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7月15日，亚美尼亚国防部称将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缓解和西方的关系。并称，此次名为“雄鹰伙伴2024”的演习，“将重点关注我和任务期间冲突各方之间的维稳任务。”

“雄鹰伙伴2024”联合军事演习旨在提高亚美尼亚部队的战备状态路透社

而在此前的7月9日，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消息称，美国正在计划于格鲁吉亚的议会选举中推动政权更迭。为此，白宫已经制定了一场抹黑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的宣传活动，核心内容是指责俄罗斯是格鲁吉亚所有问题的根源，一场由西方支持针对俄罗斯的颜色革命一触即发。

再加上此前达吉斯坦地区的恐袭，对于俄罗斯北高加索“边疆”地区来说，这些事件似乎只是一个再次印证当地由来已久的传统安全问题的缩影。但是随着历史梳理和现实对比，结合世界范围内的大格局、大背景综合分析就会发现，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问题频发，除了带有传统“暴力”问题的固有“面具”和“标签”外，也展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表现。

亚美尼亚的新举措造成了它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路透社

一、北高加索区域安全问题的历史特征

北高加索地区的区域安全问题，其根源深植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最初与沙俄时期“高加索战争”所带来的领土和政治纷争有直接关系。在苏联时期，该地区频繁的行政领土划分和大规模民族迁徙，也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激化。

在这种背景下，恐怖主义被当地参与者视为一种无法妥协的作战行为和抵抗姿态。从高加索战争到20世纪初本地土匪势力的兴衰，再到革命和内战期间政治匪帮的活动，恐怖主义实践始终成为当地精英分子和武装团伙对抗俄罗斯军政领导体制的一种重要行动方式。在20世纪末之前，各类恐怖组织和团体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并在几乎统一的意识形态平台上巩固下来，逐渐融入国际恐怖网络。

纵观历史，北高加索地区安全问题的加剧与俄罗斯的内政不稳定时期高度吻合，同时也与内外战争和武装冲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次车臣战争）紧密相连。

首先，北高加索地区安全形势不稳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该地区的社会文化领域持续受到极端宗教因素的强烈影响。但实际上，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常常被极端分子用作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工具和幌子，为其极端行动和操作寻求“辩护”。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往往伴随着广泛的信息宣传，旨在吸引其他国家信仰相同、相似甚至相对立宗教的民众的关注，从而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矛盾冲突，乃至要实现这种冲突的国际化。

其次，现代暴力恐怖主义与北高加索历史上的“阿布雷克”式匪徒抢劫行为的传统，在暴恐行为实践方面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阿布雷克”（Абрек）是北高加索人使用的词汇，在车臣语或印古什语中的意思是“复仇者”；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等民族语言中，这个词有“勇敢的人”的意思。但是在俄语和奥塞梯语等印欧语系语言中，这个词又有“土匪”的负面指代。

在高加索战争期间，冲突双方的暴力对抗本来是依托当时、当地的环境和资源条件而进行的军事或准军事作战行为，而非对于暴力思想和行为本身的追求。然而，作为北高加索传统暴力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原本没有什么明确政治目标的“阿布雷克”，却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政治符号。

高加索战争的场景HISTORYMAPS

第三，北高加索地区在苏联时期的持续领土和行政重组，促进了包括“阿布雷克”和“苏菲兄弟会”在内的高加索山区特色暴力行为和暴力组织的发展，并引发了民族社区之间以及与国家之间的新矛盾。尽管新兴的苏维埃国家给高加索众多山地民族赋予了民族自主权，但苏维埃意识形态和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并未引起北高加索民族的显著兴趣。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民族不仅因持续迁徙而失去了熟悉的生存环境，还面临一定程度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畸变。因此这种矛盾也再一次激发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族群以暴力和恐怖手段反对当局的系列行径。

因此，按照历史进程梳理，北高加索地区的区域安全问题与俄罗斯统治北高加索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

