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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幕府中的好學生李鴻章


曾國藩幕府中的好學生李鴻章

一、

咸豐八年底,李鴻章來到曾國藩幕府,師生相見,分外喜悅。

一進入曾國藩的幕府,李鴻章就發現這裡很特殊。雖然在安徽期間,他也數度側身高官幕府,但曾國藩幕府的作風完全不同。其特殊處不止在於其大,更在於它很像一個學校。這個學校的校長,就是曾國藩。

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幕主與下屬關係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塾師約束。」也就是說,他在幕府中對待下屬,就如同私塾中老師對待學生一樣。

曾國藩常利用吃飯這個大家聚齊之時,在茶餘飯後同大家談古論今,表面上看是閑談,實際上經常向幕僚傳授自己的人生經驗和讀書心得。李鴻章後來回憶說:

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后,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

李鴻章這樣描述曾國藩在眾弟子面前的那副老師形象:「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只管打須,穆然端坐,若無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擺布苦了。」

和孔子一樣,曾國藩內心深處很熱愛這個教師工作,甚至比做官還要熱愛。曾國藩曾說過:「君子有三樂」,其中之一便是「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也和孔子一樣,曾國藩長於「因人施教」,針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曾國藩幕府中的好學生李鴻章曾國藩畫像

關於李鴻章入曾幕之初的情況,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筆記》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專有一文,其中說:

文正每曰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為之悚然。蓋文正素諗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

也就是說,曾國藩每天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飯。李鴻章落拓不羈,有睡懶覺的習慣,對曾國藩大營中的這個習慣很不適應,深以為苦。一天他謊稱頭疼,卧床不起。曾國藩知道他是裝病,大動肝火,接二連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飯,李鴻章到來之後,曾國藩整個早飯期間一言不發,直到吃完了,才說了一句話,說我大營所尚,只有一個誠字。意思是批評李鴻章「不誠」。李鴻章從此日日早起

晚年李鴻章更親口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老師實在厲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起起來,六點鐘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法只得勉強趕起,胡亂盥洗,朦瞳前去過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強慣了,習以為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

可見確有其事

李鴻章這個人身上缺點和毛病確實多。他智商高,才華出眾,自小又一帆風順,因此待人接物,經常盛氣凌人,「常顯傲慢輕侮之色,俯視一切,揶播弄之。」到了曾國藩幕府後,他自恃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不自覺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氣概。

薛福成說:

(李鴻章)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間道往謁焉。……鼐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艨艟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鼐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

這段記載失實之處甚多。李鴻章素來得到曾國藩重視,並不需要好朋友陳鼐為之說情。但是薛福成是久侍曾國藩的弟子,這段記載應該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這段記載從側面反映出曾國藩對李鴻章性格的了解。曾國藩認為,若將來真要他獨當一面,還須再經一番磨鍊,所以要先聲奪人,在大家面前折折他的銳氣。

李鴻章以口才自雄,而當時湘軍幕府有不少「雄謀善辯」之士,如左宗棠、李元度等,口才不在李鴻章之下,曾國藩就經常有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傲氣。曾國藩還經常將李鴻章帶在身邊,讓他與第下天一流人物接觸,讓他領略「天下士」的風采。比如咸豐九年八月初曾氏就帶著他同赴黃州,與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進兵入皖之計,讓他聽聽胡林翼對戰局的分析和評論。

至於曾氏本人,則身體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凡是曾國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國藩嚴格的起居方式。方宗誠在《柏友堂師友言行記》中說:

公每日清晨輒起,食後行三千步。步畢乃治公犢。少奏疏批牘書札,皆手自為之,事畢則與幕友圍棋一局或二局以為消遣。棋畢即讀書兩卷或三卷。有客至,隨時召見。午後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為常,雖佳節時令無稍變也。

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李鴻章從一個生活散漫、愛睡懶覺的年輕人逐漸變成了「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李子淵在《合肥詩話》中記載其先伯曾祖少荃公「每日盥畢,據案作書,臨摹《懷仁聖教》數百字,飯罷,必繞廊徐行數百步,曆數十年,雖篤老未嘗或輟,其堅定有恆,亦秉曾公之遺法也。

可以說對曾國藩的模模擬是從形似到神似了。

曾國藩對李鴻章這塊美玉之才確實是精心訓導,儘力雕琢,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李鴻章平時好說謊吹牛(合肥俗語「打痞子腔」),在曾國藩面前他從來不敢造次;李鴻章心思太靈,遇事容易動搖,曾國藩經常對他講「挺」經,教導他遇到困難要挺得住。在曾國藩幕府中,李鴻章方方面面都發生著變化。吳汝綸記述他:「公少受學曾公,其用兵方略,為國決大計,虛榮悴顯晦,事成敗,不易常度,得於曾公者為多。

李鴻章對恩師在幕府期間的教誨,是感激終生的。比如李鴻章後來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他自稱:「吾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並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針,獲益匪淺。」

