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本文旨在诊断当前流行的“民主疲劳综合征”，我们可以做出三种诊断：政客的过错、民主制的过错、代议民主制的过错。接下来我将逐一探讨它们。
政客的过错：民粹主义
政客都是野心家、匪徒、寄生虫；政客都是牟取暴利者；政客脱离了普通民众；没有他们，我们会生活得更好。这些指控我们很是熟悉；民粹主义者每天都在使用它们。根据他们的诊断，民主制的危机首先是政客的个人危机。现在的统治者们都是民主精英，这一阶层完全不了解平头百姓之需求与疾苦。因此，民主陷入危机纯属意料之中。
在欧洲，说这些话的有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也有新近上台的领导人，如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一些政党也这么说，如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正统芬兰人党（The True Finns）、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在他们看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并不困难：更好地代表民众，或选出更多民众出身的人民代表，他们的民粹主义政党最好还可以获得更多选票。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常以“人民的直接代言人”、“底层民众的传声筒”、“常识的化身”自居。他们声称自己不同于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关系密切。公民们怎么想，他们就会怎么做，对领导者的责任，他们从不推卸。所以他们说：民粹主义政党的政客与人民血肉相连。
我们深知，以上说法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每个社会都有其多样性），也不存在什么“民族直觉”，而常识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意识形态意味最强的东西。常识矢口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意味，就好比一个动物园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还是一片原始土地。认为存在一种领导者，他（她）可以某种有机方式与民众打成一片，拥有和民众一样的价值观，并能意识到他们时时变化的需求，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观点，不如说是在走向神秘主义——并不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不过是些营销技巧罢了。
对欧洲国家的民粹政党领导人来说，怀疑欧盟是共同的主张
民粹主义者就是政治企业家，他们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在必要时还会空口许诺以迎合民众。他们如果获得权力，会如何对待那些与之意见相左的人，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民主将权力赋予多数人且尊重少数人——否则，民主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多数人暴政”。
因此，对于身体抱恙的民主，民粹主义并非一剂良药。但原因并不在于药方不好，抑或诊断没有找到病根。我们的人民代表确实面临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民粹主义者没有信口雌黄。受过高等教育者在议员中占绝大多数，所以别人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民主是“文凭民主”（une démocratie diplomée）。与此同时，议员的招募也存在问题。社会学家J.A.A.凡·多伦（J.A.A.van Doorn）指出，在以前，议员们当选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某些方面”，而如今，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议员是“职业政客”，甚至民粹主义政客也不例外：“他们大多是经验不够丰富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将代表社会的某些方面，因为人民选出了他们。”现在人们倾向于将议员看作一项有趣的事业，一份有时子承父业的全职工作，而不是一项时长只有短短几年的针对社会大众的服务。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佛兰德斯已经出现了几个“民主王朝”（dynastie démocratique）：德克罗（De Croo）、德古奇（De Gucht）、德克拉克（De Clercq）、万·登·博什（Van den Bossche) 和托贝克（Tobback）这几个家族的第二代已经掌权。一个著名的姓氏可以加快进入议会的步伐，一位已卸任的高官曾私下这样跟我说：“其中一些人如果换一个姓名，就甚至连地方议会的席位都够不着。”
我认为，将民粹主义当作一种反政治形式而不予理会，这从学术上讲是有失偏颇的。民粹主义是进一步加强代表的合法性，进而消除民主危机的最好尝试。民粹主义者们提出实施一次简单而重大的手术，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换血，尽可能彻底地换血，其他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反对者认为这并不能使决策高效化，并质疑说即使换一些人，政府也不会有所改善。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执行民主制的官员，而在于民主制本身。
民主制的过错：技术专家治国
民主决策往往既耗时又复杂，这让人们对民主制本身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面对欧元危机带来的巨大而紧迫的挑战，人们开始寻求效率更高的制度。于是，技术专家治国被看作一条康庄大道。在这一制度中，人们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交给专家，因为专家的技术知识可让国家走出现在的困境。技术专家取代政客成为国家的“经理”：他们无须因选举而患得患失，可以高瞻远瞩地计划筹谋，并采取一些不得民心的措施。于他们而言，推行何种政策是一个“市政工程”，属于“管理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主张技术专家治国论者都是希望看到国家取得进步的精英阶级。民粹主义是人民的，技术专家治国是精英的，真是如此吗？此言差矣！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公民已经准备好把权力赋予那些并非选举产生的专家或企业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慷慨大方）。极具影响的《隐形民主》（Stealth Democracy）一书这样写道：“人民更愿意把权力赋予一个不想要权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大多数公民希望民主像隐形战斗机一样隐形而高效。“在他们看来，功成名就的企业家、独立自主的专家尽管缺乏同情心，却很有才干，可以胜任管理国家的工作，又对权力无动于衷。于大部分人而言，这样足矣，比起现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至少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话语部分借鉴了1990年代的“后政治”（postpolitique）思想。那时人们倡导“第三条道路”、“新中间路线”和共同执政，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是明日黄花。斗争了几十年后，左派和右派又手牵手大步向前了。人们说，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只要将其付诸实践就行；重点是要实行“良好的治理”。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蒂娜”（tina）原则，也就是“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自此，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基石就算奠定了。
前英、德两国领导人布莱尔与施罗德，是90年代欧洲左翼政党“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代表人物
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技术专家治国风向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国家近年来不经由选举就确定了领导人。例如，2011年10月11日至2012年5月17日，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oukas Papadimos）补任希腊总理；2011年10月16日至2012年12月21日，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f）担任意大利总理。在危急时刻，公民看中的是他们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专业能力（前一位是银行家，后一位是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
其他机构也施行了技术专家治国这一策略，不过没这么醒目。近些年来，国会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已转移到了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机构。它们也并非经由民主选举而来，因而体现了决策过程中更为广泛的专家治国现象，即银行家、经济学家、货币分析员已涉足权力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