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葛汉文】
“海上封锁”是一类敌对性行为，是指特定国际行为体运用其海上武装力量（甚至民间力量）对一个国家特定空间区域（通常是其海岸、港口和航线）进行的单方面的隔离，以阻止这个国家以及中立国军用或民用船舶自由出入。在国际关系史上，封锁尤其是海上封锁，一向是部分海洋强国惯常运用的战略手段，在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若干次战争之胜负及和平时期国际安全形势的演进造成了显著影响。
自20世纪初作为海上强国兴起以来，美国显然已习惯于将海上封锁作为其战略缔造的关键手段。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后，随着国际权势分布状况的剧烈变动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演进，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化的背景下，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求在大国竞争中阻滞、削弱乃至战胜之，已成为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激辩的热门议题之一。此类顽固坚持“零和”效应、逆时代而动并且极其危险的思维逻辑在美国战略学界的再度泛起，严重毒化了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氛围，加剧了地区安全紧张局势，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中俄伊“海上联合-2022”军事演习中的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图片来源：互联网）
封锁的历史、特性与战略意义
在战争乃至和平时期，对敌方特定空间区域实行封锁尤其是海上封锁，以求获取某种战略利益，乃是一种具有悠长历史且较为常见的战略类型。海上封锁的目的，在于封锁敌方军用或民用舰只、孤立敌方守军、切断敌方海上交通及削弱敌方战争潜力等。历史上已知的第一次海上封锁案例，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在伯利克里（Pericles）的高超筹划下，雅典及其统辖的提洛同盟凭借占据显著优势的海军坚持对伯罗奔尼撒同盟实施海上封锁，通过部署战舰到敌方海岸线巡逻，将敌方舰队围困在港口之内，扰乱敌方的海上贸易，以求迫使敌方舰队出战、破坏对方经济、震慑人心并最终压制对方使之屈服。
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海权势力的大勃兴及其战略优势的逐步显现，欧洲海洋国家开始重新意识到海上封锁这一古老战法的战略价值，并将之引入本国的战争实践和战略缔造过程之中。尤其是到18世纪之后，主要以其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为代表，利用优势海军力量对敌对势力展开海上封锁，以求以己方所擅长的方式、以较小的代价赢得胜利。这成为英国参与战争的主要样式，甚至上升为其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雅典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相似，英国海军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对法国主要港口的近距离封锁不仅阻止了法国舰队出港，切断了正在加拿大作战的法国军队与本土的联系，还通过扣押、捕获试图穿越封锁的商船，阻断了法国大多数海上贸易，进而对法国整体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为其最终在战争中取胜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英国再度将海上封锁作为配合陆上作战、平定北美殖民地叛乱的主要工具。但与七年战争不同，英国海军对波士顿、纽约等殖民地主要港口甚至整个北美殖民地沿海地带（特拉华和切萨皮克湾）的封锁，基本不带有直接的军事目的（因为殖民地并不拥有值得一提的海军），而主要出自阻断外来援助、间接削弱大陆军实力的企图。
同时，英国还尤其希望借此切断殖民地与外界的海上贸易，给殖民地社会经济生活制造混乱，以打击殖民地士气和继续战争的意志。不仅如此，自独立战争结束后直至英美战争（1812—1815）爆发，即使是在非战争时期，英国仍对美国实施严格的海上封锁和禁运政策，英国海军船只封锁美国港口，并不断抓捕扣押美国贸易商船，这也正是美国决定向英国宣战、进而引发英美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中更是将海上封锁作为打击法国的决定性手段。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对法国所有的重要港口进行了严密封锁，将法国舰队困死在港口之内。法国舰队突破封锁的尝试是拿破仑战争中许多重大海战（最为著名的当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直接导火索。而英国在这些海战当中的胜利，不仅消除了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并且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全球海上霸权。
海上封锁所发挥的战略性作用还不局限于此：英国的海上封锁几乎完全切断了法国获取外来资源的渠道，最终使“（法国）如同一座城堡由于封锁而陷落”。不仅如此，英国的海上封锁对法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逼迫拿破仑发布柏林敕令，强制其他欧洲国家服从其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而此举造成法国的盟友俄罗斯经济困难，于是俄罗斯退出该体系。为惩罚俄罗斯退出大陆封锁体系，拿破仑发动了灾难性的征俄战争。
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海上封锁对特定国家战争实力的影响开始愈发具有破坏性。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英法两国海军针对俄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为两国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提供了战略便利。
