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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的思想試驗與集體性召喚,當代文學的尷尬


摘要:懇請您點擊右上角,訂閱「媒介之變」的百家號。劉大先劉慈欣的科幻現實感置入當代文學語境之中,無疑是對於長久以來佔據文學主潮的人性論的反撥。事實上,科幻小說從其誕生伊始,便具有反現代性的科技恐懼症,弗蘭根

懇請您點擊右上角,訂閱「媒介之變」的百家號。

劉大先

劉慈欣的科幻現實感置入當代文學語境之中,無疑是對於長久以來佔據文學主潮的人性論的反撥。事實上,科幻小說從其誕生伊始,便具有反現代性的科技恐懼症,弗蘭根斯坦對於其創造者的反噬意味著人對能夠控制自身發明的科學技術的惶惑。20世紀以來,因為與現實政治話語的結合,並且因為人工智慧之類新技術的潛在威脅,反烏托邦式的主題成為科幻文學的主流。放在中國科幻文學發展的歷史上看,儘管最初有著「新中國未來記」這樣洋溢著樂觀自信的民族主義狂想,但很快科幻的形式就被挪用為用來批判政治腐敗與科技異化的壓抑。在於江曉原的一次對談中,劉慈欣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所持的主張是「冷酷的但又是冷靜的理性」科學主義,雖然科學有可能造成諸如人性的異化、道德的淪喪之類問題,但人性是一個歷史性範疇,所以不應該拒絕和懼怕變化。「我認為那些認為科學解決不了人所面臨的問題的人,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顧慮,那就是人本身不該被異化」。[32]。那種對於人的靜止與固定的看法,缺乏長時段的歷史意識,其實也折射當代文學書寫之中,劉慈欣的反對正顯示出他的歷史感。

通過超經驗論的思想試驗,劉慈欣重新解釋了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這在《鏡子》(2004)這篇頗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說中體現的最為明顯。在這個將正劇寫成荒誕戲的小說中,心懷理想與責任感的紀委幹部宋誠在軟體工程師白冰的幫助下獲得了省里官員腐敗是一系列證據,並且牽涉到首長。技術狂熱愛好者白冰是通過在偷來的超弦計算機上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從而能夠在計算機中看到現實世界的運動演化,得知現實世界一切事物的真相。程序模型顯示了歷史決定論的不可避免:「物理學穿過量子迷霧之後,宇宙又顯示出了因果鏈和決定論的本性。[33]」但在現實中卻又回到了存在即合理的觀念。因為鏡像世界讓世界袒露無疑,再也沒有困惑與暗角,因而變得乏味與無聊,最終退化毀滅於單一蒼白之中。也就是說,現實的意義恰在於它的雜亂混成、善惡并行與參差多樣,一個已經有了註定答案的世界則令人絕望。對於人類乃至宇宙宿命論的認知,並不妨礙依然要在現實中努力、掙扎與充滿希望。儘管在某些時候,劉慈欣在處理危機與生存問題時不免顯得有些功利主義傾向,從思想觀念上來說,他像一切通俗文學一樣傾向於保守,尤其是在政治哲學上,重新演繹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和契約關係,最後似乎又回到了永恆回歸式的救贖之中。

劉慈欣的思想試驗與集體性召喚,當代文學的尷尬

關於政治與人思想試驗,在劉慈欣的科幻世界中是統一在一起的。政治必須擺脫空洞的說辭,而落腳於生死攸關的現實,道德具有特定社會性,科學理性在歷史之中摒棄一切感傷的人道主義溫情。因為在極端情境中,那些全無用處甚至會成為敗事的弱點。程心作為「持劍人」時候的婦人之仁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一絲猶豫而毀滅了整個地球。這裡雖然會陷入到一種「電車難題」的倫理困境[34],但劉慈欣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為了多數人的生存可以摒棄世俗倫理犧牲個體,而之所以能夠具備如此勇氣,恰在於他沒有將「人」僅僅視為個人,而是作為一種類、群、集體的存在,人類本身成為一種共同體,他們的命運糾結在一起,個體在其中的犧牲是為了服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慈欣創造出了一種新時代的史詩,史詩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的英雄絕不是一個個人,「史詩的對象並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共同體的命運」[35]。如果從思想資源來看,這可以視作劉慈欣對社會主義早期意識形態觀念中「集體性」的召喚。

在《三體·死神永生》的最後,劉慈欣以其宏闊的筆致寫到「回歸運動」,因為各自為政、自謀自利的小宇宙,「宇宙的總質量減少至臨界值以下,宇宙將由封閉轉為開放,宇宙將在永恆的膨脹中死去」,「為了避免這個未來,只有把不同文明製造的大量小宇宙中的物質歸還給大宇宙,但如果這樣做,小宇宙將無法生存,小宇宙中的人也只能回歸大宇宙,這就是回歸運動」。[36]「小宇宙」與「大宇宙」之間並不構成對立,而是相互依存,沒有對「大宇宙」的回歸,「小宇宙」根本就無法生存。「小宇宙」和「大宇宙」在這裡構成了個人與集體的換喻,這番話清晰明了地顯示出,為了共同體的利益犧牲小我其實最終還是為了彼此共同的存在。這是一種目的論式的理想情境,用小說中的話來說:「每個文明的歷程都是這樣:從一個狹小的搖籃世界中覺醒,蹣跚地走出去,飛起來,越飛越快,越飛越遠,最後與宇宙的命運融為一體。對於智慧文明來說,它們最後總變得和自己的思想一樣大」。[37]

讓思想成為通向廣闊空間的途徑,最終將個體的命運融入到共同體(國家、社會、宇宙)之中,這使得劉慈欣在語言的使用中盡量透明,因而很少見純文學作品中的含混與曖昧;而人物性格的刻畫也並非其所長(他的人物更多是具有古典式高貴的單純和堅定信念的類型人物),他的重點在於闡釋環境與關係,這也是他被許多批評者詬病「文學性不足」的地方。然而狹隘的「文學性」顯然並非劉慈欣的追求,他正是要通過仿科學的語言和敘事來達至對於新時代總體性思想的探索,因而從某種程度上構成對既有文學觀念的超克,這讓他成為我們時代為數不多具有思想衝擊力的作家。他通過描寫上宏大時空的恢弘磅礴,敘述上大刀闊斧、摧枯拉朽的速度與節奏,風格上的粗糲陽剛與殘酷冷硬,一反小確幸、小清新、頹靡與衰喪的主流中產階級美學範式,呈現出一種反潮流的寫作。正是這一切使得劉慈欣將自己樹立為一個特例,成為後純文學時代文學書寫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