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邓碧玲】

一、在县中，教学和考试成了两回事

2022年高考全国I卷的数学试卷中出现了二级结论相关的题目，湖南省Y县一中在暑期专门组织教师培训20天关于二级结论的解题技巧，这在之后的数学课堂中也成为了重点内容。但遗憾的是，2023年的数学试卷中，一个题目也没有出现。

张老师对此感慨：“现在的高考不可控了，以前还可以用前几年的试卷和考试大纲推断出大致考试范围，现在完全没办法，纵深性的知识，老师都不一定掌握得了，不仅学生需要拔尖，教师也要拔尖。”

不仅是数学，其他学科同样也面临着教学困境。教化学的成老师也谈到，“现在化学试卷注重考查知识的应用能力，这需要学生有日常的实验积累，但是学校的实验设施等都严重不足，很难真正让学生观察到位，要出高分很难。”

推测重点考点、纯知识记忆失灵的背后，是题海战术的失灵，县中的学生们不再能够凭借时间和努力在高考中杀出重围，而需要学习更多的拓展性知识。

这对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少县中的教师表示，虽然考试大纲没有多大变化，但是重知识纵深性和拓展性，而课堂容量有限，教学就只能偏重于巩固基础知识，县中学生要突出重围变得难上加难。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二、高分难，出特尖生更难

新高考改革取消传统文理分科后，实施“3+1+2”模式。具体说来，语文、数学、英语为统考科目，满分150分，以原始成绩计入总成绩；物理和历史必选一科，满分为100分，以原始成绩计入总成绩；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个科目可以任选两门，满分为100分，成绩按考生在各省的排名进行等级赋分后再计入总成绩，以名次为标准，让不同科目具有可比性。

在此模式下，学生可根据个人爱好、特长、兴趣、拟报考学校和专业的招生要求以及高中学校的办学条件，在12种选科组合中自主选择。其中，赋分制成了最难懂但也是最重要的政策，影响考生高考成绩的因素包括学生排名、选考学生层次、学科及试卷的难易程度、选考人数等。在此情况下，选科也就成为了一项不仅要看个人成绩，还要洞悉全省整体情况的技术活。

高考试卷难度越大，名校就会占据更多优势，学校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赋分制度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体的试卷难度偏难。

正如Y县一中张老师所言：“赋分只能往高分赋，是不可能往低分赋值的，否则家长肯定有意见，所以试卷只会越来越难。对于我们落后地区而言，大多数人能够考到60分，但是要超过70分就很难很难，在尖子生培养方面的劣势更加明显。”

高分难，要出特尖生就更难。

湖南省禁止公办高中跨区域招生等政策使得县中的优质生源得以保留，升学数据好转，也偶尔出现一两个清北生。但是整体来看，县中要培养出尖子生却越来越难，清北生的目标需要学校通过各种组织化的方式才能实现。

尤其是新实行的赋分制度按照排名来计分，这与选科人数高度相关，科目的选择人数越多，赋分结果就越趋于合理，反之则偶然性就会越大。在此模式下，学生选科不仅是学生面临的选择，也是摆在家长和学校老师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对于县中而言，赋分制度使得县中在物理类学科的弱势进一步被凸显。

不少县中为了冲刺清北，不仅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拔尖辅导，还出现了特尖生转“物化生”为“历化生”的现象，绕开学霸云集的物理赛道，曲线实现清北目标。这种策略是不当的，但更加是被逼无奈的。

Y县一中分管教学的邵校长无奈道：“在我们学校，物理学得好的学生在高考里面肯定比不过名校，但是将‘物化生’转为‘历化生’就具有相对优势，因为名校的尖子生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理科类，所以这几年H市的清北生都是理转文的，我们就是学的他们。但是这个策略可能再过一两年就不行了，还是得回归到传统的大文大理。”

在广东省的D县一中，分管教学的谢校长也一再提到学校要出名校生越来越难，“代培生”成为了学校培养清北生的重要途径，广东其他考生不太愿意报考的浙江大学则成为其专项计划的主要目标名校。而为了提高学校的办学成绩，下一步的计划是进行全封闭式管理。

