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尼尔·科特】
在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Borsod-Abaúj-Zemplén，以下简称“BAZ州”）的各种外国投资者中，亚洲背景的公司群体非常有特色。他们的作用和特点在当地和匈牙利全国，乃至整个中欧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
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工业投资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一直在逐渐壮大，在2010年以后规模和数量更是在快速增加。在米什科尔茨（Miskolc），亚洲是其经济转型初期第一批重要的外国投资者。1998年，来自日本的亲和株式会社（Shinwa）在该市建立了一个生产基地。后来，更多来自“亚洲四小龙”的集团公司来到匈牙利，在这里建设生产部门。最近十年，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
宁德时代与匈牙利德布勒森市签土地预购协议，以建设新电池制造工厂。（图片来源：CATL）
这些亚洲背景的公司（来自日本、中国和新加坡）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BAZ州主要投资和经营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这些公司对地区经济具有战略意义——他们过去几年的投资，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做出了贡献。经历了过去几十年不同的经济冲击和危机（东欧剧变、金融危机、全球新冠疫情），它们的分量和作用更是在逐步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是多样化的，其成员在所有权、运营的法律形式、市场地位和投资类型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本地人和外国投资者都在积累不同形式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将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匈关系进行回顾，并着重关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经济发展是否遵循了东亚模式？中国工业化的宏观背景是什么？（2）面对中国投资，匈牙利的主要政策应对是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以及投资对BAZ州的区域的影响是什么？
制造大国的地位变化和亚洲经济新发展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GENDA 2030）和相关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第九个目标强调了工业及相关基础设施和创新的重要性：工业附加值要超过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工业就业人口的比例要超过总就业人口的20%。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分析显示，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就业、科学和技术、促进整体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具有重要的乘数效应。
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工业产能的结构和地域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的快速波动、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全球产业链的演变以及数字技术的巨大发展，都导致了全球工业经历了非常重大的调整。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在同步发生。
作为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东亚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例，可以解释东亚的崛起历程——自2010/2011年以来，中国开始雄踞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位置。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通过“雁行模式”的概念框架，首先在东亚背景下介绍和评估工业政策的演变；此后，将介绍匈牙利的政策应对（即所谓的“向东方开放”），以及来在BAZ州的中国投资者的案例。最后，根据政策和产业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做出结论，并为未来如何发展中匈双边关系提出建议。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了亚洲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此后，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丰富了有关经验，也使国家在整个二十世纪实现了成功和可持续的整合。
虽然不同国家间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但“国家支持经济发展”是各国参与全球分工并实现产业追赶的关键因素——国家促进了工业（制造业）、贸易和创新之间的资源协调和整合。在早期阶段，政府支持“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以国内商品和服务代理外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后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也得到支持，以利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
亚洲的发展模式，被日本的赤松要（Akamatsu）在1930年代描述为“雁行模式”。该理论的主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发展本国的产业，因此在贸易圈中势必存在不同发展层次产业结构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动力。
东亚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是“有制造业工厂完整配套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四小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东南亚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结构复杂，其工业化进程能否被“雁行模式”所解释，依然存在争议。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社科院的金碚等都指出，中国在产业政策、制度发展、金融和法律自主权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特色。但韩国学者白承旭（Seung-Wook Baek）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共同点多于不同。
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和整个第二产业都受到了决策者的特别关注，制造业产业和相关政策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而其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生产和生产链，减少对外国生产、需求、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依赖。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主要源于三个要素：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对产生技术和知识的推动作用；出口能力。
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经历了非常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到本世纪初，国家产业规划基本成型，有了清晰的国内产业资助、扶持政策。自始至终，国有企业在创造和发展国内工业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实施了若干自由化、私有化和重组计划，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方面仍保持了其重要作用和比重（约50%）。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强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之间差异很大，但在无论如何，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竞争条件都不曾出现。国家对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纺织品、鞋类、玩具、家用电器的制造）的控制、监管和协调，一直较技术密集型战略部门更为宽松。对于关键领域企业（采矿、能源、工程、IT），还有特殊法规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