从16世纪至18世纪70年代，部分北高加索民族及其首领选择臣服于沙俄，俄罗斯的势力进一步向黑海和亚速海推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从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对前高加索进行了开发，哥萨克人和俄国农民开始定居于此；对外则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承诺保护格鲁吉亚，并在北高加索地区巩固了统治，扩大了俄罗斯帝国的权威。

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匪帮”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几十年后由当地分裂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采用的斗争方法，这些方法后来也成为部分北高加索精英反抗俄罗斯国家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征。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时期，在北高加索区域安全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大约1988年至1994年期间，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分裂主义政治运动逐渐将恐怖主义作为实现诉求的主要工具；从1995年至2002年，国际恐怖组织对该地区进行了积极渗透，车臣、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印古什的恐怖势力逐渐实现了组织化和结构化，并在北高加索俄罗斯领土上建立了暴恐和分裂势力控制的“飞地”。

自2002年至今，许多北高加索恐怖组织已融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反而大大丧失了战略自主性，限制了其具体活动的操作空间。染指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恐怖势力大部分信奉所谓的“萨拉菲学说”，意图在世界上的众多地域进行更为广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张，以扩大北高加索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北高加索区域安全问题的历史进程

回溯至北高加索并入俄罗斯的初期，一些深刻影响后来该地区的区域安全局势的因素，比如制度化的分离主义结构、分散的叛乱团体，以及经常被归类为“阿布雷克”的个体反抗行为便已经存在。此外，高加索山民的传统文化、行为和心态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羞耻文化”、全民皆兵传统、劫掠习惯、“战利品”崇拜以及“血亲复仇”的习俗等，也对恐怖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巩固对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过程中，沙俄当局武断干预当地民族传统的行径，比如对参与和协助“阿布雷克”行为的民众进行严厉惩罚、对阿塔里兹姆（收养依附制度）的禁止、引入实施与当地待客习俗相悖的“票证制度”等等，都给当地高加索山民的生产生活和民族心理认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但对民众进行约束和限制的同时，当局却长期无法有效阻止劫掠和武装袭击问题，这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阿布雷克”行为成为高加索山民的民族和宗教认同的“神圣化”象征，一些“阿布雷克”参与者甚至会被当地的苏菲派伊斯兰教会“封圣”。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高加索地域的暴力冲突主要还是以山民与哥萨克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阿布雷克”的复兴为主。

因此，“阿布雷克”现象也成为后来高加索地区暴力和恐怖主义实践的重要起源。现代恐怖主义，尤其是其行为逻辑的核心与北高加索历史上的这类反抗和劫掠行为，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些方法也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了后来的恐怖主义行径的实践框架中。同理，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虽然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山地劫掠行为，但未能实质性地削弱其经济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削弱时期，本地的“阿布雷克”行为常常会迎来一定程度的“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革命和内战期间，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行为急剧升级。彼时，众多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高加索山地战士回归故乡，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动荡。随后，1920至1940年代苏联为了稳定地区局势而实施的一系列地区行政划分政策却未能如愿，反而成为政治叛乱、土匪暴力等行为滋生的温床。

在北高加索这一复杂情况交织的地区，试图完美清晰地划定民族区域边界而不触碰任何一方的利益，实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究其原因，在社会存在方面，持续的领土重划和迁徙往往剥夺了当地居民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破坏了当地生产、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的稳定性；在社会意识层面，这些政策指导下的行为使得国家意识形态并不总能契合某些群体的利益，有时甚至扭曲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加剧了不同民族群体间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普遍不满，激发了高加索山地社会中最活跃分子的反叛精神，并助长了对抗当局的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成为区域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的“孵化器”。

北高加索区域范围网络图片

1923年由谢赫阿里•米加耶夫发动的、有12000名穆里德（阿拉伯文音译，原意为“希望者”、“寻道者”，后特指苏非派教团修道的一般学员）参与的“圣战”，以及1930和1932年针对集体化的山地政治土匪行动，最终引发了苏联官方的大规模军事清缴，之后又催生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反苏浪潮。“阿布雷克”行为及其他暴力形式，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暴力匪帮现象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并开始被赋予了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为高加索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国家与高加索山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某些原因进一步加剧。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间，受宗教人士和其他部族领导者的煽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成功抵制了苏联的国防动员计划。1941年秋，伊斯拉伊洛夫和谢里波夫在当地发动了反苏起义，并于第二年年初联合起来成立了“车臣-印古什临时人民革命政府”。

