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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父母心裡苦,但父母不說


獨生子女這代人的一系列特有問題,正按照「發展中的問題要在發展中去解決」的金科玉律,不走尋常路,沒有問題創造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生髮諸多新的社會現象。年關將至,在這個人口大流動的時代,「回誰家過年」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也悄然發生了一些變化。

兩個同為獨生子女的小夫妻,回誰家過年,這在十年前大概還是個新問題,每年都有不少「狗血」報道出來。多年前,我也專門分析過這類「回家困境」:獨生子女夫妻逢年過節有幾種可能。兩人共同行動,兩地錯時奔波,但這裡就涉及到先後問題,涉及到時間價值的通兌與換算問題,比如大年三十的一個晚上大約可以換算為幾個大年初二、初三的價值?當然也可以採用輪換制,一年一換。也可以三個家庭在一地共同過年。也可以三個小家庭在三地各自過年。每種選擇,總有幾家歡樂幾家愁。

過年,父母心裡苦,但父母不說

我在做上述分析時,還是單身狀態。這些年來,娶妻、生子,組建了家庭,慢慢發現,事情正在起變化。

今年,就是我頭一回去丈母娘家過年,準確地說,是三十多年來頭一次不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過年。這個想法是我父母主動提出來的。原來他們一直把過年這個儀式看得很重,說句玩笑的話,也許真的可以像前面所做的量化,三十一晚值千金,哪怕大年初二就走,守歲必須按照從夫居、從父居的「老規矩」,祖孫三代齊聚一堂,吃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

但是今年年初,家父突然很鄭重地對我說,你們一家三口今年到你丈人那過年吧,早點走,晚了的話還要堵車。我和愛人聽了,將信將疑,沒急著表態,心裡琢磨,莫不是客套話,試探試探?

我說這個故事給幾個同齡好友聽,他們不約而同表示,自己的父母也多少流露出這種情緒。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帶有一定普遍性的代際倦怠和交往疲勞,稱為獨生子女世代父母們的「天倫之倦」。

從傳統社會的天倫之樂,到獨生子女時代的天倫之倦,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核心家庭,還是三代同堂?

社會學喜歡講功能和結構,經濟學喜歡講效率和收益。在解釋婚姻這種組織形式上,他們是有共鳴的。冷冰冰地來理解的話,婚姻是一種經濟互惠組織,是雙方當事人執行顯性和隱性責任的一份不完全合約。

婚姻的成本是:雙方都要犧牲某些獨立性、作出許多關於個人習慣、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協;婚姻的收益是:提供夥伴關係、互相關心和愛情,為繁育孩子提供便利。婚姻的交易成本是:與結婚和離婚直接相關的費用。婚姻的機會成本是:結婚的機會成本是保持單身所獲得的福利,離婚的機會成本是保持婚姻所獲得的福利。兩個人只有在結婚的共同收益大於單身時的各自收益之和的情況下才會決定結婚。

如果說,婚姻的功能在於「承擔家庭中資源及利益在代際中轉移而不至產生損失的壓力」,恐怕主要是自第一代獨生子女開始步入而立之年、進入結婚生子軌道的產物。在獨生子女不成其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群體時,在多生子女時代的中國,婚姻的代際資源再分配功能,其實是可以忽略不記的。所謂富不過三代,有不少是分出來的。

自古以來,分家析產總是一段婚姻之後的首要步驟。分家在生活層面上的標誌,是分灶吃飯,因為「吃人的嘴短」,而分灶吃飯的背後是分灶財政,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特別是目下的代際分裂程度的加深、速度的加快,往往一代人之間,橫亘的是兩個文明、兩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鴻溝。兩代人勉為整合,難免「文明的衝突」。

社會主義革命,不僅革了地主的命,也革了鄉村傳統的命。翻身、解放、平等,新的政權直插到底。從互助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業生產的合作規模愈加龐大,早已突破了家庭甚至村莊的界限。工分制的計量方式,也從根本上動搖了原先存在於家庭中的等級秩序體系。家庭「收入」的來源取決於出工、出力,年老體衰的父代逐漸喪失話語權。此外,從理論上講,人民公社時期養老責任是由集體和國家負擔的。因此,分家對於年輕一代是極具誘惑的。

