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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面对数字权力“组合拳”,中国需未雨绸缪


【文/刘典】

2022年2月,在北约东扩、领土争端、民族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在互联网空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数字冷战”同时爆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欧美科技巨头集体对俄“宣战”,或积极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数字地缘冲突中。

面对科技巨头凭借技术与数字权力体系发动的凌厉制裁攻势,俄罗斯毫无还手之力,几乎失去了在全球互联网平台上的“领土”。俄乌冲突引发的“数字冷战”打破了所谓“科技无国界”的神话,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科技巨头脱下“商业自由”的外衣,作为一股地缘政治势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其所展现的惊人破坏力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众对于商业公司权力边界的认知。

俄乌冲突的“数字空间战线”加速了全球数字地缘空间的体系分裂,科技巨头的角色转变推动了新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必将为国际政治格局重塑带来深远影响。

“硅谷军团”的诞生:

从跨国公司到地缘政治行为体

随着社会演变和技术发展,任何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个体,都能够清晰感知到科技巨头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俄乌冲突爆发后,人们突然发现日常提供便捷数字服务的科技巨头已经可以像国家一样参与“权力的游戏”。2022年2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乌克兰战争考验科技巨头的权力》,作者在文中指出:

对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而言,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时刻。它们的平台已经成为一场平行信息战的主战场,数据和服务成为冲突中的关键环节。【1】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俄乌冲突所揭示的地缘冲突的两个新特征。

第一,从战争的发生空间来看,数字空间正在成为与地理空间同等重要的战场。

“面对战争,现代技术是对坦克、火箭和导弹的最佳回应”【2】,这是俄乌开火以后 , 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ilo Fedorov)写给欧美各大科技公司的公开信中的内容。科技巨头打造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争夺战争话语权、塑造自身行为正当性、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首要阵地;科技巨头提供的地图、通信、支付等数字化服务也成为在战时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社会运行的重要领域。

第二,从战争的实施主体来看,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科技巨头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具备类似于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在此次地缘冲突中,科技巨头采取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例如,苹果、谷歌停止在俄罗斯的市场运营,脸书封禁俄罗斯官方媒体账号以阻断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应乌克兰副总理的请求为乌克兰启动卫星通信服务——星链(Starlink)以保障乌克兰在战时的互联网畅通;此外,科技巨头还通过切断在俄罗斯市场的部分数字化服务、停止芯片供应与技术服务等不同形式参与对俄制裁,对俄罗斯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这在影响战争进程、支撑西方全领域对俄制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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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技术革新让世界变得更好,几乎成为社会共识,而现在这种共识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纵观近四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历史,科技巨头被认为是推动未来人类经济社会模式革新与新文明形态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数字技术创造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应用生态全面而系统地渗透并重组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3】

科技巨头集合了先进技术、巨量资本和高效组织,一度成为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电商、社交、出行等不同商业场景耕耘多年的巨头持续擘画“科技乌托邦”的宏伟蓝图。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视野中,跨国科技巨头“无国界”“去国家化”“去政治化”等特质能够超越国家层面,在未来多中心或多主体的全球治理机制中担当重要角色。

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社会对于科技巨头的正面形象认知逐渐多元化。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已有学者在关注科技巨头权力扩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2021年10月至11月,一场关于科技巨头能否改变地缘政治范式的大辩论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展开。欧亚集团主席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在题为《技术极化时刻:科技巨头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指出,少数科技巨头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这些营利性公司控制内部代码、服务器和规则,重构原本由政府主导的世界格局。布雷默推演出三种数字地缘竞争的未来假设:

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至高无上,奖励国家的“冠军企业”;一种可能性是企业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赋予全球主义者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国家逐渐消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地位提升。【4】

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题为《科技巨头不会重造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提出反驳观点,他认为科技巨头与过去曾主宰石油、铁路等行业的托拉斯集团并无本质区别,是一种需要主权力量加以规范的“新型垄断”。科技巨头无法与物理空间脱钩,其在数字空间内的影响力无法为现实世界及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武力。“当安全、政治权威与技术创新之间需要权衡时,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技术创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权。”随着各国政府逐渐向数字空间延伸主权,科技公司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国家可以运用法律规范、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避免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利益侵蚀主权利益。他认为,科技巨头在未来将继续在国家政府设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国家才是转变未来的关键要素。【5】

美国知识界的这场辩论似乎已经将科技巨头的形象脸谱化了,科技巨头和主权国家间成为一种权力博弈的零和关系,然而,现实政治的变化超越了两位学者讨论所建立的分析框架。

俄乌冲突开启了“技术极化”的地缘政治时代,科技巨头化身“硅谷军团”,“中性”的技术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武器。一方面,科技巨头在俄乌冲突中所展现出的战略性威力,将导致未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更为分散、行为主体更为多元;【6】另一方面,随着各国政府逐渐向数字空间延伸主权,运用法律规范、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科技巨头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民族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7】

科技巨头的角色变化和行为逻辑,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传统现实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反而服膺于传统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博弈的地缘冲突框架,成为不同政治集体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