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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卡登:极端主义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文/詹姆斯·卡登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据8月23日报道,美国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次是3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另外六套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多套激光制导火箭系统(雷神公司的M982神剑);245000发155毫米火炮弹药;6500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药。

开战六个月来,美国对乌克兰的致命和非致命物资援助总额已达到570亿美元。

美国似乎在无条件支持基辅去达成一些极端的战争目标,包括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这留给外界一个鲜明的印象,即西方政策的发展方向是逼迫莫斯科无条件投降,或实现华盛顿更喜欢的政权更迭。

考虑到美国领导发起的制裁旨在瓦解卢布并摧毁俄罗斯经济,外界会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并没有错。事实上,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似乎正在将这场俄罗斯和西方间的代理人战争推向全面战争。

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

基辅的极端主义战争目标轻松赢得了美国的支持,部分原因是美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带有“极端主义”的特征。

专栏作家威廉•普法夫在20世纪90年代末写道,“美国现代外交政策的总体构想最终源于新教观点,即美国是上帝的代理人,在人间为上帝执行救赎行动。”

在美国参加一战这个问题上,普法夫和学者型外交官乔治•凯南都批评过伍德罗•威尔逊的极端主义观点。威尔逊认为美国参加一战是“以战止战”,普法夫称这是一个“道德绝对主义的目标,放弃了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凯南也抱有类似看法。凯南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表达了和普法夫相似的观点,他在1951年写道,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极端主义没有使“交战各方变得理性、谦逊并有意妥协。随着敌意不断加深,仇恨愈加强烈,交战国民众开始相信本国的战争宣传,理性的人被打压贬低,战争目标变得更加强硬和无比极端。”

令人担忧的是,美国领导人的发言已经充斥着极端主义的词句。回想今年3月,乔•拜登总统公开呼吁更迭俄罗斯政权,他告诉波兰听众,“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能再继续掌权了。”

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一再警告美国人民,用总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加强自身力量,为将来的长期斗争做准备。”

拜登政府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说,新的援助计划“旨在让乌克兰获得他们在中长期需要的东西……这是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并制止未来一年或两年外部势力对乌克兰的侵略。”请注意,他预期这场战争将持续一到两年。

基辅的极端主义正在一点一点地将美国推入战争深渊。正如凯南所说,“当战争标榜道德,这场战争就不会轻易结束,除非一方实现某种彻底的胜利。”

尽管凯南没有活到现在,见证美国的疯狂,但于2015年去世的普法夫却观察到美国外交决策精英彻底继承了威尔逊的精神遗产。这令他焦虑万分。

乔治·凯南

普法夫写道:“威尔逊绘制的世界民主愿景参照了美国模式并由美国主导,这个愿景基本毫无理性、充满浮夸且没有历史传承。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愿景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民主、共和两党制定的美国外交政策定下了总体基调,并激发了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对美国全球霸权的热情。”

拜登的言论和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援助会导致战争升级,而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无脑极端主义者却低估了这一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去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弥赛亚主义已沉淀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他们始终坚信自己的斗争无比正确,淡化甚至直接否定与莫斯科展开外交接触的可能性。

我们以前就这样做过。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亚洲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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