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波分家的浪潮是和城市化、人口流動相伴的。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一波分家浪潮是「男拐女」,打工仔在工廠結識打工妹並日久生情「裹挾」回家,再往後一波分家潮的目的地則既非男方所在地、也非女方所在地的第三地。

在流動的年代里,兩個青年人在時間上的婚姻年齡差不斷拉開,空間上的婚姻半徑也空前擴大。這對於生活在現代中國的每一個體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生命體驗,對於治理這個異常複雜國家的人們來說也是不曾有過的挑戰。城市化導致人與人之間在空間上的分離,在「人戶分離」背後,其實是傳統的「家庭」觀念與現代國家戶籍管理制度所規定的「戶口」觀念之間的斷裂。

對人丁滋長狀況進行統計,自古以來都是國家試圖加強基層控制和數目字管理的必要步驟。戶是治理視角,家則是文化視角。分戶式管理固然有助於分而治之,防止世家豪族坐大進而對政權產生離心力量,但這種核心家庭化的現代趨勢,實際上也撤除了傳統家庭對於個人的保障與責任。

可是,獨生子女卻是奇葩的一代人。在「4―2―1」或「4―2―2」(四個老人、一對雙獨夫妻和一到兩個子女)家庭結構下,位於頂端的老年人,其實並不可能輕易抽離自己對子女的物質和精神支持。這實際上是對「核心家庭」這一公認的現代化後果的某種顛覆。儘管在戶籍上的賬面狀況是核心家庭的,也就是三個戶口本。四個老人並未進入法定的戶口籍冊之中,但他們實際上是以「人戶分離」的方式「常駐」小家庭之中,共同或接續發揮著對後者的重要支撐作用。

過年,父母心裡苦,但父母不說

代際支持,還是服務外包?

最新一期《中國青年研究》刊發了陳輝關於「老漂」的研究,澎湃新聞也注意到這一現象,對諸多當事人做了視頻採訪。其實,所謂老漂,就是比照「北漂」的意涵,對老年流動人口跟隨子女來到陌生的城市,繼續發揮「餘熱」、「扶上馬、送一程」,讓子女一代的城市化根基更加穩固的現象。

必須看到,這種支持的根本性質是一種代際支持,而不僅僅局限於城鄉之間的支持。現代都市生活的高度緊張和巨大壓力,無論是進城務工的農民還是剛剛落戶的新市民都很難憑藉一己之力站穩腳跟,必須仰賴自己的原生家庭,從中汲取支持。

這造就了一種緊密咬合的新型家庭結構和內在關聯,一方面是傳統家庭倫理中講究的名義上的天倫之樂,另一方面是現代都市生活艱辛不堪背後實質上的代際支持,而且是舉兩家之力托舉起一個新興的核心家庭。很多收入頗高的獨生子女夫婦,仍然免不了要勞煩雙方父母接力式、階段性地「進城」支持,這又不能簡單以「啃老」二字指摘了。

這種新型代際關係之下,也催生出許多新的現象和模式。這裡重點分析一個例子:月子會所。

有一段時間,人們是很樂於以舉著科學的旗子高聲抨擊「坐月子」的陋俗的。但如果我們把這個現象理解為一個社會現象,並將之置於這種新型代際關係之中,恐怕問題就要複雜得多了。

「月子會所」的關鍵不在(是否信奉做)「月子」,而在「會所」。月子其實是一個噱頭了,並沒有多少人還一本正經地坐月子。所以,針對月子來批判,總給人一種戰風車的感覺。這不過是消費社會的一種表現罷了。月子中心、月子會所這類新事物其實是一種解脫,是資本介入后把一團亂麻的禮俗、擺不平的家庭內部新型關係結構給消弭於無形,也就是俗話說的能花錢解決的問題,那就不是事兒了。等於是讓七大姑八大姨,男女雙方家長各方面都滿意,不必為誰先誰后、你幾天我幾天而失衡,大家統統一齊消停一個月。

