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鄉土文學論戰與余光中


1976年4月,剛剛接辦《夏潮》雜誌的蘇慶黎約了陳映真出來見面,她有重要的事想請教他。

當時的台北還沒有什麼咖啡店,他們也不敢約在冰果室,只能滿街散步,邊走邊談,以避免被竊聽。

陳映真剛出獄不久。他是知名的小說家,在文壇早有盛名,從195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之後,迭有佳作。然而,1960年代中期,他的小說逐漸從早期傷感的浪漫主義,失落的理想主義,向反諷的、寫實的風格開展,他的思想也走向現實主義。1966年之後,他受到一位日本友人的幫助,得以大量閱讀理論書籍和來自大陸的消息,而有一種「必欲付諸行動」的熱血,和朋友組織了讀書會,最後竟因被讀書會的朋友出賣,1968年被逮捕入獄。當時像他這種「叛亂」的罪名,必然死刑。幸好有一位難友與蔣家有親戚關係,他因此倖免於一死。1975年,蔣介石過世,才特赦出獄。

他是一個隨時被監視的人,蘇慶黎找他要冒著很大的風險。他們沿著大街小巷緩步而行,隨時注意後面有沒有跟蹤的人。想不到,蘇慶黎提出來的事,危險更高。她說:「我們來辦一份社會主義的雜誌。」

陳映真訝然問:「你神經有沒有問題?」

蘇慶黎於是開始敘述自己的想法。

《夏潮》雜誌原本是精神科醫生鄭泰安所創辦,學習《讀者文摘》式的風格,但辦了兩期就辦不下去了。他就找了蘇慶黎來接手。蘇慶黎在大學曾辦過校刊,幫一份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寫過文章,1975年《台灣政論》被查禁后,台灣就沒有政治性刊物了。蘇慶黎是鄭泰安的前妻,雖然離婚了,還維持著朋友的關係,她也有辦雜誌的理想,就決定接手。但她不想再繼續政論刊物的模式,想創造一種新的思想的、文藝的刊物,而背後的思想根底是社會主義,就來找陳映真。

陳映真被說動了,決定全力協助。蘇慶黎明也找了陳明忠,一個參加過二二八的學生突擊隊隊長、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代被逮捕的老政治犯。他和一些老政治犯有連絡,他們出獄后散落各地,即使面臨生活的困境,但只要「老同學」(老政治犯總是如此互相稱呼,以紀念他們是「綠島大學」的同學)有需要,每個人願意出錢出力,贊助反抗運動。陳明忠向這些白色恐怖時代的老左派去募款,即使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像許金玉這樣在屏東的鄉下,製作鹹蛋,艱難的自謀生計的老同學,也盡量湊錢來支持蘇慶黎。

陳映真則為蘇慶黎介紹《文季》的作家朋友:尉天驄、黃春明、王拓、王禎和、蔣勛等。再透過正在收集台灣文學資料的李南衡介紹,認識了一批年輕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林載爵、林瑞明等。而淡江的王津平則不僅自己常常來當志工,參與編輯校對,也介紹了李雙澤、梁景峰。再結合《台灣政論》時認識的黨外、學界朋友,寫作隊伍相當強大。

1976年7月,在蘇慶黎手上改版的《夏潮》可說集結了當時台灣文化界的精英

蘇慶黎,1946年生,她長得眉清目秀,白晰嬌小,讀台大哲學系,在國民黨的教育體系下長大,所有左派的書籍和思想,早已在圖書館、校園裡被清除到近乎絕跡,怎麼會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呢?

