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马立明】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依附论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学说，在发展中国家流传甚广。依附论又称“外围-中心论”，由巴西学者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最早提出，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德国的安德烈·弗兰克（Andre Frank）等。依附论认为，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关系的规则、主题、动向，而发展中国家则游离在主流之外，受到支配和钳制。在国际传播领域，同样可以看到“中心-外围”格局的大致轮廓。伴随着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与互联网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信息全球化理念遭到挑战，一度沉寂的依附论在国际传播领域再度被激活，体现为信息依附论的全新形态。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是一种权力”。他认为，我们的社会形态处于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控制机制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在于社会领域，这种机制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统治的社会融合和排斥行为因此也越来越内在于主体自身。拥有话语权的西方媒体也拥有构建世界的能力。国际新闻报道是一个成本极高、回报率低、人才稀缺的领域，要完成一篇跨国原创报道需要大量资金扶持——不仅需要派驻记者前往事发地，在相关区域设置记者站，还要招聘当地新闻助理。只有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国家）的大型媒体集团才能负担起国际报道的高昂费用。大部分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媒体机构购买新闻内容，价钱虽然相对低廉，但背后的代价非常大——西方媒体在该国掌握了话语权力，这造成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信息依附。
西方媒体通过新闻报道的垄断优势，构建全球的伦理秩序，同时宣传和输出西方价值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为了执行依照上述原则并实施的计划（劫掠、剥削和控制），国家必须编织出一张精巧的假象和欺骗之网。”探索国际传播的信息依附本质，需要深入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结构体系的研究，通过“图绘”，描述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权力的分析，有助于对国际传播的规律与效果进行全面的评估。当下“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动力来源在哪？它的表现为何？它如何嵌入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中？它的本质为何？出路又在哪里？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信息依附论下的“中心”与“外围”
依附论诞生于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发展中国家颇为流行。依附论的代表人物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两极构成的，这种两极格局形成了一个排斥性的体系，“中心”是繁荣富足、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围”则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外围”依附“中心”，而“中心”利用“外围”，同时限制和阻止“外围”的发展。最后的结果是：“中心”日益发达，“外围”则持续凋零。依附论认为，“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依附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也分为比较激进的古典依附理论和比较温和的改良主义依附理论以及依附发展论，但总体而言，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是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
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核心位置，在格局中属于“高维可见”。这些国家往往就是依附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它们是国际舆论场上的主要言说者，也是议程设定者。除此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处于外围，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缺乏存在感，不仅无法参与议程的设定，而且无法进行自身的表述。在当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了90%的信息发布渠道，通过国际新闻报道介绍国际局势和世界发展态势等内容，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信息轰炸，牵引发展中国家的认知，并调整和形塑后者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文化内容产品的传播上，还是在新闻报道的传播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西强东弱格局。在文化内容传播领域，我们可以见到西方文化在全球多个维度的显性呈现，在全球化浪潮下，好莱坞、迪士尼、漫威、NBA 等文化品牌在资本与国家意志的强势推行下进行全球传播。在新闻领域，以CNN、美联社、《纽约时报》、BBC 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圈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有能力进行全球新闻采访与内容生产，因此生产了占据总数90%以上的新闻产品。而外围国家大多数缺乏跨国采访的能力和资金，对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新闻无计可施。