2021年的贸易数据)。

此论点考虑到了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但认为内需不足以弥补在美、欧、日流失的份额。

用简单算数铺陈大胆假设,是“去全球化”论述里显著的现象,然而,此假设背后藏着更大胆的假设:欧、美、日有能力在10年内减少一半的中国进口(包含商品与资金)。

目前的全球化既然用了50年时间“自然”形成,“去全球化”也绝不会是一日之功。即便假设欧美日的强力行政干涉能缩短这个时程,10年就能做到吗?能的话,戴琪就不必丢出“持续共存”的概念找骂了,直接说以“10年对华贸易减半”为目标即可。

而我们讨论的可是天生排斥政府干涉,并总是想方设法游说以左右政治决策的西方企业。大概谁也找不到愿意牺牲利益爱国的西方大企业,除非给出合理的安排与补贴,说服企业着眼于中长期利益,但这非常困难。英特尔应该能获得不少美国预算补贴吧,它与中国脱钩了吗?

大胆假设×大胆假设,很难以简单算数得出脱钩结果。

事实是,即便去全球化的预测甚嚣尘上,中国的贸易顺差、贸易流量、外资投入,是加大而非缩小。中国是展现全球化韧性最显著的经济体,主因包含但不完全在于中国稳定的发展路径与丰富原料,也在于结构转变必然的缓慢性原则。

只要全球化结构是缓慢变化,就可使各经济体动态调整适应,包含中国在内。除非极度适应不良,否则不存在真正的输家。举例而言,美国虽产业空洞化,但它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目前痛苦的来源是出在内部分配不均,而不是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