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凯撒大帝穿件丝袍就被批太奢侈,为什么?


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业交易手段的变化

商业交易必须通过媒介,这种媒介也就是货币。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说,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得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没有货币商业交易就不能进行,而不同水平的商业活动也要采用不同的货币形式。

因此货币极其形式对商业极其重要,是商业交易赖以进行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在从“末业”到“主业”的漫长过程中,货币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货币出现很早。春秋中期已经有了贝币、粟、金属铸币,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铸造了刀、布、圜钱、铜贝、郢爰等不同形式的金属货币。秦朝统一后,实行了货币统一,把秦国的货币半两作为唯一的货币。汉朝把半两钱改为五铢钱,在西汉中后期七八十年间共三官五铢钱280亿枚,总重78960吨。这反映了西汉商业的繁荣。

到了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当曹操的儿子曹丕当皇帝的时候,商业几乎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民间的小交易活动。所以曹丕他下诏 “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也就是说,废除了铜钱,用谷物和绢帛作为交换媒介。后来虽然又恢复使用铜钱,但在后来的两晋南北朝几百年中,布帛和谷物一直是主要交换媒介,铜钱始终都不能和布帛谷物相抗衡。

到了唐代,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大宗交易还是用绢帛。到了中晚唐,韩愈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还说:“除城郭外,见有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因此唐代仍属于“钱帛兼行”的时期。货币的形式反映了商业发展的水平。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中国使用的货币形式,从铜钱倒退到了铜钱和实物并行的水平,可见这个时期商业确实衰落了。

到了宋朝,商业出现了繁荣,货币也发生了大变化。绢帛退出了货币,只有铜钱才是货币了。铜钱的铸造量和流通量有巨大的增加。宋朝每年新铸的铜钱,11世纪初为183万贯,公元1073年以后达到高峰,最高达600万贯,此数字是唐代最高铸钱量的20倍,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估计北宋政府共发行过3000亿枚铜钱,重达75万吨,超过以往所有朝代铸钱的总量。尽管铸钱量剧增,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出现了新的货币形式――交子。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纸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宋初年,纸币首先在四川出现。到了11世纪末,纸币流传到中国北部。在金朝与南宋政府统治下,12世纪时纸币在南方和北方都很常用了。在1161年,南宋流通的纸币约1000万贯,价值为铜钱数量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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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由于商业更大的发展,贵金属成为了货币的主角。明代后期实现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由于国产白银远不敷所需,于是从海外大量进口白银。吴承明先生估计1650-1833年间有13800万两银(约4310吨)从西方(欧美)流入中国。而同期中国国内银产量仅有7000万两(约2190吨)。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估计在17、18两个世纪,有48000吨白银从欧洲和日本流入中国,再加上中国自产和从东南亚、中亚输入的白银(10000吨),流入中国的白银共达60000吨,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

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银产量大约为7000万两,仅为从西方国家输入白银的一半。白银的持续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除此之外,到了清代,新的信用手段(如票号、钱庄发行的票据)也应运而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交易手段。这些,都表现了中国商业的巨大发展。

因此,过去许多人把明清说成是重农抑商、商业停滞的时期,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外贸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外贸,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是“丝绸之路时代”的外贸,二是“大航海时代”的外贸。这两个阶段上中国外贸,有非常大的差别。

(一)丝绸之路时代的外贸

今天大家在谈“一带一路”,一个重点就是要重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丝绸之路开始于汉朝,起点是首都长安(今西安),终点是欧洲。而唐朝的丝绸之路也是从长安开始,分为北道、中道、南道,到的地方更远,南路到了印度,西路到了地中海。

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主要是在文化交流方面。至于在经济方面,并不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丝绸之路经历了千山万水,大漠荒野。只看看中国境内的这段,就可以看到是多么艰难。顺着这条路从长安一路向西,过了河西走廊后,就进入新疆。