過年,父母心裡苦,但父母不說

這一個月,大家都是上帝,都享受頂級服務,哪方家屬都與有榮焉,挑不出理來。這就是新型坐月子的本質。當然,這個市場確實也比較混亂,偽科學未必敢大張聲勢,卻也不是沒有。裡面很多工作人員,一介紹起來都說是知名婦幼保健醫院退休的資深護士(長),但真正什麼資質,誰也沒查驗過。畢竟,帶孩子、伺候產婦這種事,似乎有點經驗的都可以頭頭是道說出一大坨唬人的道理。話說回來,能解脫一個月是一個月,過了這一個月,「上帝」下野,「小祖宗」登基,新的家庭結構開始運作,全家人就要「終身為奴」了。

服務外包是子代面對複雜的父代干預和代際結構的一種權宜之計,是借他人之口、甚至假科學之名完成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消解。看似是一種話語霸權,但同時又不只是話語霸權,有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成分。

那麼問題就在於,在結構的面前,文化或禮俗究竟有多堅硬,又可以抵擋多久?抑或是,究竟是把這理解為科學對禮俗的勝利,一種新時代的「新生活運動」,還是僅僅是提供了對男女雙方原生家庭而言都心照不宣的一種「卸責」方式,同時又平衡了家庭代際結構?哪些可說,哪些不可說?什麼時候可以外包解決,什麼時候又只能依靠父母支持?這其實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

父母心裡苦,但父母不說

兩年前,宜家針對「老年相親團」出手時,我寫過一篇《老人不可怕,就怕老人有文化》,提出一個判斷:「這一屆老年人真的不一樣。我所指的絕非『老人變壞』或『壞人變老』之類的刻薄指摘,而是他們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狀態不一樣。這一屆老年人過上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能夠凸顯現代化內涵的生活,他們甚至有條件過上某些科幻片所描摹的那種生活,躺在床上,動動手指,通過操控各類機器就可衣食無憂。然而,今天的老年人又似乎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備感精神上的緊張和焦灼。」

撇開家國巨變、社會轉折的歷史行程給他們刻上的深刻時代烙印和沉重生活影響不談,僅就代際關係論,他們這一代人「作繭自縛」地創造了一個曠古絕今的獨生子女一代,並且在今天不得不「自食其果」地將「溺愛」進行到底。人們常常只看到獨生子女這一代本身在未來面對的種種可怖的社會負擔――每對夫婦的頭上頂著四個老人,這種單一的子女視角,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如果反過來看,獨生子女的父輩這一代何嘗不是更加「痛苦」的一代?

他們明明是普遍生於1949年之後、因而是大面積掃除文盲、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甚至較高教育程度的一代人,他們對於養老的需求遠遠超出了之前的20后、30后、40后。所以養老院的幾張床位、幾張麻將桌根本不能「打發」他們:他們有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僅要滿足物質文化需要,還要追求美好生活;他們要去跳舞,他們佔領了廣場;他們要黃昏戀,他們佔領了宜家;他們要養生,他們佔領了微信朋友圈。

現在,他們的子女卻要用千百年來看待歷屆老年人的一種固化了的眼光,繼續將已經大為不同的他們「打回原形」,要他們「獻了青春獻終身」:用他們的孫輩一代,以天倫之樂的名義,要求他們再做五到十年的「犧牲」,把他們困縛於一個陌生城市之中。這種局面是有著更強自我意識和精神文化追求的他們能夠長期忍受的嗎?

想到這裡,我逐漸理解老爸前面要趕我去丈人家過年的心情了,那背後的潛在情緒是真實的:一年到頭了,該給我們放放假了,讓我們清靜清靜吧。

過年,父母心裡苦,但父母不說

只不過,想起小時候奶奶還在世時,他常跟我講的「我們這一代,無法保證自己有一個快樂的童年,但一定保證自己的子女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我們這一代,無法確保自己有一個幸福的晚年,但一定確保自己的父母有一個幸福的晚年」,以及「過年就是要一家團圓,走得再遠,都要回家」,忍不住眼中一熱。

就要開車上路了,寫下這些文字,給老兩口先拜個年。

(本文原標題《「天倫之樂」到「天倫之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