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年来，塞尔维亚国内频繁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涵盖环保等议题，甚至发生罕见的校园枪击案。这一系列事件为亲西方反对派及西方各类NGO及驻塞使领馆提供了“可乘之机”，试图在塞尔维亚国内发起新的“颜色革命”。

回溯至2000年10月5日，塞尔维亚的“颜色革命”曾成功扶植起了亲西方的傀儡政权。在如今塞尔维亚面临多重压力的背景下，24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亲西方反对派力量，并探讨那些在国际舆论场上鲜有讨论，却默默守护着塞尔维亚安全与稳定的力量：武林、奥利奇和帕拉萨诺维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菲利蒲·菲利波维奇】

好巧不巧，今年8月9日，我刚浏览完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面目》，就在第二天的8月10日亲眼目睹了由西方扶持的反对派和绿党在塞尔维亚街头组织的集会。

而就在前几天，塞尔维亚国会原定于9月30日举行由反对派议员发起的关于锂矿开采法案修订的辩论被取消，再次引发了议会前数百人的小规模集会。由于规模过小，这次集会并未受到中国等国际媒体的注意，但不出意外的话，不消多久，同样的一批人还会上街滋事。根据以往惯例，估计下次集会又将是某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8月游行发生后，许多中国朋友感到非常意外，纷纷给我发消息以确认情况，询问塞尔维亚是否依然稳定，是否还能继续去旅游，那里是否一切正常？也有不少人直接问我，塞尔维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从今年8月开始的街头游行，早有预警；而在8月游行之后，也陆陆续续发生了几起数十人至上百人规模的、并不起眼的集会。早在7月底，反对派就扬言要举行游行，其理由是，7月16日，塞尔维亚政府通过了《关于为实现雅达尔矿区开采和加工项目而设立特定用途区域的空间规划法规的实施规定》，恢复了原先已暂停的力拓集团开采项目。其法律依据是塞尔维亚宪法法院7月11日的决定，该决定宣布政府2022年停止雅达尔项目的做法是违宪的。

塞尔维亚锂矿Daily Wrap

在环保活动人士组织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塞尔维亚政府于2022年1月撤销了力拓集团价值24亿美元的项目所获得的许可。宪法法院认为，政府此举超越了其权力范围，该做法不符合宪法、政府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规定。

尽管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和其他国家官员一再强调该项目对国家经济是一个重大机遇，但环保活动人士仍担忧开采锂矿可能造成的环境后果——而这种担忧的情绪正好给了亲西方反对派可乘之机以煽动民意。

在与一位专攻化学的朋友讨论这座锂矿时，我了解到西方对此矿藏高度关注的合理缘由。这并非一处普通的锂矿资源，而是一种新颖的锂硼矿石，在塞尔维亚被命名为“Jadarite”（化学式为LiNaSiB3O7OH）。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实现锂与硼的同时高效开采。

更引人瞩目的是，该矿不仅储量巨大，而且矿石中氧化锂（Li2O）的含量/品位尤其显著，达到了约1.78%的水平。能超越它的矿藏屈指可数，加拿大的Tanco矿品位可能更高，达到3%，但其总储量却相对有限；还有澳大利亚的Greenbushes矿，品位能达到2%——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多数矿藏的品位则普遍低于1%。

另外，Jadarite矿石的纯净性也是其一大显著特点。它几乎不含有铁、铝、镁、钙、氟等常见杂质，这一特性无疑大大简化了后续的提取工艺，使得锂和硼的提炼过程变得更为高效且直接。这些信息无疑为我们理解西方为何紧盯这一特殊锂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回到集会，每当大家看到塞尔维亚发生这样的大规模聚集时，立刻就会联想到“颜色革命”，并担忧塞尔维亚可能会陷入动荡，进而产生不安的情绪。

塞尔维亚2000年颜色革命作者供图

然而，与致力于在舆论场上一些引发恐慌的文章相比，我的立场相对淡定。因为我认为尽管照片上的反对派游行看似来势汹汹，但实际上它们无法掀起像2000年10月5日那样的体制颠覆性的“颜色革命”。

