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假如余光中有九條命


12月14日,余光中辭世,我先想起的,居然是二十多天前去世的前TVB掌舵人方逸華。當時,我在悼文中提及方逸華人生的最大轉折――在邵氏日漸衰微時,將重心轉向TVB,就此締造人生第二段神話。

邵氏的成功,源於大中華意識的國語片。當時的香港電影人,政治立場無分左右,都不免一腔鄉愁,因此將「大歷史」與山河之美視為最佳題材,並以此慰藉那些身在香港卻心懷故土的異鄉人。但邵氏的衰落,也恰恰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騰飛后,「我城」意識漸入人心,僅僅將香港視為公司註冊地的邵氏就此難敵講述香港故事的嘉禾。轉戰TVB之所以成就了邵逸夫和方逸華的第二段神話,並不僅因電視的普及,而是因為「我城」意識隨著電視哺育了一代香港人。

香港電影人如此,台灣文化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無論主動赴台,還是種種因緣際會而被迫留台之人,也不管持何立場,在那兩岸相隔的歲月里,總難免觸動鄉愁。

台靜農便是一例,1946年,他應許壽裳之約,前往台灣編譯館工作,然後任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1949年,他曾打算重返北平,卻因為家累太重,實在買不起船票而未能如願,有生之年再也未能重返大陸。臨終前,他引用前人詩句抒懷,「忽驚此日仍為客,卻想當年似隔生」,他還有絕筆詩:「老去空餘渡海心,磋蹌一世更何雲?無窮大地無窮感,坐對斜陽看浮雲。」詩並不好,可那「磋蹌一世」的苦悶,「空餘渡海心」的惆悵,卻會讓一代人感同身受。

所以,許多人對余光中的認識雖僅是一首《鄉愁》,卻已將之視為大師。《鄉愁》甚至是我所讀的第一首新詩,在我孩提之時,便知道有這樣一首詩,有這樣一個人。

這當然與文化和認知上的差異有關。別說當年,即使今天,大多數大陸人對台灣文壇也並不熟悉,台灣文學的語境和文字,也與我們所接受的大陸文學頗有差異。人們更願意穿越文字本身,在社會性乃至政治立場上尋求自己認同的東西。《鄉愁》就這樣走入大陸,成為標籤。

余光中的鄉愁並非強說愁。生於南京的他,幼年便因戰亂逃離故鄉,輾轉避難於重慶,度過中學生活,后考入南京讀大學,誰知尚未畢業便在內戰炮火中再度逃亡,客居台灣。他的前二十年,就這樣與中國的大時代交織。可是,這「蒲公英的歲月」僅僅是個開始。

這代人的最大悲劇,就是身處這個大時代,即使生性不愛政治,也難免被政治所牽絆。一首《鄉愁》被賦予了極大政治意義,使得余光中在中國大陸成為文化象徵的同時,也成為了某種難以擺脫被操縱命運的符號。當然,當事人是否甘之如飴是另一回事。酷愛回大陸演講的余光中,鄉愁也隨之巡迴,主動抑或被動,也許只有自己才清楚。

余光中自己倒是說過:「凡是中國作家都有一點鄉愁,不管是不是到海外去。二十年後的上海就不是當年的上海了,二十年後的湖南就不是以前的湖南了。時間變化,也會帶來鄉愁,鄉愁也包括歷史文化,也不僅僅是地理,並不完全取決於空間,還取決於時間。《鄉愁》那首詩很簡單明了,看完就會背。大半人也不會去追蹤我的其他詩,所以《鄉愁》就等於我的一張名片,它壟斷我的觀感,這張名片大得把我整個人都遮住了。其實我的作品把鄉愁拿掉,還很多彩。比如說,我去大陸演講,說:『今天不講鄉愁了』,大家好像很失望。」

假如余光中有九條命

這算不算「成也《鄉愁》,敗也《鄉愁》」?

更讓人唏噓的是,以《鄉愁》成為象徵的余光中,其人生軌跡與被強加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甚至曾經相悖,以至於被某些人揭批。其實,隨時勢而漂流,本是大多數人的人生常態,為尊者諱大可不必,但過分誇大也不應該。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邊有人歌功頌德或違心大書「我有罪」,那邊則大寫狼來了批判鄉土文學,都是時代強加,誰吃相更好看,或說沒那麼難看,還真難說。我一向不贊成無底線的寬容,可過往百年的大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彷徨與掙扎,命運之戲劇性,早已給所有輝煌和黯淡都刻上了無奈的印記。

寫過太多悼文,對這一代知識分子,最難寫之處便是無法將其人生、其作品與大時代割裂。《鄉愁》便是如此,以詩而論,它清新雋永、結構也算精巧,但若無這大時代的推波助瀾,斷難達到如今的高度。

如果我要冒充詩界內行,當然要這樣說:名氣最大的《鄉愁》絕非余光中最好的作品。可是,你無法否認,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余光中就是《鄉愁》,《鄉愁》就是余光中。

這很容易讓人忽視余光中漫長人生中的寫作軌跡。早年的他曾是西化急先鋒,「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也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之後則是回歸傳統,提出「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傳人」。

這也很容易讓人忽視余光中詩風的多變,忽視了鄉愁之上的家國情懷,忽視了他的「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別忘了,與之交集甚多的陳芳明,也曾評價他「以詩為經,以文為緯,縱橫半世紀以上的藝術生產,斐然可觀;那已不是屬於一位作者的畢生成就,也應屬於台灣文壇創造力的重要指標。從舊世紀到新世紀,從揚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於他同時經營兩種文體,任何一個時段都從未出現歉收的跡象。」雖然我並不喜歡余光中乃至許多台灣作家的散文,不喜歡過多詞語的堆砌,但余光中的「不歉收」,卻也是事實。

但如果你非要撥開《鄉愁》製造的帷幕,去探尋余光中的人生,又往往會在一樁樁論戰與公案前難以判斷。與楊絳等逝者一樣,就在去世當日,紛爭已起。僅僅讀過一首《鄉愁》的人忙不迭地在朋友圈裡點蠟燭,知識分子們則在探討那些舊事鉤沉,孰是孰非。

這是怎樣的人生?海峽這頭的人看到他人生的輝煌,海峽那頭有人盯著他人生的暗面;大多數人只看著他那首《鄉愁》,還有一些人認為《鄉愁》根本不值一提;有人說他登堂入室,有人認為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有人將之視為泰斗,有人質疑他的為人……

要有多少個分身,才能應付這因大時代而分裂的人生?

假如余光中有九條命

恰好,他寫過一篇《假如我有九條命》。他寫道:一條命要用來專門應付現實的生活,一條命要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親和岳母,一條命用來做丈夫和爸爸,一條命用來做朋友,一條命用來讀書,一條命應該完全用來寫作,一條命專門用來旅行……其實,真要有九條命,用來應付人生毀譽,怕也嫌不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