1942年，随着苏德战争的战线逼近车臣-印古什边界，当地的反苏力量愈发活跃。8月至9月间，几乎所有车臣山地区域的集体农庄解散。而伊斯拉伊洛夫-谢里波夫起义则持续进行，并得到了包括之前几年在车臣活动的巴达耶夫、玛加丹诺夫、哈姆扎耶夫、伊斯梅洛夫、桑吉利耶夫、迪布泽利戈夫和马哈穆多夫，以及达吉斯坦人马戈梅德•加吉耶夫等政治匪帮的支持。根据反苏势力留下的备忘录记载，确实出现了将纳粹德国视为对抗苏联党和国家的“战略盟友”的企图。

因此在1943-1944年间，苏联政府作出了将卡拉恰伊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等高加索山地民族集体“迁移”（实为驱逐）至中亚地区的决定。这一政策和相关行动对相关高加索山地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传统的保持构成了严重威胁。而高加索山民在经历平反和回归后，虽然恐怖袭击事件在当时已较为罕见，然而对民族性被破坏的恐惧和在异域异族环境中生活的经历，却有助于保持并强化包括暴力元素在内的山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就此埋下了新的仇恨与冲突的种子。

在恐怖主义实践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文化和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以及宗教的强大影响，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19世纪以来的历史就表明，某些宗教及其强硬派别其实并非这些行动的主要动因，更多是恐怖主义实践的外在掩饰。而且强硬甚至极端的宗教派别传入该地区的背后，也总是少不了域外势力及其各种从属组织的支持。如前所述，历史经验也表明，北高加索恐怖活动的激增，总是与俄罗斯内部政治不稳定时期以及战争和武装冲突爆发期（如对抗车臣分离主义者）相重合。在这种背景下，暴力恐怖主义被其行为主体视为进行抵抗战争的一种方式，并将自己视为战争的主导者和参与对抗的一方。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苏联时代政治进程的发展与北高加索社会的变迁，此地的区域安全问题也再次迎来了全新的演变。

90年代的剧烈政治变革与动荡，伴随着去中心化和“主权游行”的浪潮，使得一些前党政领导干部、前苏军军官（例如杜达耶夫、阿乌舍夫、贝帕耶夫、卡赫里曼诺夫、马斯哈多夫将军）以及民族组织的领导人（如马哈切夫、努哈耶夫等）开始崭露头角。

而这些掌握了该地区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的新“精英人物”形成了一种认知：俄联邦政府不会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其政治秩序。这种认知转变进一步激发了某些反“主流”，但在山地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依然根深蒂固的民族、家族、亲属社会关系的活跃，并在这些人物周围形成了以家族主义和庇护关系为基石的势力集团（例如扬达尔比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哈奇拉耶夫家族等）。

这些家族网络及其小型武装力量，虽然在事实上不受、也不愿意受到联邦宪法的管控，但却在形式上通过宪法及其所代表的新政治体系，来达到攫取事实上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利益的目的。而且由于管控能力的削弱和治理效率地下，即便是俄联邦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在当地寻求一些地区家族势力的支持，以避免北高加索局势的根本性动荡和失控。这种政策蕴含了权力碎片化的危险趋势，这在车臣（泰普氏族集团之间）和达吉斯坦（民族联盟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传统的伊斯兰教苏菲派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尤其是瓦哈比主义）之间的宗教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安全局势的紧张。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形成了以巴萨耶夫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哈塔卜为代表的强大武装力量。当时，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被赋予了革命性和反抗性的意识形态含义。在北高加索地区缺乏广泛而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对腐败低效的地方政治领导机构不信任的背景下，这一意识形态事实上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信仰并加入相关的组织。

