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直男癌”让人不快,但他可能就是你的父亲、爱人或老师


在反对冯钢的联署上签名是容易的,但如果不直面身边的性别歧视――他们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爱人,你的上司――就没有真正面对这个问题。

“直男癌”让人不快,但他可能就是你的父亲、爱人或老师

两年前我给家里定了一条餐桌规则:“吃饭的人不应抱怨,做饭的人不必道歉。

这条奇怪规则的起因,是家里的老爷子一坐上餐桌就开始评论这个菜怎么不好吃,另一个菜应该怎么做。负责督导阿姨做饭的老太太唯唯称是,有时候还要提前自我检讨:今天的饭太烂了,菜没有配好;酱油放太多,肉太黑了,……不一而足。

轮到周末阿姨休息,这个被批评的人换成了我。我知道老爷子没有什么恶意――作为长期处于家庭权力中心的男性,他只是习惯了坐享其成和评头论足。不过,在忍耐甚久之后,我还是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吃饭的人应该对做饭的人表示感激,至少,不要抱怨――“时代不同了,如果你们希望将来孙子的婚姻幸福,一方面要鼓励他自己享受下厨,另一方面,不要让他耳濡目染,养成自己不动手而对他人事事苛求的习惯,要不可能留不住你的孙儿媳妇。”

我家老太太,曾经是一个城市的人大代表,出色的语文教师,反应快,爱辩论,但听到我这番颇为不恭的言论的时候破例没有反驳。

这会儿想起这件旧事是因为近来关于冯钢教授的争议――他数年前对女生读研只是为“混张文凭”的言论引发众怒,社会学界的一批女性学者发起联署,批评冯钢作为社会学学者没有看到知识界对女性知识分子的结构性限制:“如果在一个国家,有数据表明女性升学、就业的比率低于男性(就像您一直强调‘根据您以往的经验’),女性从事领导岗位的比例远低于男性,您认为这是天然的性别差异还是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制?如果在一个国家,黑人的犯罪率高于其他族裔,您要归咎于种族的劣根性,还是社会的不平等结构?”

这个限制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就像联署发起者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女生在求学的过程中“仍然被绑缚在母亲、妻子的角色中……而男生,尤其在当下中国,从来不会面临与女性相同的婚育和照顾压力,自然多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事业,无论是学术还是其他。”

“直男癌”让人不快,但他可能就是你的父亲、爱人或老师

布迪厄终身致力于社会场域的研究,他的成果被后人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结构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结构”(布迪厄肯定不会同意这个大为简化的结论,但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讲什么)。

用大白话来说,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从小就习惯于从属者的角色,避免被视为富有侵略性。在求学、求职、婚姻中,她们习得的这些观念指导着其社会实践,往往又加强了“女性弱于男性”的刻板印象,从而进一步固化了性别不平等。举例而言,很多工作需要从业者额外加班,而女性认为自己应该以家庭为重,无法满足上司的要求,势必使业绩受到影响。无论上司是否能够理解她对家庭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往往并不难理解这一点),但就职场竞争而言,仍然会以看似客观的业绩数字来评判她的现实成就与未来发展空间。正是这些看似有着经验支持的判断,无所不在并且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就我的有限观察,政治上正确的、有关性别平等的理论在中国很难触发男性和女性群体之间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女性主义者激愤的隔空喊话在男性群体中往往如泥牛入海,一去无声。这是因为,辩论或许能够在理论和逻辑层面胜出,却无法真正获得男性群体的内心认同。

“直男癌”让人不快,但他可能就是你的父亲、爱人或老师

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吧: “直男癌”之名让人联想到不可接触的偏见病菌携带者,但在言论场之外,他们很可能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爱人,你尊敬的老师,或是给你发薪水的老板。这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讨论很难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原因。即使睿智通透强大如波伏娃,也在与萨特的情感纠缠中徘徊浮沉,对大部分女性而言,生活环境中的情感、利益和权力关系更不像理论框架那样可以轻松二分,立场可以理性,但很难想象与自己的亲人在观念上长期为敌。所以我一直觉得,比起用激烈的言论吊打冯钢教授,更困难的是在生活中以事实和行动来改变你生活圈子里的这些人。

对这个问题我给不出什么确定的答案――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不会因为清楚地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不平等而放弃努力,放弃自身成长的可能。所以我特别喜欢布迪厄在抗议前述对他简单化的解读时强调的那一点:人在结构中不是毫无作为的,他/她和结构的互动会再生产结构。这就是说,女性要靠自己的行动来冲击这个不平等的结构,用事实改变周围人的偏见,敦促他们更多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共同营造一个尽可能性别平等的小环境,如此,我们才能一点点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制度。

“直男癌”让人不快,但他可能就是你的父亲、爱人或老师

联署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行动,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努力以自己的成就来证明偏见的错误,不把结构性的不平等作为自己无所作为的理由。举个例子,女性学者需要做的不只是强调结构对自己的限制,更要以出色的教学和科研来赢得他人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应该只是以自己加倍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牺牲来获得,它应该包括协商、博弈乃至争夺――小到和配偶商量如何分摊家务,大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中咆哮出声。只有当你有勇气发声、并且采取行动去改变围绕自身的性别不平等,你才真正地面对了性别歧视这个古老的社会议题。

这是我为什么在那份联署签名上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时由衷开心的原因――这两个姑娘,一个出身于广东的果农家,从小受到的一直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的拖后腿式教育,从大学开始完全靠自己的奖学金付学费,一直读到美国博士拿到终身教职;另一个,在妈妈 “考公务员,早点儿结婚”的爱的叮咛声中同样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业。十年来我看着这两个姑娘成长,经历磨难和困惑,最终看见世界,找到自我,探索人生新的可能。她们用自己的经历证实,那层横亘于所有女性头顶的玻璃天花板,是有可能打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