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财经播报

沈建光:再议破除“四万亿”恐惧症


【文/沈建光、张明明、张晓晨】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响之深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速从6%左右的正增长迅速跌落至-6.8%。虽然当前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常态化防疫工作持续意味着国内经济活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特别是航空、旅行、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负面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剧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压力和产业链受阻的风险。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成为重中之重。为做到“六保”,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四万亿”卷土重来。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近年来一直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如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饱受抨击。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发表《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文,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早在2013年8月20日笔者便撰文《反思“四万亿”恐惧症》,谈及虽然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但“四万亿”的教训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笔者一直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危机救助政策不应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发3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防范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失速。

反思“四万亿”恐惧症

一直以来,“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而饱受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即是“四万亿”逆周期宏观政策的逻辑错误,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执行机制中存在某种弊端?显然,这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

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

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可以称之为硬着陆,危急之时,“四万亿”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四万亿”的教训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经济结构自身及决策的问题,更值得反思。笔者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所以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超过10万亿。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报道称,2010年10.7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中,有80%来自银行贷款。试问为何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

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四万亿”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推出的。而现在来看,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这位列其中的产业由于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四万亿”后,中国经济弯道超车

在笔者看来,“四万亿”刺激政策本身无可非议,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是症结。更进一步,笔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三点反思》中就金融危机是否削弱中国竞争力、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问题做过更为详细讨论。

根据笔者观察,正是得益于当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其后中国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机后弯道超车的机会,获得多领域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虽然“四万亿”,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进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当前中国的零售市场突破40万亿,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2019年,中国零售总额已经基本与美国持平 图:阿里研究院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更是全球领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数字经济更是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如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将释放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