在新疆,中部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一大沙漠是撒哈拉沙漠),南面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帕米尔”在塔吉克语里,是“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7700米,有许多高峰,最高峰是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乔戈里峰(K2峰),海拔8611米,为世界第二高峰。北部是准噶尔盆地,其中主要是沙漠,也就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

过了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一路上也主要是沙漠和干旱草原。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极其困难。在丝绸之路上,不仅路难走,而且强盗多,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统一政权管理,分布各地的很多游牧民族和地方势力,都占山为王,对往来客商雁过拔毛,甚至杀人越货。在唐代敦煌壁画里,就有商人遇到强盗的壁画。到了蒙古帝国时代,路上治安情况已经算好多了。但是即使如此,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也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走到中国。

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亚来中国,旅程依然非常艰险。从印度果阿出发,经历了一年艰难的行程,才抵达中国的喀什。在这一路上,他参加的商队遭遇了无数盗贼、火灾、山岭、风雪,真是九死一生。他所带的马有六匹,都死于冻饿困乏。因此商人必须组成很大的商队,带着武装和大量给养,同时还不得不向各地地方政权缴纳保护费。这些,都又大大增加了贸易成本。

由于丝绸之路贸易成本很大,商人只能贩运价值高、重量轻的东西。想想看,如果把粮食用骆驼从西安沿着丝绸之路往西运送的话,可能没走到甘肃,这些粮食就被运送的人吃完。所以汉代和唐代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商品都是高级消费品。从中国出去的是丝和丝织品,进入中国的是玉石、珠宝、香料。

罗马帝国的创立者凯撒大帝,有一次穿着一件中国的丝做的袍子去公开场合活动,被罗马元老院批评说太奢侈了。但在中国,丝织品是普通人民也穿得起的。孟子的理想就是老人到了七十岁都应 “衣帛食肉”,就是说穿丝的衣服和经常吃肉。凯撒大帝穿件丝袍被认为太奢侈,为什么?因为运费太高了。同样地,从中亚来的一些珠宝、香料,只有皇室、高官才买得起。所以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量是很小的。

不仅如此,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是中亚和西亚,中亚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西亚主要是波斯(即伊朗),除了波斯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外,其他国家都还很落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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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朝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依靠的是海运,海运要靠海船,而宋代在海船技术方面有重大进步,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海船。陆上丝绸之路所依靠的运输主要工具是骆驼,而在运输能力方面,骆驼和海船是不能比的。现在最好的阿拉伯骆驼最多可以驮400公斤货物,已经是极致。但是一条海船则可以运数十吨乃至数百吨的货物。所以开辟了丝绸之路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就大大改变了。

宋朝的外贸与陆上丝绸之路毫无关系,因为在现在的甘肃、宁夏这一带是西夏统治,而关中盆地也很衰败。宋朝只能靠海上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所能达到的地方更多,而且可以运送把体积笨重、单位价值较低的货物。而这些货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比以前的那些奇珍异宝等高级奢侈品更为重要。

在宋朝和元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输出的主要产品是丝和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等。陶瓷体积大,又易碎,用骆驼运到欧洲几乎是不可能,但用海船运就没有问题了。在宋代,北出海船舶“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也”,运到东南亚。

而到了元代,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拔都他(伊本・巴图塔)说中国瓷器远至摩洛哥和也门,“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这里我还要说说为什么出口铜钱。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周边的国家不会造钱,都要用中国钱。

宋朝铸造了巨量的铜钱,据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估计,总重量达75万吨之多,超过以前各个朝代铸钱总量的许多倍,但宋朝人仍然总感到钱不够。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铜钱流出去了日本、高丽和东南亚。宋元两朝进口的主要货物是香料,来自印度洋、东南亚地区。由于香料的主要产地是东南亚和印度,海运成本又比较低,所以比以前从陆地上运来的香料数量多得多,价格低得多。

马可波罗说:在“天城”(Kinsay,即杭州),“从大汗海关的一个官吏处得悉,每日上市的胡椒有43担,而每担重223磅”。亦即杭州每天上市的胡椒多达4338公斤。霍林斯沃斯认为这至少是500万人的消耗量,从而推算出杭州人口约为500万人。历史学家一看都笑了,觉得此位先生也太过夸张了。我本人在杭州住过八年,知道杭州就是那么一点地方。如果没有高楼,绝对不可能住500万人口。宋朝的房子都是一两层的,哪有可能住这么多人?