对于熟悉塞尔维亚局势的读者来说，这类集会游行并非首次发生。近两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规模不等的游行，而且这些游行的手法、组织模式、参与者以及幕后主使都如出一辙；而且结果也都一样，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简而言之，塞尔维亚并不具备“颜色革命”成功的要素和条件，除非真的出现领导人遇刺这类极端事件。

塞尔维亚的反对派主要由几个零散的政党构成。在2023年的选举中，这些零散的政党进行了一次大联合（当时他们自称“塞尔维亚反对暴力联盟”）。这恰好给了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些政党的真实面目。

这些政党包括：自由与正义党、人民运动党、绿色左翼阵线、塞尔维亚中间党、民主党、环境起义党、自由市民运动党、塞尔维亚新面孔党、塞尔维亚团结工会党、一起党、改变运动党、祖国党、市民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和伏伊伏丁纳进步倡议党。总体来说，这些政党属于所谓的亲西方自由民主派。

与之相对的，还有另一股反对派力量，即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民主党（注意，这与前述的民主党不是同一个政党）以及“门”党等，他们与亲西方自由派的最大差别是奉行传统的保守主义（有时甚至是比较激进的保守主义），与亲西方自由派的共同点则是都反对执政党，比如反对执政党对西方过于妥协，但他们或多或少有点为反对而反对。

面对如此复杂且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党，如果他们不联合，根据塞尔维亚的选举法，估计大部分都无法进入议会。

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派别后，接下来就可以做比较。如果对比2000年10月5日政变以及如今的游行，就能发现极为显著的差别：

1，相较于世纪之交，如今的反对派政纲显得薄弱。

无论是倾向西方的民主派，还是激进右翼反对派，都缺乏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他们没有系统的政纲、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

所谓民主派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价值，在执政十二年间的一系列不作为与挥霍无度中已宣告破产；民众普遍认识到，这些民主派实则是伪民主派，充当着境外利益的代言人。而激进右翼则将塞尔维亚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推向极端与教条化，这也让立场温和的普通人感到不悦。

现政府是在欧洲价值、传统价值及多元对外关系方面做得最为平衡的政府，也是唯一能将众多要素整合为系统性政策的力量。正因如此，反对派转而采取为反对而反对的策略，或是走上了议题型政党的道路。前者只关注能否推翻武契奇，后者则仅关注能否在自己关注的议题上有所作为——至于后续如何，他们并无计划。

因此，在近期的每一次选举中，民众自然也不愿赋予他们承担责任的权力，因为这些反对派显然不愿为他们反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2，今日的反对派在组织度颇为低下。

他们仅在街头聚集时勉强呈现出抱团的表象，而实际上塞尔维亚内部所谓的民主派早已四分五裂，原本相对统一的民主党也已瓦解成众多分支。

在这些反对派中，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政党是吉拉斯以及著名排华政客玛丽尼卡·特皮奇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后者是ANTIFA和黑衣女等索罗斯集团旗下组织的“践行者”。

自由与正义党核心领导吉拉斯（中）特皮奇（右）作者供图

若以市政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吉拉斯的自由与正义党在全国范围内仅设有约88个市镇委员会；而相较之下，武契奇的前进党则拥有177个。

此外，自由与正义党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受欢迎，其主要支持者仅限于亲西方的自由派及部分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可以说，该党既谈不上自由，也缺乏正义，更难以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自由与正义党和前进党的市政委员会（党组）分布作者供图

至于其他反对派政党，除了丘塔领导的“环保起义”党还能召集一些支持者外，其余党派的活动几乎仅限于互联网和官方网站上更新新闻，其党员人数和政党规模均微不足道。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煽动街头暴力的行为主要由自由与正义党和环保起义党所为。

3，游行的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目的，是为了对所获得的资金进行证明。

反对派及其麾下的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常年接受来自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民主基金会（NED）、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和欧洲各类大使馆的直接或间接资助。

武契奇在8月的表态中就曾指出，过去六个月内，为了使塞尔维亚陷入动荡，境外势力投入了7800万欧元。如果仅从公开数据着眼，并聚焦于美国民主基金会这一个组织，就会发现它在过去30年间在塞尔维亚的投入高达5000万美元。其中，投资金额达到峰值的年份是2000年，即“颜色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投资额为180万美元。

