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奇渊】

过去十多年以来，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先后冲击着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2017及之前的十年中以经济因素变化为主，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用地和环境成本上升，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度膨胀。这些因素都对推动产业外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17年以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产业链政策不断进行调整。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通过重塑美国国内税收体系、推出招商引资政策来吸引产业回流，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后美国又尝试了“近岸外包”，推动产业链向美国邻近国家（例如墨西哥）回流。不过这也难以撼动既有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因此美国进一步转向“友岸外包”。

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能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它们在关键商品、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扰乱我们的经济。”她进一步建议，将供应链集中在“我们可以信赖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美国的供应链风险。

由此可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的战略经历了产业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个阶段。这些做法不仅可能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造成冲击，还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逐步陷入孤立。

此外，拜登政府还采取了“小院高墙”科技规锁政策以试图推动与中国的“定向脱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中国+1”“中国+N”的战略，欧盟也开始将供应链问题与人权、环境等问题挂钩。

在此背景下，中国向东南亚、南亚、拉美国家转移的压力较大,尤其是处于美国近岸外包战略中的墨西哥，以及友岸外包战略中的越南和印度。

这些国家能否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形成真正的挑战？

墨西哥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挑战最小

墨西哥毗邻美国，且在拉美国家中经济体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巴西。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开启以来，墨西哥的发展环境似乎获得了一定改善。近年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先后生效，墨西哥与日本、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贸易摩擦当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部分贸易向墨西哥发生了转移。这些都使得墨西哥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

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占到墨西哥全部出口的八成，而且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存在明显竞争关系。在美国进口的交通运输设备、电气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进口额当中，墨西哥分别占比31%、25%、17%。由于美墨贸易联系密切，且墨西哥对美出口对于中国对美出口的替代性强，因此墨西哥似乎很可能成为贸易、投资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墨西哥要替代中国制造，其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墨西哥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按2015年的美元不变价来计算，2021年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255美元，与2007年的9214美元相比几乎没有增长。

具体而言，墨西哥的商业制度对外资不够友好，基础设施方面电力和运力严重不足，特别是严重的腐败也阻碍了经济发展。

墨西哥工匠制作质朴木质家具 远销美洲。图源：视觉中国

此外，美墨加协定部分内容对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并不利。比如，美国提出了“国内产品附加值占比要求”或要求“轿车、卡车及其零件的某些生产在美国进行”，这使得墨西哥难以通过该协定吸引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外资。

墨西哥并没有摆脱其固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因此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墨西哥也难以发生经济奇迹。整体上，墨西哥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得的贸易增长较小。

2021年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玛丽·拉夫利（Mary Lovely）和David Xu估算，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多增长了3.4%。从市场份额来看，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业中，墨西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平均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在未加征关税的行业，墨西哥的市场份额甚至略有下降。

在投资方面，墨西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缺乏积极变化。根据Mary Lovely和David Xu的观察，除了2020年因疫情导致FDI急剧下降之外，墨西哥的FDI在2018年至2021年也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而且墨西哥的大部分FDI流向了以金融和保险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并不理想。

观察2021年墨西哥的FDI，除了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能与2018年持平之外，计算机制造业等主要制造业的FDI均呈现显著下降。近年来，受到疫情和美墨加协定不利条款的影响，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并不明朗。

总体上，墨西哥经济增速也相当疲弱，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其经济增速仅为-0.2%，疫情暴发之后的经济表现也十分疲弱。2021年增速虽然达到5.7%，但是因为2020年增速为-8.3%，其经济还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