三、双重信息真空下的县中

为何在新高考之下，县中会陷入危机之中？

深入分析其缘由，可以发现其中的关键在于：新高考改革导致县中及其学生家庭处于信息真空之中。

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高考依旧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手段，但不断推进的高考改革带来的复杂制度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信息壁垒。在复杂的制度下，县中与超级中学、名校相比，必然会由于资源和关键信息的差异而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县中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学校师资和硬件难以适配新高考要求的选科模式。

在选科组合模式下，可以产生12种科目组合，而且每年各个类别的班级数目都会有差异，这既需要学校有机动的教师资源，又对教室等硬件设施提出了要求。

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或私立学校，学校可以投入资金进行教师和硬件的配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实施走班制。而在财力有限的县中，师资和硬件都难以与自由选科相适配，只能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解决：

一是通过对学生选科进行引导，鼓励大部分学生选择传统科目组合，允许少数其他组合存在，在学校的有意控制下所产生的教师需求与原本教师的结构基本匹配，教学依旧采取原有的固定班级上课方式。

二是部分教师进行转科调整。D县县中的副校长就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科目教师不足、一些科目教师过剩的情况，有条件的话就到下面学校去借调，但要找到合适的也比较难。只能采取内部教师调整，比如学化学的转到生物，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学的时候化学生物都是一起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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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学校教研和教学的信息真空。

新高考要求学生掌握更加深入的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其应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记忆和应试。这要求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以情景化、场景化教学取代灌输式的教学。

而在大多数县中，教师结构老龄化严重，且由于学校扩招带来的扩招教师、“超级中学”虹吸等原因，教师的学历水平较低，其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扭转多年以来的教学理念和习惯以应对新的挑战。

以D县一中为例，教师平均年龄达到了48岁以上，大部分教师是函授本科甚至是函授专科的学历。该学校的郭老师就说了，“现在的教材变化太大了，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现在教材里面提到的庄子、墨子的思想，只能照本宣科地教学生。”

尤其是高考考察知识的纵深性和应用性，考试内容更加灵活，这对教师的教学和教研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学生的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超级中学”往往有专门的教研团队对高考改革和教学内容进行专门的研究，能够灵活地应对各种改革，其学生家庭也能够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提供助力。但县中在教研方面往往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一线教师难以真正兼顾教学和教研，且面对的大多是来自农村学生，新教学模式的应用难度大，教师因此缺乏主动教研的积极性，处于被动应考的状态。

最后是选科时家庭和学校共同面临的信息壁垒。

自由选科制度下，选科成为了关乎考生学业和职业规划的重要选择，高校的专业对于考生的选考科目也有要求。但实际上，县中在职业生涯教育、专业介绍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即使尖子生可以获得学校老师针对化的选科指导，但其最终的录取也是名校导向，比如进入清华学心理学或者到北大学护理。

正如Y县一中成老师所认为的，这恰恰增强了学生的功利性，以分数决定科目组合，违背了新高考选科制度的原初意图。而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家长和学生而言，既不了解选科组合与专业的强绑定性，也不了解省域范围内的选科总体趋势，更遑论在志愿填报时为其提供参考，大多数学生主要根据自己日常擅长的科目进行选科组合。

正如21世纪初有农村学生不知道什么是985高校，现在有更多的农村学生不知道什么专业与什么科目适配，更不知道什么专业好就业。正是在这此情况下，“张雪峰现象”成为了时代的必然。

四、讨论

新高考的改革固然有其现实依据和必要性，但是实践中却发现其意外后果是导致了县中与名校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教学目标的转向和复杂的制度设计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使得县中学生在与名校学生的竞争中处于教师教研、选科组合、考试信息获取等多方面的不利地位。

固然政策带来的生源回流和县中自主探索的拔尖、选科等策略使得县中有了喘息之机，但这不是长远之计，既牺牲了部分学生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也使得尖子生培养占据了学校更多的精力。

在此意义上，县中出清北生已经不再是概率问题，而成为了组织问题。而对于县中的绝大部分学生而言，新高考在其面前树立了一面无法仅凭时间和努力，而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托举才能翻过的信息高墙，而这份托举恰恰是现实所无法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