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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津大剧院的一些缘分


最近的一次去天津大剧院看话剧是今年七月的一天。天空下着小雨,我从北京坐高铁赶往天津。行程的前一天,我终于读完了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2666》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不是为了看这部同名话剧,我可能很难有勇气马上来挑战这本长达855页的巨著。尽管如此,前面的五分之四我读得还算仔细,最后一章却也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像激流冲过浅滩,一目十行。

那天的天气异常阴沉,简直影响了我的心情。到达天津站的时候,因为站内的顶棚在漏雨,所有的出租车都不进站。我和其他乘客一样,不得不冒雨走到街边打车。站在雨中,车不好打。有那么一瞬,想到今天的演出将长达12个小时,而我还要在天津住上一晚,不禁有些后悔。其实也不记得是从哪一部剧开始,主要演出地在天津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让我不得不为它特意安排在天津住宿。漫漫的雨水后来终于打湿了我的脚面,真令人叫苦不迭。

唯一能消灭我的负情绪的还是戏剧。当天由法国“如果我能舔舔你的心”剧团演出的话剧非常令人惊艳。它几乎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戏剧表达手法,来展现波拉尼奥书中的丰富,又贴切又深刻又大胆。看剧的过程中,因为中场好几次,时间较为漫长,我右边的一位观众引起了我的好奇。

他三十岁左右,有些微胖,从穿着上看不出他的职业。他似乎没有一起看戏的伴侣,整场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或许前一天他熬了夜,从开场后不久他就不停地陷入瞌睡中,中间我曾见他买过一杯咖啡,然而无济于事。观众的掌声和演出的巨大音效里,他偶尔会醒来,并热烈鼓掌。前两次中场后我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而挪到他的那个位置(他比我的座位更靠中间),但每一次他都准时回来了,我赶忙为自己鸠占鹊巢的行径起身道歉。他只是点点头,我们也并没有交谈。看剧中,我曾无意瞟到他手中翻开的一本书,那里面夹着一张高铁票根。他应该也是来自北京。

他可能是真的爱戏剧,要不不会那么有毅力,睡睡停停还没放弃。他也可能真的喜欢这个剧,虽然我觉得他可能最多只看了这个剧的三四分之一。话剧演到了将近凌晨,他站起来鼓掌,并且欢呼,比我的声音要大得多。

我与天津大剧院的一些缘分话剧《2666》剧照

看完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跑到天津的剧场里来睡觉,而不是在北京找一个温暖的被窝躺下。他到底感受到了什么,让他可以最后非常真诚地站起来用力鼓掌?我也在剧场里瞌睡过,可是没有瞌睡过那么久。有时在某一刻猛然醒来,发现这出剧还在没完没了,我会选择离开。当然也有偶尔惊喜的时候,睁眼醒来时发现前半段的枯燥已过,后半段却精彩纷呈。那时我就会庆幸刚养足了精神,而有滋有味地看下去。

也许因为好奇,后来我会对他“宁肯在剧场里睡觉也不愿意离开”这事儿莫名地想很多,甚至其中有几种想法,有些还会令我自作多情,生出点儿感动。他没有朋友?他无处可去?还是他已经在剧场里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或者只要是和艺术亲近着,他就觉得自己不空虚?

我想起自己在故宫武英殿的一次“石渠宝笈展”中亲眼看到宋徽宗赵佶《听琴图》的感受,隔着玻璃,我觉得一千年的光阴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和它的距离只有一米,我看到那粉色、浅粉色的花瓣在松树中隐隐约约,我看到徽宗的手指轻轻按在古琴的琴弦上,我看到香炉里的烟似有若无飘向空中,我看到两位大臣以不同的坐姿在默默追寻着琴声,若有所思。在最伟大的绘画艺术面前,我虽然不是一个画家,可是这不妨碍我会为之感动。

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相通的。我们自己的人在那一刻,也会用已知的很多艺术经验与它产生彻底的交流。这是在家里捧读画册无法体会的感受,它是一种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无障碍传递――我们都需要这种艺术的在场感。