而具体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的升级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车臣试图通过所谓的“伊奇克里亚革命”脱离俄罗斯，并开始了驱逐和迫害俄语人口的行动。随后，车臣激进武装组织主导的“无差别”恐怖袭击活动也开始外溢，出现了诸如1995年6月的布琼诺夫斯克袭击事件、2003年的电气火车爆炸事件、2004年别斯兰第一中学的劫持事件等。而且这一时期，在所谓的“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控制范围内，也开始出现“人口掠夺”和类“奴隶制”的前现代暴力压迫现象回潮。

俄罗斯警官在别斯兰第一中学的劫持事件中救出一名幼童网络图片

在这一时期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车臣的分裂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类似“追求完全独立和创建未被承认的、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国家”的东欧分裂主义的一种。然而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相关行为的终极目标已经转变为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民族主义口号也被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所取代。

因此，在车臣分离主义分子遭遇军事失败后，威胁区域安全的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转变——民族主义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而这却与该地区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在北高加索恐怖主义的整体意识形态基础中，民族分离主义元素依然强大，但它不再像前一个阶段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一阶段，恐怖分子的主要袭击目标转变为俄罗斯军队和执法机构的人员、亲俄的地区和联邦政府代表、俄罗斯南部行政主体中的斯拉夫平民以及相关区域的基础设施。恐怖分子的目标之一是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扩大其制造的恐怖活动的影响力，以对俄联邦中央和地区的政治团体施加压力。考虑到恐怖组织外部资金渠道的建立和巩固，恐怖活动的目标之一显然也包括证明国际恐怖主义高层势力所投资金的合理性。

这些新的恐怖活动及其追求的目标，标志着一个大致开始于2002年左右并延续至今的“暴恐新阶段”的形成。从这一阶段开始，北高加索恐怖组织融入国际恐怖网络，显著丧失了其战略自主性和行动能力。

此时，恐怖活动的目标在这一阶段基本没有改变，但暴恐势力也开始试图扩大北高加索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通过广泛的伊斯兰化，并利用外界带来的极端宗教教义来煽动宗教极端主义情绪。其具体做法包括在当地居民当中诋毁国家和政府，以“恢复公平”、“管控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为理由，鼓动用“萨拉菲派小组”为代表的宗教组织替代现实存在的政治管理机构。

显然，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和历史传统特色后，北高加索的恐怖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依附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一方面，恐怖分子在目标和追求上的改变也导致了这种“割裂”；另一方面，暴恐势力的“分裂”和组织力下降的情况，也与该地区俄罗斯反恐特种部队的高效行动，并在该地区成功消灭了大部分恐怖主义领导人有很大关系。

三、北高加索区域安全问题的根源与展望

当今俄罗斯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发展，以及内外形势的变革引发了深刻的危机，并直接导致了安全问题和不稳定因素的激增。这种现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表现得异常严重，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著名“世界历史火药桶”之一的北高加索区域以完全和平的方式“置身之外”是几乎不可能的。近几十年来，这里出现了传统主义的爆发，并伴随着暴力的激增，这使得该区域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和复杂。

北高加索地区安全问题的广泛存在和不稳定因素的持续升级，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仅涉及内部因素，还包括外部因素，这两类因素共同体现了历史上的规律性。在北高加索并入俄罗斯版图的历史进程中，这里的社会一直坚守着传统主义，同时，这片土地在地缘战略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共同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北高加索人民的生存资源、生活保障技术，并深刻影响了社会系统结构的形成。因此，高加索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总体的社会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类型和统一的社会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们共享着一种世界观、价值取向体系、心理素质、传统习俗、信仰以及社会关系形式和规范。正是在这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里，孕育出了共同的高加索社会文化原型，这种原型决定了集体社会主体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这个主体在高加索文化条件下所赋予行为的意义。

从宗教问题来看，历史上，基督教一直未能在北高加索地区扎根，特别是其宽恕精神未能深入人心；相反，“血亲复仇”习俗却在这一区域里广泛流传。而伊斯兰教的传入其实并未带来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更没有成为唯一的“思想调节器”。它更多只是作为一种补充，通过所谓的宗教思想理论来“神圣化”了民间伦理道德，“合理化”了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思想动机。因此在安全问题上，宗教的影响其实是相对较小的，而传统思想和习俗的动因则更为显著。