她的名字就是答案。她的父親叫蘇新,1907年生,台南人,因抗日被台南師範學校開除,轉赴東京讀書時,加入台共。1929年回台後,到宜蘭從事伐木工作,在林場和礦區,從事工人運動,1931年日本逮捕全台共產黨人時入獄,坐牢12年。1943年出獄后,和獄中難友蕭來福的妹妹蕭不纏結婚。1945年台灣光復后,他轉到台北,擔任《人民導報》《政經報》等的編輯記者。1946年,生下一個女兒,為了記憶台灣光復這歷史的時刻,他幫她取名「慶黎」,慶祝台灣的黎明。可惜不到一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因牽涉甚深被通緝,只得帶著妻女流亡上海。但當時上海的國民黨也在追捕,他只能依組織的要求,去香港和謝雪紅會合,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為了不讓妻女隨著他亡命天涯受到牽累,他請朋友帶回台灣。

蘇不纏帶著蘇慶黎回到台南,為了生存,只有再回到醫院,繼續以前護士的工作。為了讓女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她把女兒托給妹妹一家照顧。而妹妹非常疼愛蘇慶黎,讓她學鋼琴、讀藝術書,總是帶著她去到處逛。有時在街上碰見窮困的人,她也會接濟。她總是告訴蘇慶黎:世界沒有天生貧窮的人,唯有需要照顧的人。

長大后,蘇慶黎總是說,是她的阿姨讓她變成一個「樸素的」社會主義者。但她從來不知道父親的下落,直到大學,才知道父親是蘇新,在大陸,卻從來也不曾連絡過。直到1980年,好朋友李黎去了北京,才代替她探望了蘇新。而蘇新望著李黎,看了再看,熱切的問道:「她長得有像嗎?是不是有一點像?」他也不曾見過自己的女兒,只有1949年還可以通信時的一張小照。李黎望著那熱切的眼睛,只能點著頭,差一點流下眼淚。

1929年加入台共的蘇新,1947年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擔任突擊隊長的陳明忠,1968年因為社會主義讀書會而入獄的陳映真,和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蘇慶黎,彷佛四代人一脈相承的思想,決定辦一份刊物

鄉土文學論戰與余光中資料圖:工作中的蘇慶黎

蘇慶黎雖然長得清秀嬌小,個性卻非常男子氣,大喇喇的抽煙,一根接一根,她的辦公室煙霧瀰漫,笑聲爽朗,隔壁皆聽得到,催稿的時候,電話一通接一通。平輩的朋友都叫她蘇婆子,年輕人都叫她蘇姐。

在她的主持下,《夏潮》雜誌集聚了思想文藝界的精英,帶動了1970年代台灣思潮。《夏潮》開啟了台灣史的研究,重新刊載日據時代台灣作家如楊逵、呂赫若、黃師樵、賴和、鍾理和等人的小說,開啟了台灣文學研究。它也開啟了國民黨歷史的研究,如孫中山聯俄容共時的左派如廖仲愷等,以孫中山思想中的社會主義,沖淡左派色彩。

她也參與社會活動:舉辦了民歌座談會,找來李雙澤、楊祖B等談民歌運動;找年輕人到農村、山地、工廠採訪,寫報導文學。

這是《美麗島》雜誌之前,唯一的一份「黨外雜誌」,當然非常敏感,備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矚目。最重要的,它所標舉的宗旨「鄉土的、文藝的、社會的」,對當時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的鄉土文學論戰,對台灣的文藝思潮、社會思想與文化覺醒,有著標誌性的意義。

在談鄉土文學論戰之前,必須先了解台灣在保釣之後,台灣所面對的最大問題:自我認同的危機。

在國際孤立的背景下,台灣失去了原先的身份,它被迫自問;「我是誰?我存在的意義何在?我的未來在那裡?」

1950年代後期,政治上的反共意識形態已經無法支撐,被現代主義思潮所取代。1960年代的現代文學則以其虛無主義、反工業文明、反禮法體制、存在主義等,否定現實存在的意義,來達到對戒嚴體制的反抗。