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北方海军对南方邦联展开了严密的海上封锁，对南方经济构成了毁灭性打击，为北军赢得内战胜利提供了绝佳助力。日俄战争（1904—1905）当中，交战双方均对彼此采取了海上封锁：日本海军封锁了旅顺港，而俄国则封锁了向日本供应物资的中国港口。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英国海军不断拦截、搜查和扣押同盟国甚至中立国船只以强化对德国的封锁；而德国为进行反制，于1915年2月宣布不列颠群岛周边为作战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受到攻击：德国此举实际上是借助新的军事技术（潜艇、鱼雷等），以不对称的方式对英国展开一种新型的海上封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封锁依然是交战两大集团惯用的作战样式之一。尽管封锁形式与一战相比并无太大变化，但封锁作战的任务区域此时已得到极大的扩张，整个大西洋乃至大部分太平洋成为敌对各国海军展开封锁和反封锁作战的主要战场。
二战结束后，海上封锁仍然在战后国际安全形势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美国则取代英国成为战后海上封锁的主要实施方。冷战时期最为著名的海上封锁，当属美国自1962年开始的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禁运、封锁和海上围困。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海上封锁行动、特别是其水面作战舰只对苏联及其他苏东集团国家民用舰只的拦截甚至开火示警，极大地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甚至将世界推至核大战的边缘。
1962年，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开始发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越南战争（1964—1975）期间，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海上封锁阻断了越南北方从海上获得任何外来援助的可能性。海湾战争（1990—1991）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对伊拉克进行的封锁有效地阻止了军用物资通过波斯湾和红海输入伊拉克，为多国联军在战争中获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历史上发生过的诸多海上封锁案例中可以大体归纳出有关海上封锁的若干一般性特征：首先，与“制裁”（根据相关标准，谴责并惩罚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某种行为）和“禁运”（禁止对某国输出或由该国输入全部或部分商品）等概念相比，海上封锁作为一类特定的军事行动，含义相对更为具体，同时敌对意味也更为显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的国家，一般多为经济实力（资源与工业基础）较强、拥有足以控制海洋的军事实力、能够确保中立国家服从的国家；封锁行动的目的，在于以一种风险不高和看似“相对平和”的方式破坏被封锁国家的稳定，削弱其军事潜力，最终迫使其大幅地变更政策。
其次，就作用时段而言，海上封锁可以分为战争期间的封锁与和平时期的封锁（pacific blockade）。前者明确属于战争行为，而后者则是一种非战争的敌对行为。按封锁地域区分，海上封锁可以分为近距离海上封锁与远程海上封锁。海上封锁的意图，可以分为针对军用舰只的封锁和针对商业活动的封锁。前者的目的在于阻止对方海军舰只离港以实现对特定海域的控制，后者的目的是破坏敌方的海上贸易。当然，在诸多历史案例当中，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这两种意图往往兼而有之。
再次，海上封锁是确保海洋控制权的两种方法之一（另一种是舰队决战），是海军的一项基本行动样式。海上封锁涉及复杂的外交、经济和军事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执行海上封锁行动的难易程度，与封锁实施方及被封锁方的海军实力对比紧密相关，同时还受被封锁国家海上贸易水平、海岸线长短和港口数量等因素的直接影响。
海上封锁的战略效应因对象国的不同而异。对于那些具有较高的海洋依赖度、海上贸易活跃和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海上封锁显然能够收获更为可观的战略利益；海上封锁行动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封锁国执行封锁行动的方式和力度，同时还取决于第三方或中立国的态度及行为，甚至后者更为关键，这一点已为诸多历史案例所反复证实。
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海上封锁在诸多战争甚至非战争时期频繁出现以及在部分国家军事乃至国家战略成功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得到战略学界的极大关注。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自己就曾在美国内战中执行过针对南方邦联的海上封锁任务，因此对海上封锁在战时和平时可能发挥的战略性作用有着深刻的体会。
作为海权论的主要阐述者，马汉极力地强调海权之获得对于特定国家生存、强大乃至实现霸权的重要意义。在马汉看来，世界强国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与海权的获取与丧失直接相关。而对特定国家实施海上封锁，可以“严重干扰这个国家的贸易，从而给这个国家带来苦痛”，还可将敌方商船和海军战舰困在港内，并在敌方战舰设法逃脱时将其歼灭于海上。因此，海上封锁行动不仅直接关乎封锁国与被封锁国家的海上商业、财富与资源，更对特定国家能否萌生、培育进而巩固海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