而高加索地区居民的传统思维方式显然受到了高加索战争的影响。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任何思维方式都有其惯性，即使传统思维方式的来源被摧毁，也不会导致这种思维方式迅速消失。更可能的是，这些特性会逐渐消失或被整合到另一种思维系统中。更准确地说，不是高加索战争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高加索山地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东斯拉夫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趋势，以及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共同导致了高加索人思维方式上的细微、缓慢的变化。

即使在20世纪，北高加索地区的绝大部分人们仍然坚持传统，并保留了社会结构中的许多古老元素。持续的古老与现代冲突在整个时间段内产生了社会紧张局势，尤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为明显。北高加索的许多社会结构和社会传统在沙皇时期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联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但苏联政府的“驱逐”政策为被驱逐的民族树立了一个“共同敌人”，反倒有助于他们保留并强化自身的一些文化传统。随后的行政区域重组成为了区域关系复杂化的新因素，也增加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由于俄罗斯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的第一个十年中无力在北高加索地区保持对绝对权力的管控，使得国家的合法统治遭到了严重削弱。一些传统社会组织，特别是氏族-亲属关系组织体系取而代之，并复兴了许多传统的甚至“前现代”意味浓厚的习俗。因此，扎根的传统主义文化决定了北高加索地区安全威胁的区域特色：形式多样且难以根除。

这种现象的特殊特点也源于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历史上，北高加索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来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对象。它最大的战略价值在于提供了进入外高加索的通道，使帝国能够在该地区行使权力。而新的现代地缘政治局势，一方面让俄罗斯“损失”了部分领土和资源，但也在高加索地区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另外一些机遇。例如，独立的外高加索国家充当了某种“缓冲区”，有助于缓解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潜在矛盾冲突。

外高加索独立国家的出现，质变地改变了北高加索的局势。如果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它可以说位于国家的“后方”，那么现在它则成了国家的“前哨”。因此在当前条件下，这一地区承担了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曾在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间分散的地缘政治“负载”，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俄罗斯的“名片”和“脸面”。

在现代情况下，解决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任务也变得极其复杂。如果在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中，俄罗斯帝国面临的是南北封闭的山地飞地的抵抗，如今的问题则在于一个从南面事实上开放的山地飞地。这一困难因格鲁吉亚边界对于民族分裂主义者和恐怖分子仍然开放，且格鲁吉亚当局对俄罗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模糊立场而持续加剧。

地缘政治侵略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在不同时间段内，对俄罗斯及其周边区域而言，战争作为主要的“传统”工具广泛出现。然而，自核武器问世后，直接军事侵略几乎变得不可能，其他形式的侵略手段开始广泛应用，其中宗教扩张和民族吞并占据了重要位置。

过去十年的趋势是，将政治化的伊斯兰教扩散到其传统存在区之外。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达吉斯坦和车臣扎下了坚固的根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这些共和国一直是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化程度最高的，那里以绿色旗帜领导的政治运动传统悠久。然而，新瓦哈比主义是该地区已然出现的更为激进的宗教倾向。自1999年8月达吉斯坦事件后，新瓦哈比主义变得极端激进，并积极利用恐怖主义实践来达到政治目的。

因此，需要强调，历史上在北高加索地区形成的抢劫制度、以出售或获取赎金为目的的绑架行为、历史上的发动圣战号召等因素，在现代条件下已经转变为内生和外生因素，使得当地原先存在的暴力恐怖主义组织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试图作为非系统性地缘政治参与者扩大其影响范围，将这一地区变成一个伊斯兰主义飞地，成为国际恐怖分子、武器和毒品贩子的避风港，由此成为北高加索地区以族群宗教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安全威胁升级的条件。

在这种局面下，改善地缘局势、应对安全威胁的举措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本身的打击上，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该地区安全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政府能否剥夺恐怖分子的社会基础，并在北高加索实现经济良性互动、社会治理稳步提升、以及思想文化的凝聚和引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区域的根本性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