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里士滿走出的小鎮青年


很顯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把自己之於紐約,比作巴爾扎克和左拉之於巴黎,狄更斯和薩克雷之於倫敦,這在他1989年發表在《哈潑》雜誌上的《新社會小說文學宣言》中明白地說過。

紐約讓他興奮。寫一部大小說,將這個城市盡最大可能地擠在一個封面和一個封底之間,他覺得這應該是對任何一個美國作家而言,最具誘惑,最具挑戰性,也最顯而易見應該有的念頭。終於,他把對這個城市按捺不住的興奮,在他的「大小說」《虛榮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通過主人公的眼睛描畫了出來:

一幢幢高樓密密實實地擠在一起,他似乎能感覺得到它們的沉重和份量。想想那成百萬遍布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渴望來到這個島上的人們,他們想走進那些高樓里,走在那些狹窄的街道上!這就是它了,二十世紀的羅馬、巴黎、倫敦,一個象徵著理想和抱負的城市,對所有希望參與時代和變遷的人而言,它就是一塊厚重的吸鐵石,一個無法抗拒的目的地。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沃爾夫把包括瓊・狄迪恩,杜魯門・卡波特,亨特・湯普森等在內的一群作家,集中到了一個標籤下:新新聞主義者(New Journalists)。

這個群體打破了虛構作家和非虛構作家之間固有的平衡,這夥人這麼做的初衷,僅僅是因為希望把自身代入他們的敘述中,同時又從小說家那裡借來諸多法門:一個場景連下一個場景的結構,戲劇性的對話,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視角轉變,等等等等。

猛的一看,這並不新鮮。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水手以及金礦礦工,喬治・奧威爾的赤貧流浪者,他們早都用小說技法寫出了自己精彩的非虛構故事,甚至幾乎所有的英國旅行作家通通可以歸為這個意義上的新新聞主義者。因此這些新新聞主義者之所以對那個時代重要,不是因為發明了新的技法和流派,而是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里士滿走出的小鎮青年

沃爾夫並不是紐約土著,他一身標誌性的白西裝,在外人眼裡便是他對自己南方紳士身份的宣稱。沃爾夫來自佛吉尼亞里士滿。那個時候在傳統家庭長大的南方少年,尤其是WASP出身的長子,很多人頂著一個加了後綴Jr.的跟父親一樣的名字,基本就是一個父親的小型翻版。他們尚不知反叛為何物,更從無逃離家鄉的念頭。

他當時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但為了離家近些,去了本州的一個私立文理學院「華盛頓與李大學」。在那裡,教授們時不時會留意到,他在文字上好像有一套,另外還有些畫畫的天賦,僅此而已。文學藝術抱負這等事,在五十年代對於一個傳統的南方小白男是模糊而遙遠的。大學畢業,他接受一位教授的建議,去耶魯攻讀美國研究的博士學位。一直到這個時候,他的生活中都未曾閃現過一星半點的叛逆性,他受老師喜歡,聽父母的話,有一個老實巴交的朋友圈。

然而一旦離開南方,情形就不一樣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發現,在代表著時代脈動,高知識水準的東海岸,那裡的精英文化中有著無休止的對上帝、國家和傳統的抵觸。而他抵達的時間,恰恰處於顛覆的高峰。這位南方來的「小鎮青年」,有著足夠的知識儲備和教育背景,立刻把自己武裝起來加入了時髦的文化運動,反對上帝,反對國家,反對傳統。

然而內心深處,尤其是情感上,他無法真正接受這一套。他非但沒有利用自己所獲得的東海岸經驗來疏遠他的南方保守教育,反而利用自己的成長經歷來與新生活始終保持了一定距離。

但是耶魯的幾年無疑對他是重要的,正如他多年以後回憶時說起,他原本以為可以通過閱讀文學、歷史和經濟來研究自己的國家,然而他迷上了社會學,尤其是通過馬克斯・韋伯的著作,發現對「地位」的研究才是自己的興趣所在。了解人們對地位的渴望和追求,解開了他心中的很多疑團。

畢業以後的記者生涯,除了糊口,他並沒有立即展露出什麼特別的才華。在麻州東部斯普林菲爾德的一家地方小報供職,在大街小巷溜達,盼著路上出點車禍,或者誰家房子著個火。這種看似波瀾不驚的生活還並不讓他煩惱。兩年半后,他去了《華盛頓郵報》。日子一如既往,他的每篇報道上那個署名,湯姆・沃爾夫,沒有任何象徵意義,換成任何一個別的名字都一樣,讀者不會看出任何區別。