但是宋元时期确实大量香料进口。为什么要大量进口香料呢?在进口的香料中,最重要的是胡椒,而胡椒最主要的作用是拿来腌肉。在现代冷藏技术发明之前,除了游牧民族外,老百姓通常只有过年过节才会杀猪和牛羊等家畜(今天叫做杀年猪),也才有肉吃,其他天就没有肉吃了。为什么?因为肉在常温中,一两天就坏了。要储存肉,主要的办法是用盐腌。但是只用盐来腌肉也有问题,首先,腌出来的肉死咸死咸,味道不好,其次,有些细菌不怕盐,只用盐来腌肉,不一定能长期储存。如果加上胡椒,情况就不同了。胡椒味道很好,而且本身有杀菌作用,所以胡椒是腌肉不可少的调料。

其他香料主要是用于宗教、礼仪等活动。寺庙里烧香变得普及,就是宋朝开始的。中国对香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但自身出产的香料很少,产地主要是广东、广西、云南。宋朝时云南还是大理国,不受宋朝管辖。广东和广西产量也不多,所以从海外进口比较方便。同时东南亚香料的产量更大,质量也更好。

中国出口商品的变化,也反映在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方面。在历史上,欧洲对中国的主要称呼有Seres和China两种。Seres是什么意思?就是丝。China呢?则是瓷器。古代欧洲人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产品是丝,后来又认为是瓷器。瓷器很娇贵、重量也不轻。让骆驼驮着瓷器走路,驮不了多少件,而且走不了几十里,可能就颠裂甚至碰坏。用海船运输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可以大量出口。现在广东阳江水底捞起一条宋朝海船,里面有巨大数量的瓷器,就是宋朝瓷器大量出口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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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元时期,中国贸易伙伴也有变化,东南亚、印度、日本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亚和西亚则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变化的结果之一是泉州的兴起。在今天,泉州虽然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但不过也只是一个三线城市。但是在宋元时期,泉州确实是世界级的一线城市,世界最大的海港。

英国学者塞尔本,说他在1990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于1270年至1273年冒险远航东方的游记的写本。这位商人在1271年(即南宋咸淳七年)来到泉州,写下了他所见到的情况。塞尔本向这个写本的所有者借来写本,加以整理、研究,最后翻译出来出版了,书名《光明之城》。许多学者质疑这本书的真实性,因为塞尔本说写本的所有者不允许把原件拿出来给学界鉴定。不过这本书也未必完全是胡编乱造,因为在元代马可波罗也来过泉州,说泉州与亚力山大并为世界最大海港,有外商数万。另外一位著名旅行家,前面提到过得拔都他,也到过泉州,说:“泉州城甚大,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中织造天鹅绒及缎,品质钧极优良。港中船舶极多,大者约有一百,小者不可胜计。其中回回商人则另成一市。”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随着交流的增加,人员往来也多了起来,使得各种地方疾病也随着交流而传播开来。在14世纪,欧洲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黑死病。黑死病就是即鼠疫病。据一般看法,这个病是从亚洲,沿着丝绸之路传过去的。鼠疫病是老鼠传播的,特别是一种草原鼠。这种草原鼠主要生活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这里的居民长期与这种病菌接触,产生免疫力,所以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其他地方的居民没有这种免疫力,这个病一旦传到那里,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鼠疫病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传到欧洲,使欧洲人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情景极其可怕。欧洲著名小说《十日谈》,说的就是一些青年为逃避黑死病而躲起来时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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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外贸