然而,歷經保釣運動、國際孤立,讓蔣介石所主張的「反攻大陸」意識形態陷入困境,他那一套代表「法統」「道統」的論述也失去正當性,台灣內部陷入苦悶、彷徨、尋找出路的悶局。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也有了結構性的改變。1960年代的進口替代經濟政策,成為民間中小企業崛起的契機;而由於農工部門之間的不等價交換,迫使得年輕農民無法在農村生存而進入工廠成為工人;加工出口型經濟則為勞工帶來大量工作機會,再加上石油危機之後,蔣經國以「十大建設」投資公共建設,為民間注入資金,再加上充滿活力的民間中小企業的崛起,1970年代的台灣是工業化全面啟動的年代。

孤立的地位,沒落的農村,崛起的民間企業,轉型的社會,失去對現實解釋能力的舊思想已告破產,在這樣巨變的氛圍里,人們不正視現實也難。

1970年代的台灣,彷佛一個少年要轉型到青年階段,必然產生的自我認同危機(self-identity crisis)。

心理學上,所謂的「個人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是指「對於自己的一種持續且一貫的自我了解,以及對於自己的一種再認感,擁有自我認同可以使我們在不同的環境扮演不同角色時,了解自己其實還是同一個人。在嬰兒期過後,自我認同都一直存在,但是在青少年時,個人的自我認同會有強烈的改變,此即許多書籍常提到的認同危機;青少年的認同危機是一種積極的探尋自我價值以及作人生決定的過程。」

1970年代的台灣正是一種「再認」的過程。它逼使人們不得不正視現實,從過去被教育的框架中,掙脫而出,再認自我存在的真實與意義。

鄉土文學運動,唯有在這樣的大脈絡下加以反省,才能理析出它完整的意義。

在戒嚴時代,對政治現實的直接批判既敏感又容易獲罪,最容易突破的反而是邊緣的領域。那就是文學。

文學上首先發難的是星加坡學者關傑明。1972年,關傑明寫出《中國現代詩的困境》、與《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二文,在當時影響力較大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造成轟動。他所批判的不僅是某一個詩派,而是台灣的現代詩的共性:脫離現實,一味向西方學舌,失去民族特色,根本看不出它是中國人所寫的詩。

1973年唐文標在《龍族》詩刊發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這個標題,直接點出了台灣自我認同的最大困惑: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

隨後他在《中外文學》《文季》等刊出《僵斃的現代詩》《詩詩的沒落》和《日之夕矣》,短時間內,他集中火力,炮火猛烈,被文壇稱為「唐文標事件」。或者把他和關傑明合起來叫「關唐事件」。

當然,台灣詩界不是沒有回擊的。洛夫、余光中、顏元叔都出來反擊,甚至直指唐文標是「社會運動家」,「是從社會看文學,而不是從文學看社會」。雖然各種討論最後仍不免回到「為人生而藝術」,或「為藝術而藝術」的課題,但這一把火已點燃了鄉土文學論戰的前哨戰。

在認同危機下尋找自我存在與創作意義的思想,在其它領域也同時出現。特別是經歷過1968年,美國、法國學生運動,以及海外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的歸來,形成新一波的文化浪潮。

林懷民在1973年回到台灣,創辦「雲門舞集」,他是台灣第一個創辦的舞團,標舉的宗旨是:「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舞給中國人看」。而最初的舞碼即是白蛇傳。1978年,他創作了《薪傳》,則是以台灣人祖先渡海來台,經過台灣海峽的黑水溝,歷盡千辛萬苦,生死掙扎,終於抵達的那艱難的旅程。他使用的音樂,即是陳達。陳達當時已七、八十歲,一個樸素的恆春老歌手,用一把老月琴,用自己即興編唱的詞,唱出台灣先民渡海的苦難史。

林懷民帶著這一支舞,在台灣各地巡演,在廟口、在校園,在民間的廣場上,有些老人家,帶著全家老小來看,看得眼淚直流。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那一段歷史,是所有台灣人共同的生命經驗,卻未曾被正視過,呈現過?或者,它觸動了自我生命底層最深的感情呢?那感情是什麼?