这还仅仅是NED这一家NGO的公开数据——如果算上那些非公开的数据，以及所有其他众多NGO的投入，那么过去30年的总金额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获取资金后，如何“合理”使用便成为了一个问题。许多组织会将资金用于吃喝玩乐，在高档场所举办各种“会议”，然而当需要向资助者展示资金使用成效时，他们却往往无法明确说明资金的具体去向。为了证明资金的使用情况，这些组织便不得不采取一些反政府活动，以此作掩盖资金的胡乱使用。

另外，许多组织和反对派政党会利用这类游行活动进行大规模的串联与联动，进而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存在感。倘若没有这样的游行，恐怕绝大多数民众连他们的名字都未曾听闻。

4，反对派并未获得显著的民间支持。

回溯2000年10月5日的政变，其发生背景复杂。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刚从近十年的战争与制裁中艰难走出来，又遭遇“后冷战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的打击，民主意识形态已全面渗透东欧，甚至连俄罗斯都受到波及。当时，许多工厂被迫重建或关闭，尽管米洛舍维奇采取措施试图挽救奄奄一息的经济，但战争及此前的一系列损失仍让不少民众对于是否应继续支持米洛舍维奇产生了动摇。

然而，如今在前进党的领导下，塞尔维亚的面貌已焕然一新。高速公路网络不断扩展，工厂数量日益增多，即便面对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冲击，经济增长依然稳健。塞尔维亚还拥有了高铁，一系列新的基础设施拔地而起，体育和文化领域也取得诸多新成就；更令人瞩目的是，2027年塞尔维亚即将举办世博会。作为“颜色革命”发生条件之一的内部恶劣环境，在塞尔维亚并不显著存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通过10月5日政变推翻米洛舍维奇上台的民主派——即如今又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推翻武契奇的民主派——在执政期间并未能取得如今前进党所取得的成就。

2000年颜色革命作者供图

5，反对派缺乏个性鲜明的领袖。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塞尔维亚自由民主派领袖，尽管他们中不少人与美国、德国或英国情报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明确就是“叛徒”，但至少他们具备一定的能力。

例如，曾担任民主派总理的佐兰·金吉奇，他多年为德国各情报部门效力，后来虽将整个塞尔维亚高层出卖给海牙并因此遇刺，但他毕竟师承哈贝马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哲学博士——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民主派认为金吉奇极具人格魅力。

再以武科·德拉什科维奇为例，这位公开亲美甚至试图为美国洗清罪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塞尔维亚当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许多人认为，德拉什科维奇从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如果他专心于文学创作，必然会被载入史册。

然而，反观现在的民主反对派，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群能力低下、缺乏人格魅力、组织能力和演讲能力的人，甚至其中还不乏“瘾君子”。与世纪之交那个年代相比，当时的政治对抗中无论是执政派还是反对派都显得颇有质量，人物也更具能力，而如今的巴尔干政治对抗却常常给人一种“狗咬狗”的印象。

6，反对派尚未获得强力部门或内部人士的支持。

许多人在审视10月5日政变时，往往会忽视一个重要细节：民主派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行动得到了当时逐渐向北约靠拢的部分军队高层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次颜色革命实质上是一次软性军事政变。

有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在10月5日政变期间，特警、国安和公安等力量原本计划与示威者对抗，但军方以防止内战为由却动用武力威胁，阻止了警方打散游行的尝试。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涉及南斯拉夫及后来塞尔维亚的军政和军警关系。由于长期与北约既对抗又合作，自上世纪80年代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军队高层内部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亲西方改革派军官。他们的立场是，为了保护军队的完整并避免与北约的战争，必须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与敌人为“友”。久而久之，在这一派别中涌现出了亲西方倒戈派。这些倒戈派与那些不希望塞国内再次爆发内战的军官绥靖派，最终在10月5日政变期间，通过各自的作为或不作为，共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塞国内仍然存在各种绥靖派、亲西方派和“曲线救国派”政治人物，但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主权派、独立自主派和爱国派力量。然而，这一点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如今各类所谓的“颜色革命”尝试，其规模最终被限制在最多约5万人的集会范围内。即便是去年因儿童枪击案这一直接触动塞尔维亚父母敏感神经的事件而引发的系列游行，最终也仅有几万人上街参与——须知，相比之下，武契奇的前进党可是拥有将近100万党员基础。