到了明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这就是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15世纪初期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越过印度洋,走到东非的摩加迪沙。到了15世纪末,哥伦布船队从西班牙出发,也向西航行,结果发现了美洲。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航海活动如火如荼,整个世界通过海路联系起来。明朝和清朝的中国,在这个时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扮演这个角色主要就是商人。

丝绸之路,俄国人叫做茶叶之路。我去年的4月份去了南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一趟,考察茶叶之路。在今天的俄国和蒙古两国边境的俄国一方,有个地方叫做恰克图。在清朝,山西商人到湖北采购茶叶,运到恰克图,卖给俄国商人,俄国商人又把这些茶叶一直贩运到莫斯科、圣彼得堡。

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乌兰乌德有一个博物馆,里面主要就是茶叶历史的展览。生活在那里的茶商都非常有钱,住的都是豪宅。当时西伯利亚的交通条件很不好,中国商人把茶叶用骆驼和马匹运到这里后,俄国商人又用狗拉雪橇把茶叶从这里拉到乌拉尔山一带,然后再用马拉雪橇拉过去。

因为运费贵,所以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喝得起茶。把像茶叶这样的商品大量地卖到那么远的地方,是汉朝、唐朝人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到:到了清代,不仅中国的国内商业,而且海外商业都有巨大的变化。

在明代,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中国人过去常说“小日本”,一个原因是他们国家面积小,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人个子小。过去日本人个子确实比中国北方人小。但是这是二战以后几十年里,日本人营养条件改善很大,所以他们的个子今天迅速增加。据近来的统计,中国成年中男性平均身高为167.1厘米,而女性155.8厘米,而日本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3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54.2厘米。所以从身高来说,已经不能说是“小日本”了。

说到国土面积,比起中国,日本确实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的几十分之一,但是也等于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面积的总会。如果和欧洲最重要的三个国家相比,则日本的国土面积仅只比法国略小,而比德国、英国大。在人口方面,今天日本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7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是中国,第二是印度,第三就是日本了。那时印度分裂为许多小国,其中最大的莫卧儿帝国,1600年代的人口在1亿―1.5亿,不过这个估计的依据很薄弱。在莫卧儿帝国的人口数字中,相对比较可靠的是统治族群穆斯林的人口数字,有1500万。而日本当时已经2000万人口,所以从比较可靠的数字来说,日本甚至可能是第二大人口大国。

不仅如此,在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日本是东半球第一大白银产地。而在那个时代,白银是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要货币。中国自己产银很少,远远不够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会有持续不断达150多年的倭寇侵扰。倭寇进行侵扰需要相当的物质条件,要有较好的船只、武器,还要有善战的士兵。海盗进行劫掠有很大风险,因为明朝也不是拱手让你来抢的,来抢就会遇到抵抗,会对劫掠者造成伤亡和损失。因此倭寇劫掠的成本很高,风险也很大。但他们为什么还是前仆后继地来劫掠呢?

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硬通货(白银),而国内工业不发达,许多东西(例如丝绸、书籍、瓷器)做不出来。明朝大量出产这些东西,同时又急缺白银。也就是说,日本有强大的购买力,对中国产品有很大需求,而中国有众多产品可以输出,同时对日本白银也有很大需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明朝政府不允许和日本做贸易,所以日本和中国靠中日贸易为生的人,很多就成了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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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倭寇中有大量的中国人,甚至60%、70%都是中国人。这些参加倭寇的华人主要是福建、广东人,福建、广东方言很难懂,江浙一代人听不懂,以为这些人都是日本人,而且在那时,日本人装束和中国人差不多,也都是束发。所以这些假倭在外表上也很难辨认。

倭寇的头领是徽州商人汪直,他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被称为徽王,倭寇都在他统领之下。明朝人宗臣和谢杰说:倭人(日本人)愚蠢,华人狡猾。华人骗倭人冲锋打前阵,得手之后华人来抢财物。到了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开了海禁,允许贸易,倭寇也就消失了。由此也可见,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紧密。