因此，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与阐述上，西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Allsides多角度新闻阅读网对部分西方媒体立场的划分。（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中心国家生产的新闻产品也提供给外围国家。大量外围国家的媒体在引用中心国家的文本、画面与观点的同时，在接受中心国家媒体制定的新闻框架。这些媒体虽然号称客观中立，但依然有明显的报道框架与价值取向，这种框架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外围国家的受众。根据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观点，框架就是人们对某个社会问题的认知路径。“人们借框架整合信息、了解事实，其形成和存在均无可避免”，新闻媒体借助这种框架来勾勒国际局势的相关事实。通过框架的建立，中心国家巧妙地将带有主观性的叙事视角推广至全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外围国家受众对国际新闻的认知。
普雷维什在他的经典著作《外围资本主义》中提到了信息依附体系的存在：“新闻企业和一个以特权消费社会为特点的体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商业广告……大的新闻企业不论其政治主张是如何地广泛和不同，但它们都是体系最高层的组成部分。”从总体的政治经济领域看来，国际传播机制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国家的传媒机构也巧妙地维护其所在国的优势地位，不断地强化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传媒机构与跨国公司一样，都是依附体系的共谋者。因此，国际新闻业并不完全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国际政治在文化上的工具性使用。由于缺乏对手，西方媒体可以对国际新闻进行选择性报道，甚至公然歪曲事实。
在2021年5月爆发的巴以冲突中，加沙地带武装人员与以色列军队互射导弹，造成加沙地带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名以色列人死亡。该事件是巴以长期冲突的一个阶段性爆发，由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发生的冲突引起，背后涉及长达70年的历史经纬与民族矛盾。在 CNN 新闻网站2021年5月—7月发表的17篇相关报道中，6篇立场相对中立，但有11篇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将哈马斯塑造为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没有一篇支持哈马斯。CNN新闻网站长期以来对巴以矛盾的报道框架，总是将以色列建构为无辜、受害、文明的一方，而将哈马斯建构为野蛮、暴力、恐怖的一方，这种“文明-野蛮”的二元结构框架将影响受众，使受众忽视巴以冲突的复杂性，认为哈马斯“罪有应得”，而对以色列的暴力手段给予肯定。在巴以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是长期偏袒以色列的。以色列虽然位于中东，但被视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在报道中，西方媒体以巧妙的“框架”强化了倾向性，从而也塑造了受众的价值认同。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受到巨大破坏，对原有殖民地政治与军事的控制力不断下降，最后殖民体系也土崩瓦解。不过，帝国主义改变了以往的武力占领和直接殖民道路，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操控，在经济、文化与科技层面的“后殖民”成为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进行控制的新手段，而传播层面的操控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大规模统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许多方式传播宗主国的文化，渠道为传媒、教育等，进一步控制前殖民地国家的精英阶层，并将它们纳入统治体系，使其成为驯化这些国家的一种工具。
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行动体现为如下四点。
第一是信息传输。中心国家的媒体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进行内容生产。多家西方权威媒体，如 CNN、BBC、CBS、VOA、FOX 等，尽管在国内新闻产业中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步调一致。这些媒体在全球各地设立记者站，各自派驻了数百名记者。
第二是报道评价。这些媒体也会对外围国家的新闻进行报道，包括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评论。这些报道都带有特定的立场，干扰被报道国家的舆论场。比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非洲的描述就建立在贫困、战乱、绝望的框架上，试图暗示缺乏白人殖民者的引导，非洲国家就无力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只有西方的NGO 组织有能力帮助非洲走出困境。这导致人们对非洲政权失去信心，也助长外资不敢进入、本国精英出逃等恶性循环。
第三是支配控制。中心国家通过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受众的认知，让外围国家的一代人产生对中心国家的好感，从而强化外围国家的精神依赖。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文化领域的表现之一。它不断地改进说服手段和大规模销售的技巧以达到这一目的。以美国为例，其文化传媒产品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世界到处充斥着美国制造的影像与信息，带有意识形态统摄力的文化帝国主义得以形成。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指出，在美国资本主义拓展国内外市场的过程中，美国商业传播媒介在美国商业组织及其价值观向国际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扩张和传播中扮演了先锋角色。
第四是批评矮化。一旦外围国家的执政者违背中心国家的“旨意”，就会遭遇西方媒体毫不客气的攻击。尤其是该国遭遇政治风波的时刻，西方媒体会快速地介入，煽动民众推翻政权。这部分在后面会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