二、

當然,不光是幕僚們從曾國藩這裡獲得收益,曾國藩本人也從幕府中收穫巨大。他每遇一事決疑不下,不僅向部下個別徵求意見,通過還會令幕僚各為一文,各抒己見,以供參閱。

吳汝綸說:「吾壯時佐曾文正幕……曾公每辦一事,無適莫心,無人己見,但詳告事由,命諸同人各擬一稿以進,擇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勝己者,則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勝吾,吾用之矣,即將己稿棄去。於是人爭濯磨,事理愈細,文思亦愈精。」[1]

一個人的智力是有限的,而幾十幾百個大腦集中到一起,情況就不一樣了[2]。曾國藩的幕府規模巨大,集中了半壁江山的才智之士[3]他一生做出的眾多決策,有很多都是幕僚貢獻的智慧。

在曾國藩的幕僚之中,李鴻章作用最大。曾國藩為人持重儒緩,遇事猶豫再三,做出一個判斷要花很長時間,而李鴻章思維清晰敏捷、作風明快果斷,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關鍵的所在。因此一遇大事,曾國藩往往求助於李鴻章的分析決斷。

咸豐十年(1860),為了解安慶之圍,太平軍沿江西上,展開第二次西征,「合取湖北」,兵鋒直指武漢。曾國藩雖然明知太平軍的目的是要把湘軍從安慶調開,「逆黨之救援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制官軍之勢,解安慶之圍。」但是因為武漢的位置實在太重要,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漢,舉棋難定。咸豐十年五月初十上午,他和名將李續宜「熟論安慶、桐城兩軍應否撤圍,約沉吟二時之久」,討論思考了四個小時,沒有結論。

下午,李鴻章來參與討論,結果「得少荃數言而決」。李鴻章幾句話,讓他下了決心,不撤安慶之圍。於是他當天致信胡林翼:「定為安慶、桐城兩軍皆不撤動,青草塥希庵(即李續宜)軍亦暫不動。」事實證明,這一判斷是正確的。

在曾國藩遇到的另一次重大危機,北援事件中,李鴻章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門的曾國藩收到一封十萬火急的寄諭。原來,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英法聯軍不斷取勝,此時已經逼近北京,咸豐皇帝倉皇出逃承德,發文命曾國藩火速派鮑超帶三千人「兼程前進,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4]

接到命令后,曾國藩陷入了巨大煩惱之中。

為什麼呢?

第一,現在正在圍攻安慶的緊要關頭,要是調勁兵北上,安慶勢必撤圍,鎮壓太平天國的功業將功虧一簣。

第二,即使他聽從皇帝命令,派鮑超帶兵北上,其實也無濟於事。第二次鴉片戰爭進行到此時,形勢已經非常明朗,英法聯軍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來只有議和一途。派幾千人北上,根本改變不了這個大局。所以曾國藩說,「此事無益於北,有損於南」。[5]

第三,他不願意將湘軍猛將鮑超交到滿族將領勝保手中,這很可能導致這支勁旅有去無回,從此列入他人帳下。

但是,君父處於急難當中,「勤王」一事關乎人臣之大節,不可討價還價,曾國藩說,「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若不赴君父之難,則既詒後日之悔,復懼沒世之譏,成敗利純,不敢計也。」[6]如果不去,可能留下終身罵名。

曾國藩遂召集文武僚佐,給他們出題考試,讓他們各立一議。大多數人主張「入衛」,但是李鴻章獨持異議,認為入衛沒有任何實際作用:「謂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六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當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楚軍關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 [7]

在這個關鍵時刻,李鴻章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建議:用「」字訣,拖以待變。他說,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經被洋人攻佔,雙方自然會議和,那時也就不用湘軍北上了。

曾國藩對這一見解非常佩服,遂決定採納李鴻章的建議。他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諭,九月初六日才回復了一道奏摺。曾國藩在奏摺中說,鮑超人地生疏,長途遠行,無法在指定時間達到京城。同時鮑超品級太低,在指揮作戰中起不到什麼太大作用,所以他請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選一人帶兵進京。

當時奏摺一次往返,需要二三十天,李鴻章預計在二三十天內,大局已定。果然,聯軍不久攻入北京城,不久在恭親王的主持下和議達成,聯軍退回天津。十月初四,曾國藩接到朝廷寄諭,稱曾國藩不必北上。這一「拖」字訣用得可謂非常高明。

因此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待的時間越長,就越受到曾國藩的器重,漸漸成為曾國藩的幕僚之首

註:

[1] 唐文治:《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五。轉引自王桐蓀,胡邦彥,馮俊森等選註:《唐文治文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45頁。

[2] 曾國藩又是一個善於虛已待人,主動吸收別人智慧的人。所以在很多他不太懂的問題上,比如如何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幕僚的意見和影響對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學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閎的建議,同李鴻章等人協商之後決定的。

[3] 容閎《西學東漸記》其嘗見曾國藩幕府中之盛況云:「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之人才精華,彙集於此。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李鴻章曾賦詩云:「滿堂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

[4]《曾國藩全集・奏稿》,嶽麓書社,1987年,第1239頁。

[5]《曾國藩全集・家書》,嶽麓書社,1985年,第583頁。

[6]《曾國藩全集・家書》,嶽麓書社,1985年,第583-584頁。

[7] 柴小梵著:《梵天廬叢錄 (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