不僅是林懷民,蔣勛在流浪歐洲遊學后回到台灣,進入《雄獅美術》也讓美術開始介入於現實。他整理台灣美術史,發掘台灣過去的藝術家有過的奮鬥,也請陳映真採訪吳耀忠,讓坐過牢的年輕藝術家自述創作與思想的歷程。

而在當時唱著西洋流行音樂為主的西餐廳,李雙澤笑問胡德夫:

「你是卑南族人,為什麼不唱一首自己的歌?」

林懷民的話最具代表性:「突然之間,我要想清楚自己是誰。」

在美國經歷過1968學生運動,參與過保釣的王津平曾回憶說s「我整個是在建中被美國意識型態培養長大的年輕人,豁然發現作為台灣土生土長的中國人identity認同的問題,我腦筋里都是美國的價值觀,而另外一個理智的聲音告訴我,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立足台灣,我要在那裡,往哪裡走?那時候的困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一個困惑。」

事實上,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優秀的反映台灣現實的文學作品早已出現了。《文季》《台灣文藝》以及其它文學副刊都曾刊載不少優秀的小說:陳映真、尉天驄、黃春明、王禎和、王拓、鍾肇政、李喬、宋澤萊、楊青矗、洪醒夫等皆是。他們的作品面貌多樣,刻劃主題從農村到漁村,從社會邊緣到城市的變貌等,這些作品敏銳的掌握了台灣社會與人心的脈動。其實無待鄉土文學論戰,他們早已是19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論戰起於王健壯主編的《仙人掌》雜誌。1977年4月,雜誌刊出王拓、銀正雄、朱西寧的文章,分別討論鄉土文學。王拓文章標明《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因為文學中所刻劃者,不僅是農村,還有城市社會生活。而銀正雄則認為:「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

但真正點燃戰火的是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發表在聯合報的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他直接點名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三人,「不辨善惡,只講階級」,直接扣上了左派的帽子。這就引起了尉天驄的反擊,認為他們在「戴帽子」。但更驚心動魄的是余光中的《狼來了》一文。

他直接表明:「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針對文壇有人批評「戴帽子」,他乾脆明言:「問題不在於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由於文章殺氣騰騰,而且「抓頭」的比喻明顯是要國民黨抓人的意思,一時之間,台灣文化界風聲鶴唳。在白色恐怖的時代,那文章可以變成大興文字獄的開端。多年後,相關的文學作家都還能背出余光中這一段文字。

那種恐怖的氣氛,讓文學作家不得不出面寫文章自清。尉天驄、黃春明、王拓、楊青矗、葉石濤等紛紛為文應戰,試圖化解這種肅殺。

但真正對國民黨起作用的反而是《中華雜誌》的胡秋原,以及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徐復觀直接點明:「關於後者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寫此文的先生,也感到這是在給這些年輕人戴帽子,但他認為自己已給人戴不少帽子,則現在還他們一頂,也無傷大雅。不過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二是反共的方法問題。毛澤東說一切為人民……難道我們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反共嗎?這類的做法,只會增加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長的與年輕人的隔閡,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胡、徐二人的文章一出,才讓論戰開始平息。

但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卻餘波盪漾。台灣開始了寫實主義文學,也有了正視本土的認知,從國民黨的「法統」「道統」之中掙脫而出,新一波的對台灣歷史、文化、藝術的尋根旅程,自此展開

放在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上,鄉土文學論戰只是台灣整個「自我認同的追尋」的一環,包含了鄉土文學、民歌運動、藝術自覺、現實主義、社會運動等,帶來總體的變革。加上中產階級的崛起、大量勞工的出現、農村經濟的沒落、都市的文明的興起等等,整個台灣社會結構轉變,它標誌著台灣文化的覺醒。

到了1970年代後期,《夏潮雜誌》被查禁停刊后,出現以《美麗島》雜誌結合政治人物而形成的運動,就不是意外的事了。

鄉土文學論戰與余光中余光中在楊渡主的「為台灣文學朗讀」節目中,楊渡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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