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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德·范雷布鲁克:民粹主义会危及少数人,专家治国会损害多数人?


【文/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本文旨在诊断当前流行的“民主疲劳综合征”,我们可以做出三种诊断:政客的过错、民主制的过错、代议民主制的过错。接下来我将逐一探讨它们。

政客的过错:民粹主义

政客都是野心家、匪徒、寄生虫;政客都是牟取暴利者;政客脱离了普通民众;没有他们,我们会生活得更好。这些指控我们很是熟悉;民粹主义者每天都在使用它们。根据他们的诊断,民主制的危机首先是政客的个人危机。现在的统治者们都是民主精英,这一阶层完全不了解平头百姓之需求与疾苦。因此,民主陷入危机纯属意料之中。

在欧洲,说这些话的有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也有新近上台的领导人,如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一些政党也这么说,如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正统芬兰人党(The True Finns)、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在他们看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并不困难:更好地代表民众,或选出更多民众出身的人民代表,他们的民粹主义政党最好还可以获得更多选票。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常以“人民的直接代言人”、“底层民众的传声筒”、“常识的化身”自居。他们声称自己不同于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关系密切。公民们怎么想,他们就会怎么做,对领导者的责任,他们从不推卸。所以他们说:民粹主义政党的政客与人民血肉相连。

我们深知,以上说法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每个社会都有其多样性),也不存在什么“民族直觉”,而常识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意识形态意味最强的东西。常识矢口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意味,就好比一个动物园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还是一片原始土地。认为存在一种领导者,他(她)可以某种有机方式与民众打成一片,拥有和民众一样的价值观,并能意识到他们时时变化的需求,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观点,不如说是在走向神秘主义——并不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不过是些营销技巧罢了。

对欧洲国家的民粹政党领导人来说,怀疑欧盟是共同的主张

民粹主义者就是政治企业家,他们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在必要时还会空口许诺以迎合民众。他们如果获得权力,会如何对待那些与之意见相左的人,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民主将权力赋予多数人且尊重少数人——否则,民主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多数人暴政”。

因此,对于身体抱恙的民主,民粹主义并非一剂良药。但原因并不在于药方不好,抑或诊断没有找到病根。我们的人民代表确实面临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民粹主义者没有信口雌黄。受过高等教育者在议员中占绝大多数,所以别人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民主是“文凭民主”(une démocratie diplomée)。与此同时,议员的招募也存在问题。社会学家J.A.A.凡·多伦(J.A.A.van Doorn)指出,在以前,议员们当选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某些方面”,而如今,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议员是“职业政客”,甚至民粹主义政客也不例外:“他们大多是经验不够丰富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将代表社会的某些方面,因为人民选出了他们。”现在人们倾向于将议员看作一项有趣的事业,一份有时子承父业的全职工作,而不是一项时长只有短短几年的针对社会大众的服务。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佛兰德斯已经出现了几个“民主王朝”(dynastie démocratique):德克罗(De Croo)、德古奇(De Gucht)、德克拉克(De Clercq)、万·登·博什(Van den Bossche) 和托贝克(Tobback)这几个家族的第二代已经掌权。一个著名的姓氏可以加快进入议会的步伐,一位已卸任的高官曾私下这样跟我说:“其中一些人如果换一个姓名,就甚至连地方议会的席位都够不着。”

我认为,将民粹主义当作一种反政治形式而不予理会,这从学术上讲是有失偏颇的。民粹主义是进一步加强代表的合法性,进而消除民主危机的最好尝试。民粹主义者们提出实施一次简单而重大的手术,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换血,尽可能彻底地换血,其他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反对者认为这并不能使决策高效化,并质疑说即使换一些人,政府也不会有所改善。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执行民主制的官员,而在于民主制本身。

民主制的过错:技术专家治国

民主决策往往既耗时又复杂,这让人们对民主制本身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面对欧元危机带来的巨大而紧迫的挑战,人们开始寻求效率更高的制度。于是,技术专家治国被看作一条康庄大道。在这一制度中,人们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交给专家,因为专家的技术知识可让国家走出现在的困境。技术专家取代政客成为国家的“经理”:他们无须因选举而患得患失,可以高瞻远瞩地计划筹谋,并采取一些不得民心的措施。于他们而言,推行何种政策是一个“市政工程”,属于“管理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主张技术专家治国论者都是希望看到国家取得进步的精英阶级。民粹主义是人民的,技术专家治国是精英的,真是如此吗?此言差矣!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公民已经准备好把权力赋予那些并非选举产生的专家或企业家(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慷慨大方)。极具影响的《隐形民主》(Stealth Democracy)一书这样写道:“人民更愿意把权力赋予一个不想要权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大多数公民希望民主像隐形战斗机一样隐形而高效。“在他们看来,功成名就的企业家、独立自主的专家尽管缺乏同情心,却很有才干,可以胜任管理国家的工作,又对权力无动于衷。于大部分人而言,这样足矣,比起现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至少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话语部分借鉴了1990年代的“后政治”(postpolitique)思想。那时人们倡导“第三条道路”、“新中间路线”和共同执政,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是明日黄花。斗争了几十年后,左派和右派又手牵手大步向前了。人们说,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只要将其付诸实践就行;重点是要实行“良好的治理”。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蒂娜”(tina)原则,也就是“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自此,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基石就算奠定了。

前英、德两国领导人布莱尔与施罗德,是90年代欧洲左翼政党“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代表人物

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技术专家治国风向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国家近年来不经由选举就确定了领导人。例如,2011年10月11日至2012年5月17日,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oukas Papadimos)补任希腊总理;2011年10月16日至2012年12月21日,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f)担任意大利总理。在危急时刻,公民看中的是他们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专业能力(前一位是银行家,后一位是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

其他机构也施行了技术专家治国这一策略,不过没这么醒目。近些年来,国会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已转移到了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机构。它们也并非经由民主选举而来,因而体现了决策过程中更为广泛的专家治国现象,即银行家、经济学家、货币分析员已涉足权力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