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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特·舒赫:当下德企在华做生意,都会考虑三个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译/观察者网 郭涵】

“脱钩”这个现象并不新鲜:自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与西方悄然发起了针对中国的经济脱钩;特朗普政府只是粗暴地、锣鼓喧天地在执行;拜登政府看似讲话客气,但政策是一贯的。

正如我之前所写过,欧洲特别是德国,对于脱钩相当不情愿。

德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是第二大客户,(占德国出口比重)大概与美国或法国体量相当,我们从脱钩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德国自二战后复苏以来,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主张就是“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更不必说中国是我们头号的进口来源国。

但如今,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我们面临一个多少已经不同以往的局势:

1.防疫形势;

2.德国新一届“红绿灯”政府(指德国社民党、绿党与德国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三党代表颜色分别为红、绿、黄——观察者网译注)

3.俄乌战争:对于任何被视作“系统性对手”的外国力量,德国国内正拿着放大镜检视对它们的依赖。

基于防疫的考量

新冠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作为战略顾问,我在自己的客户群体中就见识过,有企业因为防疫措施而犯愁。由于隔离规定,出行意愿相应降低;而在酒店隔离数天后,也不确定能否继续顺利前往想去的目的地。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谈生意,或许更看重人际关系中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建立在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

我的一名客户在美国收购了一家公司,相关部门CEO飞到美国参加签约仪式,这是他自新冠疫情出现后至今,唯一一次去美国;其它的任何问题,都通过视频会议或经由美国那边的基层员工与律师处理妥当。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家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案告吹了,部分原因是在持续数月的激烈谈判后,依然没法安排与中国公司的老总坐下来面谈。那些已经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自然也会担心他们的工厂或办公室面临突然关停的可能。

对于中国的防疫政策,一种不带感性色彩的德国式评估可能是这样的:

当病毒出现新变种,又缺乏有效的疫苗,存在大规模且不确定的感染风险时,中国式的“清零”政策运行得非常成功。与欧洲 、美国乃至几乎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国有能力在境内控制住疫情传播。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加上遵守纪律、能吃苦耐劳的人民,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当相对有效且安全的疫苗问世后,包括那些能够应对新变种病毒的疫苗,就可以把这个因素纳入防疫考量中。至于对于哪个国家造出何种疫苗,以及由所谓“竞赛”引发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大家没必要太上头。全世界三大疫苗制造商——法国的赛诺菲、英国的葛兰素史克以及德国的默克集团——都没能产出堪比百欧恩泰(BioNTech)/辉瑞和美国莫德纳公司那样的疫苗。

在德国人眼里,西方因为缺乏实现清零的纪律性,付出了上百万人死亡的代价后,社会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在疫情之初表现得更好,如今面临压力,可以更多地应用全球医学成果。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最近就谈到,中国的营商环境在确定性、可靠性及效率方面有所变动。

新冠疫情凸显了当今供应链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工厂停歇、集装箱难运转、工业产品零部件短缺,以上种种情况让许多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增强供应链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