在中国舆论场上，毕竟还是较为缺乏针对塞尔维亚反对派的深入讨论，也缺少对塞尔维亚为保障自身政权、主权与领土完整所作努力的关注。事实上，塞尔维亚并非一个任人摆布的对象，其国家安全力量一直保持着高效运作的状态。从上世纪的一战、二战、冷战，到“后冷战时期”的内战，再到21世纪初，塞尔维亚的国家安全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在2000年，由于最终缺乏足够的支援，塞尔维亚未能成功镇压“颜色革命”和西方傀儡的渗透，但其对抗西方的决心和行动一直延续至今。塞尔维亚的内务部、警察以及情报局，长期以来都是对抗西方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从上世纪的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到后来的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局局长奥布莱恩·乔尔杰维奇、内战时期的约维察·斯坦尼什奇，再到现任情报局局长奥里奇、副总理（前局长）武林，以及行动处总监帕拉萨诺维奇，这些人都为塞尔维亚的国家安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当代的反西方斗争中，后面这三位尤其值得一提。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奥布莱恩·乔尔杰维奇作者供图

现任情报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奥利奇，是一位堂堂正正的机械工程博士。在担任议长期间，他曾让反对派无言以对，展现出极高的智商、深厚的爱国情怀以及卓越的斗争能力。

弗拉基米尔·奥利奇资料图

而武林，作为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核心成员，也是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熟悉的朋友，自青年时期起就一直站在对抗西方利益集团的最前线。

他最为中国民众所知的发言，莫过于在被迫辞去情报局局长职务时的那段著名言辞：“美国和欧盟要求以我的人头作为不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的条件。”他坚决表示，自己不愿成为对塞尔维亚进行讹诈和施压的理由。然而如今，他不但没有被逼出政坛，反而成为塞尔维亚副总理，主管与金砖国家的联络。

亚历山大·武林资料图

最后要提及的是一位在中国鲜为人知，但对塞尔维亚贡献极大的幕后人物——塞尔维亚情报安全局行动处的总监马尔克·帕拉萨诺维奇。

前不久，塞尔维亚当地媒体还撰写了一篇关于他的专题报道。他是塞尔维亚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位传奇且颇具争议的人物。凭借非凡的智慧、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以及在反情报和情报工作中的卓越成就，他赢得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三位总统颁发的勋章，并因此晋升至塞尔维亚情报安全局的高层。

帕拉萨诺维奇不仅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密的助手，也是塑造国家新格局的关键人物。作为年轻的80后安全干警，他更被视为塞尔维亚国安精神的传承者。

马尔克·帕拉萨诺维奇与武林的合影作者供图

马尔克·帕拉萨诺维奇与多迪克的合影

马尔克·帕拉萨诺维奇和斯塔尼什奇的合影

帕拉萨诺维奇曾公开指出，塞尔维亚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外部势力的秘密行动。这一声明引发强烈反响，也使他成为自由派媒体攻击的目标。他被指责为扼杀民主、破坏合作的元凶，然而这些指控大多未经证实，被视为抹黑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他正是站在对抗“颜色革命”最前线、承受压力最大的人。

帕拉萨诺维奇还致力于加强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联系，这种合作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还涵盖了经济和安全合作，从而增强了塞尔维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知读者们是否还记得，近几次“颜色革命”都是俄罗斯提前通知塞尔维亚的，为此塞尔维亚高层还多次感谢了俄罗斯）。

十月，对中国读者而言，是国庆庆典的时刻；但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十月不仅象征着曾经爆发颜色革命的动荡岁月，同时也标志着国家安全与主权维护的重要历史节点。125年前，1899年10月17日，塞尔维亚王国通过立法，正式成立了警察的秘密工作处，奠定了塞尔维亚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石，并开启了其国家安全的历史篇章，10月17日也是塞尔维亚安全情报局的节日，类似中国的国家安全日。

纵观历史，武林、奥利奇和帕拉萨诺维奇，与许多塞尔维亚历史上的国安干警一样，都是塞尔维亚敌人的眼中钉。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他们都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塞尔维亚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继续书写着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