我与天津大剧院的一些缘分《听琴图》(局部)

戏剧剧场也是这样的所在吧?它创造了一种“巫”的体验,在黑黑的剧场里,所有人都在参与,并共同创作着新的、仅属于当晚的一出剧。它并不仅仅是节目单上的创作团队的作品。

2015年的年末,我曾为《人物》杂志写过一篇名为《艺术是一种耻辱――2015年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外国戏》的年度盘点,其中我盛赞了当年最出色的三部外国戏剧:《伐木》《哈姆雷特》《惊奇的山谷》。这三部话剧均是在当年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露面,并在天津大剧院演出的。(其中两部也来过北京)

《伐木》让人再次认识了理性、清冷的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以及他那满头的银发、淡红色的皮肤和高大的个子;《哈姆雷特》是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的天才式作品,他将莎士比亚的思想性与舞台的象征性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惊奇的山谷》出自享誉欧洲的九十岁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话剧始终充溢着老人的睿智和艺术的减法,像两年前他带来的《情人的衣服》一样,故事很小,却充满活力,意蕴无穷。

我与天津大剧院的一些缘分林兆华与陆帕

除了上面几部作品,林展之前的《朱莉小姐》带来即时摄影,《假面・玛丽莲》带来心理分析,后来的《兄弟姐妹》带来功力深厚的现实主义,《俄狄浦斯》带来高雅、油画般的舞台美术和奇思妙想……林展还有很多好剧,不能一一尽数。

有时我自己思考这几年的收获,无非是通过林展和其他几个剧展,多认识了一些戏剧导演,多看了一些作品,他们拓宽了我的眼界,使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天津并不是一个有魅力可以吸引我常来常往的城市――如果不是林展,不是这几年钱程先生的“驱动传媒”这样一个团体,不惜血本地每年邀请来全世界顶尖的艺术家和作品,天津大剧院在我心中,可能只会是众多普通城市剧院中的一个,不会成为不可替代的唯一。

记得有好几次,为了在看完戏后赶回北京,我要么凌晨在天津大剧院的京津观剧大巴上昏昏欲睡,每次懵懂醒来,都苦恨还不到北京,要么就在话剧临近散场的那一刻,来不及看演员谢幕,就以百米速度冲出剧场,飞奔到路边打车,只为了赶最后一班回北京的高铁。有时候天还下雨或者小雪。在路边焦急地等车时,我也都在心里想着:下次不能来天津了。可是紧接着我又给了自己了一个台阶:如果再来,就住一晚。

一次家人的生日,我带着他们来天津看德国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的《理查三世》。虽然这个戏我已经特意飞到哈尔滨去看过了,也写过了评论文章。我还是想再看一遍。遗憾的是,回北京的票我订错到了位于天津郊区的那个火车站。天津的亲戚叫他的司机来送我时,我看到司机一路紧张飞奔,屡屡打灯并线,车速开到了140迈。他边紧盯路面,边连连叹息:“完了完了,要赶不上了。……下次可千万别订这个车站的票。这个太远了啊。……我这次超速,但愿不要被拍到。……我刚又躲过了一个摄像头……”儿子在后座睡着,我在副驾驶忙着安慰司机师傅:“没事,没事,不要着急。赶不上我们再回来。住一晚再走。”

当我在火车站匆匆和司机师傅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因为一路开车紧张,整个刷白,又略有欣慰。我们也仿佛电影《2012》里面的主角,从行将覆灭的城市夺命出来,终于大难逃生,又要仓皇跑向下一个新的出发点。

1998年的年末,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当年的我在一个灰色的,破败的城市的街道里走着,看到著名的劝业场就像小商品市场,街上的人也灰头土脸,比那时的北京至少落后10年。我就想,如果不是出差,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现在这一切都变化了。街道干净,城市卫生,商场时尚,可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灵魂变了吗?它在哪里?相声?曲艺?美食?可是这一切,又哪一个是北京现在没有的?在天津火的东西,北京会更火。在天津没落的东西,北京也不怎么稀罕。