然而變化也發生在這個時候。他一面寫著索然無味、面目模糊的新聞稿,一面繼續著他的社會學研究和調查。

他對華盛頓居民進行了仔細觀察,並將他們生活中與追求社會地位有關的行為一一記錄下來:黑色林肯車如何取代卡迪拉克成為身份的象徵(因為當時的肯尼迪開一輛黑色林肯);家裡的雞尾酒派對上請到了幾個內閣成員;甚至寵物狗的註冊號越低表明主人越牛逼……

這個階段的觀察尚只是積累。華盛頓居民的社會,從整體上未能根本觸動他。但他從一個叫休・特洛伊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兩面。休在公眾眼裡是個惡搞專業戶,而究其本質,他是一名社會諷刺大師。他對一些現象本能地難以容忍,又是本能地以惡搞的方式,公開對這些現象通過有趣而博眼球的行為進行嘲諷。

他嘲諷的對象,包括以治理整頓街道而欺負驅趕流浪漢的警察,或者不肯自己寫講話稿的官員。這些種種類似於行為藝術的機智策劃,讓他的調侃對象在公眾面前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出盡洋相。但沃爾夫發現,休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並不自知。沃爾夫在他身上看見了自己,一個彬彬有禮、嚴肅的自己,以及另一個堂吉訶德一般的自己。

他職業生涯的突破,正來自堂吉訶德的失控。在一次採訪過後,一方面他無法寫出符合常規的稿件,另一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素材,苦惱之際只得對雜誌社據實相告。萬般無奈的編輯只好說,把素材按你想表達的意思直接寫下來,我來整合。

這個閘門一開,他洋洋洒洒寫了49頁,儘管成名后那些標誌性的文字特點尚未出現,但他能夠捕捉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的能力,引來了一片嘩然。這篇稿是寫給《時尚先生》Esquire的,當時的編輯回憶說,「就像輕輕地敲擊出一段純美國式的幽默旋律。」最終該文原稿刊出,一炮打響。

沃爾夫終於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成名後人們才開始注意到他那身一年四季不離身的白西裝,大家本能地認為,那只是天才都有的一點怪癖而已,誰能想到那只是里士滿人夏天常見的裝扮,而這位里士滿青年出出道時,沒有多餘的錢為冬天另置一套行頭,於是選了絲羊毛面料,夏天顏色合適,冬天足夠保暖。歪打正著日後竟成為他的標誌。

去年有一位時裝編輯改行的作家出了一本書,叫《傳奇作家和他們的著裝》,沒有任何懸念地,書中有湯姆・沃爾夫及其白西裝的章節,以摘錄他《虛榮的篝火》中的金句開篇,「你永遠也想不到,你的身份和背景早已被縫進了你衣服所使用的襯裡中,」該文從時尚和文學的雙重角度大加分析。

里士滿走出的小鎮青年

儘管沃爾夫的三件套白西裝並不是時尚專家頭頭是道分析出來的某種品味宣言,僅僅只是發源於囊腫羞澀后的將計就計順水推舟,但是引用的那一金句卻是不假。他自己說過,如果他要描述當代生活的花絮全景,他一定要把聽到的聲音,看見的景象全都包括進去,人們使用的品牌,服裝和傢具的品味,禮儀,對待孩子的態度……這些都是最重要的線索。

他寫紐約的時髦派對,寫四等艙旅客的廉價旅遊鞋,他本人穿著怪異,才華出眾,不折不扣的紐約文化圈皇族。然而真正重要的卻是,到七十年代早期,他X光射線一般的洞察力已經彷彿讓美國社會出現了兩個版本的現實,一個是普通人所觀察到的,一個是湯姆・沃爾夫所觀察到的。

1969年7月,他和所有人一樣,都被阿波羅登月吸引住了,但他的關注點跟別人不一樣。對他來說,登月不重要,有意思的是那些宇航員,他花了七年時間跟蹤調查,寫出了《太空先鋒》(The Right Stuff),他對父親說:這不是一本關於太空計劃的書,它關注的是飛行員在軍事飛行領域內高強度競爭機制下的地位爭鬥,它關注地位對人的重要性,以及地位的遊戲規則改變時會發生什麼。

《太空先鋒》的成功終於使他不用再為了生計而寫稿,這才有了代表作《虛榮的篝火》的誕生。他要對精英文化,對自己做一個交代:可以「報道」出一部小說,一部關於紐約全景的小說。《虛榮的篝火》售出75萬冊精裝本,200萬冊平裝本。他卻就此在小說道路上戛然而止。

本周一湯姆・沃爾夫辭世后的諸多訃聞中稱他為dandy(衣著華麗光鮮的男子),先鋒一詞更是常見。其實如他早期透過休・特洛伊看到的自己,更如他兩部小說所展示的「阿波羅」的秩序與「虛榮的篝火」之無章混亂,他和我們每個人,和這個世界一樣,都在兩個自己之間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