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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科诺普利亚尼克:欧洲的能源问题基于美国“漫长世纪”的终结


【文/安德烈·科诺普利亚尼克,译/观察者网 杨珈媛】

在我看来,当前欧洲大陆能源领域的所有问题,都与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漫长世纪”走向终结相关。

欧洲的能源问题基于美国‘漫长世纪’终结”,截图来自“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网站

阿瑞吉的“漫长世纪”

乔万尼·阿瑞吉在他的经典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中确定了全球资本积累的四个系统性周期: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19世纪末并持续到当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阿瑞吉的书在经过了15年的写作后于1994年出版)。世纪之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动荡中英国周期走向终点,美国周期登场(见图表1)。

图表1:全球贸易走向自由化的发展路径,本文作者根据《金融时报》数据制作

在美国积累周期的伊始,我认为有一个事件是相当重要的:1910年11月底,美国六大银行家在杰基尔岛进行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促成了于1913年12月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系统构成了阿瑞吉笔下所谓美国“漫长世纪”的核心。

20世纪美国的两次崛起可视为其积累周期、“漫长世纪”的基础。这两次崛起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恢复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战均发生于欧洲和亚洲,不在美国的领土之上。很大程度上,美国为这两次在其领土之外进行的战争和战后重建提供了物资和技术(在扩展自己产量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美联储的运作下世界经济美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可以说,美国“漫长世纪”基于其疆域以外的世界经历“破坏—重建”,循环往复。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地位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增势——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以及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标准。一方面,这降低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规则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推进双边协议体系。美国必然参与其中,作为双边中的强者,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规则。

首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于上世纪20年代达成,1959年签署了保护投资的协定,截至2010年,近3000个这样的协议达成。这些协议主要建立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美国将其模式运用到各种相应的保护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多边协议之上。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在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中,美国的领土上从没有经历过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世界大战或是局部战争。也就是说,所谓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模式下建立起来的。

然而在我看来,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周期即将走向终点。除了世界经济的三大传统中心之外,世界市场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强大的竞争者——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还有东南亚国家。彼时这些国家通过在世界市场上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扩大了竞争优势,并且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利基突破。

当前的游戏规则已无法维系美国的主导地位,无法为美国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阶段带来竞争优势,相反,还使得美国那些年轻且进取的竞争对手成长到了一个与之平等的地位。要想应对这种挑战,策略只有两个:要么跑得比竞争对手更快,要么就是“往对手的鞋里倒玻璃碴子”,让他们跑不动。

美国发生了明显的逻辑转变:从全球化到区域化,再到保护主义。制裁和禁运是保护主义的两种极端工具,而如今它们已成为美国进行竞争所常用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拒绝接受全球化进程的基础——国际法基本准则。

换言之,美国需要对其领土外的世界进行再一次的“破败—重建”的循环(通过新的租借法案以及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并保持其正在丧失的全球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欧盟作为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始终紧随美国之后,尽管大多数时候美国在经济领域的行动实际上针对的正是欧洲本身,欧洲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最薄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