如果说这几年的天津大剧院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天津的名片,我想钱程大概就是那个向这个世界递出天津这张名片的人。

我与天津大剧院的一些缘分天津大剧院

我是在第二次来天津看剧时见到钱程先生的。2014年的一天,因为经常为《北京青年报》写戏剧评论,“北青艺评”请我来天津大剧院看歌剧《战争与和平》,并且参加酒会。我不尚社交,也尽量回避和演出方及宣传方认识。尽管也被媒体介绍给钱程,我也只是和他匆匆握手马上离开。期间他说了一句,看过很多你的剧评。我想这大概是客套,每个场面上的人都会讲。我也马上回说写得不好,多多指教。

后来记者采访时,我才稍微仔细打量了他。他胖胖的,精力充沛,满面笑容。当时我心里想,看上去他倒没有什么官方的架子。演出开始前,也许是因为写作的习惯,我很愿意观察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我看到他并没有坐在座位上,而是在通道上拍照。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我还对这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可见我心里当时一定诧异了一下。

我也仍然还能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西装外套已经脱了,在大炮筒一样的照相机背后,是他那张刚才站在台上面对过媒体的圆圆的脸。他的头发因为跑前跑后已经汗湿。开演后,我的目光偶尔扫到他,会看到他在非常专注地去抓拍舞台上的一切。我瞬间有一个想法,他们没有摄影师?还是他不放心摄影师,所以一定要亲力亲为?北京的中大型剧院我都去过,这些年也看过无数场戏,我没有机会见过任何一个剧院总经理,更别说他会在剧场里担任摄影师拍照。

这次演出的半年前,我已经来天津看过了《假面・玛丽莲》,那应该是林展第一次邀请来波兰国宝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这出剧令我震动,也对林展的选剧品味非常惊讶:竟然有人敢选一个那么知识分子,那么思辨、意识流、手法又那么高级小众的戏来演。去天津看《战争与和平》,主要是我深爱托尔斯泰。又听说舞台上将有600人参与演出,我不敢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度,于是非常好奇。我当时也同时想着,天津大剧院是不是单凭这样的魄力和品味,已经成为中国一流的剧院了?

我与天津大剧院的一些缘分话剧《假面・玛丽莲》剧照

后来我去天津看戏多了,看到钱先生我也不会和他主动打招呼。虽然我写过太多评论赞美林展选的剧,可是我也写过批评他们剧的文章。我怕他会介意。何况作为评论人,保持距离较好。一旦关系太熟,难免落笔三分情。

前两天我得知了天津大剧院的运营权将要易手的消息,后来又在天津大剧院的微信公共号上看到了确实的文章。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了解完全的内情,故而不好妄作评价。我只是有些黍离之悲。“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我同时想起这句诗。我还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件事,如今让我颇有隔世之感。

在陆帕执导、史铁生原著的话剧《酗酒者莫非》的中场休息,我和南京大学的吕效平老师在大堂闲聊,笑孜孜的钱程走了过来。

“我和陆帕说了,我还要给他找两部中国的当代作品让他执导。有没有什么推荐?”

“看到舞台上的那些道具了吧。都是陆帕选定的。我带着他去买,只要他相中了,再贵也给他买。艺术家吗,要给他创作的自由――虽然我很心疼,但是没办法。舞台角落的那堆垃圾就好几千。卖东西的人一看是老外要买,立刻提价。”

我知道钱程还邀请了的波兰年轻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在年末导演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那天看着他带着请教的谦卑、满足感和激情在那里谈艺术创作,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剧院的总经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砸碎了自己的存钱罐,买来世界上最好吃的糖,要吆喝着分给其它小朋友吃。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好像端端盘子,递递水,他也很快乐。他办的也不像是剧院,倒像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品位有格调的家庭招待会。

“你看啊,这个戏剧多么棒!”

“快来了解吧,这是欧洲最好的导演和作品。”

“我要邀请世界上更多的一流导演来执导中国作品!”

我一直觉得他在用他的行动无声地传递给观众这一类的声音。希望以后即使没有了天津大剧院这个舞台,也还能听到他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