朝鲜和中国关系历史上很密切。特别是在明朝,日本丰臣秀吉派出大军入侵朝鲜,几乎把朝鲜灭了,朝鲜国王跑到中国边境,向明朝求救。明朝派了大军把日本打败,救了朝鲜。以后朝鲜对明朝一直心存感激,两国之间的贸易也不断发展,但朝鲜比较穷,因此中朝贸易规模远比中日贸易小。

在东南亚,明朝的主要邻国是越南,当时叫安南,越南这个名称是后来清朝嘉庆皇帝赐给的。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规模不算很大。中国在东南亚做生意,主要是和南洋群岛做。南洋群岛包括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在这些地方,华人商人的势力很大,郑和下西洋,遇到一个海盗头目陈祖义。他是逃出去的广东人,活动在苏门答腊那一带,建立了强大的海盗组织,控制了这一带的贸易,当地的小国要向他纳贡。他和郑和开战,但是郑和太厉害了,把他抓起来了,送到北京斩首。

到明朝后期,新的贸易对手来了,这就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西欧人来到东亚主要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且这种生意越做越大。郑成功集团控制了和荷兰人、葡萄牙人的贸易,贸易规范非常大,一年的贸易利润几乎等于清朝初期全国财政收入的1/10弱。郑成功及其后裔可以抗清几十年,没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做不到。

明朝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除了日本,就是葡萄牙。葡萄牙人刚到中国时,向明朝挑衅,遭到明朝痛击,以后改变策略,贿赂明朝地方官,租借了一个地方,也就是澳门。大家要知道澳门的历史地位:1557年被葡萄牙人租借,一直是租借地。明朝以及清朝派有一个县丞(副县长)到那里,葡澳当局每年都要向中国政府缴纳租金。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看到清朝实在太好欺负了,于是趁火打劫,于1887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此后澳门才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99年底,澳门的主权才回归中国。

到了清朝,中国的海外贸易更进一步扩大。在原来的贸易伙伴之外,又增加了新的贸易伙伴――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都远远超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有了这些新伙伴,中国的外贸规模空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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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杜里(K. N. Chaudhuri)的研究指出,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的年贸易总额,达到7000万至8000万美元。而中国与英国(包括印度)的贸易总额每年为43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却是1100万美元。由此可见,在中国所有的贸易伙伴中,英国是最重要的。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向西方国家开放的港口,而在所有和中国贸易的西方国家中,英国与中国贸易量占到80%。

贸易规模巨大,而英国又处于入超地位。英国1830-1833年每年向中国输出的商品,有毛织品价值158万两银,金属品11万两,棉织品31万两,共约200万两。而英国从中国输入商品,仅只是茶叶一项,价值就达到561万两银。这样,双边贸易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

那时中国珠江三角洲纺织业很发达,需要大量棉花,但珠江三角洲不适合种棉。于是英国就把印度棉花输出到中国。但是即使这样,贸易逆差仍然很大。英国(连同印度)1830―1833年输华总值为733万两银,而输入总值为995万两,入超261万两(1820―1824为329万两)。

英国只能用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白银―来弥补贸易赤字。英国的白银有限,难以弥补,最后就用印度鸦片来中国赚取白银,支付贸易逆差。清朝派了林则徐禁鸦片,于是鸦片战争就打起来了。

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写了一本书《白银资本》,书里写道:“1820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认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最大贸易国:“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从上面所作的粗线条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的商业走过了曲折而艰难的演变历程。虽然曲折艰难,但是支持商业发展的潮流还是冲破了种种障碍,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从早先的“末业”,最终成为“主业”。

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商业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商业网,因此西方列强来到中国,都力图在中国获得一个据点,从这个据点进入这个巨大的商业网,而不像在印度和东南亚一样,要去占领一块很大的殖民地。只有俄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例外,力图占领中国的大片领土建立殖民地。

同时,中国商业的网络也扩展到海外,使得华商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商业力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此,很好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变化,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