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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鸣江:“中国治下的和平”,会是什么样?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翁鸣江】

为什么要争取“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Sinica)”

一直以来,我们有不当世界领袖的外交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有些中国人看来,中国自己还没有发展好,现在要想在国际秩序和规则上动什么想法,无异于不自量力。

何况当今世界已经不是“真理只在大炮射程范围内”的天下,不可能再毫无顾忌地搞丛林法则、肆意弱肉强食,如今想要当世界老大,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且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加之中国人大多数本身就宅心仁厚,传统教育下更是喜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真当了“老大”,还可能比以往那些西方“霸主”背上更多的包袱……许多中国人不希望占别人便宜,但也不想被他人揩油。

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国际秩序和规则来说,一直以来我们本着就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于适合国情或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中国会遵守(“与国际惯例接轨”)。对于那些不适合国情、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

但是,在以前中国实力不彰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对“求同存异”视而不见。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自然引来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满,将中国的做法视为“选择性适用”。

一方面,从西方的右翼视角看来,中国的做法是占了国际规则的好处和便宜,却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他们认为,中国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总量上明明已经跻身世界最一流的国家,但在WTO等国际组织中仍然以发展中国家自居,到处“搭便车”。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的理解,如果当前的中国并不寻求推翻其从中受益的世界规则和秩序,而只是想增加在该规则和秩序内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那么逐渐会变成一个对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有破坏性作用的“搭便车者”。

特别是,随着美国已经越来越无力负责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中国实力崛起后却仍然不参加国际性事务决策,那么世界就必然再次会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这就是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问题。根据这个理论假说,早在1894年,美国就在经济上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在一战和二战之前,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始终不愿意负责起领导世界的相应责任,导致各国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经济危机此起彼伏,“贸易战”和“汇率战”等等更是摧毁潜在的国际间合作,从而最终加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要美国迅速承担国际责任只是理论假说的设想而已,实际上作为老大的英国也需要厘清两国的关系。1895年到1915年,英美两国逐渐缩小分歧,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图片来源:wiki

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这种对西方国际规则选择性适用的做法,只对中国有利,却对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利,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再说白一些,虽然西方右翼对“白左”理想嗤之以鼻,但是,骨子里还是跟左翼一个德性,那就是把自己永远看作高人一等。对他们来说,西方永远是最优秀的。之前和中国相比发展速度相对落后,那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给落后国家的帮助和倾斜太多了,而不是西方自己的问题。现在美国需要卸掉一切包袱和中国竞争,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和中国争权夺利。

更何况,在那些右翼眼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那就是一堆烂摊子,虽然美国自己是不想、也没精力和能力再理了,但是这个担子也该要忽悠中国挑起来了,就算不能拖垮中国,也最好能让其陷到里面不得翻身。

另一方面,从西方的左翼视角看来,西式的自由民主世界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中国则是意图挑战自由主义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很多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做法不符合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

特别是在西方左翼越来越要求扩张个人权利,主流观点越来越“存人欲、灭天理”的大趋势下,中国仍然恪守主权高于人权原则,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偏向于国家主义的强硬政策等,无疑更是触碰了西方左翼那些“道德圣母”的逆鳞。

在西方左翼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如果中国现在的做法与西方的标准和规则不同,那么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西方发展方向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大。长此以往,不仅中西方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中国还会挑战现存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和其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进而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中美更是有直接跌入到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爆发战争)的风险。

所以,对西方左翼来说,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不仅需要在西方“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基础上党同伐异,对外还需要一直不断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回应中国崛起的所谓“威胁”。

当然,不管是西方的左翼还是右翼,他们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已经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按照美国拜登总统的说法,世界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民主”与各种形式的“专制”之间的巨大竞争。这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还是一场同时涵盖了经济、文化、知识和政治竞赛的比赛,一场“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的较量。

所以,在这场注定会决定中国命运的、中美间的竞争、斗争、比赛和较量当中,是不是可以让美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那样能否保持竞争的“公平”?中国是不是永远只能听从和遵守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这些都是我们必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是否有自己领导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合理观点和主张。换言之,在有人试图让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是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要“领导世界”的印象而谨小慎微,还是要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打造和构建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新国际规则和秩序,进而顺势实现“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我们把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称为“旧秩序”的话,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有必要去打造“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新秩序”。

展开来说,中国肯定不会像美国那样,长期在表面上挂着所谓“自由民主”的羊头,实际上却卖着单边霸权主义旧秩序的狗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肯定不会靠自己独自的力量,来制定和执行所有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规则。中国承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就像国内一些国际事务专家理解的那样,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向一种更合乎道德、更人性化的全球秩序。

更进一步说,哪怕中国或许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可以令人信服地、坚持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却绝不是中国在所有事情上都说了算。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必需要尊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要求,毕竟现在西方的实力还摆在那里。

但是,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必然是要建立在主权平等、各国“平等相待”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与旧秩序最大的不同,在于东西方各国都需要放弃各自的傲慢与偏见,从单边主义重新回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所始终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