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


一百年前,民國六年丁巳(1917),新文化運動在北京興起,胡適、陳獨秀等發起「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替代古文,引起輿論的喧嘩。在群疑莫釋之際,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獨出面非難」,[1]並在隨後的兩年裡,與「新青年」群體唇槍舌劍,打了一場筆墨官司,遂釀成了北京文壇上人所共知的一樁公案。這位老人就是清末民初以漢譯歐美小說而享譽文壇的古文家林紓。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林紓(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侯(今福州)人。自民國二年癸丑(1913)辭去北京大學講習,他便以賣畫賣文自給,閑居北京。他的古文被歸入桐城一派,有人甚至稱他與嚴復同出桐城大家吳汝綸門下,為桐城派之嫡傳,[2]儘管他並不十分認可。錢基博先生有一段話說得好:

初紓論文持唐宋,故亦未嘗薄魏晉。及入大學,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繼之;其昶尤吳汝綸高第弟子,號為能紹述桐城家言者;咸與紓歡好。而紓亦以得桐城學者之盼睞為幸;遂為桐城張目,而持韓、柳、歐、蘇之說益力!既而民國興,章炳麟實為革命先覺;又能識別古書真偽,不如桐城派學者之以空文號天下!於是章氏之學興,而林紓之說媯$!⑵潢啤⒂欄畔倘ゴ笱В歡章氏之徒代之。紓憤甚![3]

這段話包含了很多信息,至少我們可以了解,林紓是個講義氣,率性而為的人,他的力挺桐城,恰與桐城的朋友欣賞他不無關係,以至於不惜改變自己的觀點。錢基博說他「晚年昵於馬其昶、姚永概,遂為桐城護法;昵於陳寶箴、鄭孝胥,遂助西江張目。然『侈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未有不衰!』紓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亦盛名之下,民具爾瞻;人之借重於我,與我之所以借重於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黨徒不收而自合,召鬧取怒,卒叢世詬!則甚矣盛名之為累也」![4]

無論如何,林紓能為「桐城」放棄北京大學的教職,這個舉動是頗見其性情的。不過,其中也有他個人的原因。他在《畏廬瑣記 芻狗》中曾經講到辭去北京大學教席的一些原委:

《莊子》:「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筐(《莊子》作篋)衍,巾以文綉,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以陳也,行者踐其首,蘇者取而爨之而已。」陸德明註:「芻狗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猶言物之適用時,雖芻狗貴也。余為大學教習十年,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嚴(復)四校長,禮余甚至。及何某為校長時,忽就藏書樓取余《理學講義》,書小箋與掌書者曰:「今之芻狗也,可取一分來。」掌書告余,余笑曰:「校長此言,殆自居為行道之人,與樵蘇者耳。吾無傷也。」即辭席。已而何君為學生拳毆,受大戮辱。嗚呼!此真踐其首,且爨之矣。[5]

這裡提到,李、朱、劉、嚴擔任校長時,林紓一直是受到禮遇的。而何當了校長之後,就不很客氣了,有時還故意挑毛病,找彆扭。這位何校長的大名叫何時,字燮侯,浙江諸暨人。據說,他取代嚴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后,重用浙江人,對非浙江人,則排擠他們,遂造成了章太炎弟子與林紓等人的不合,最終導致了林紓、姚永概(時任北京大學文科教務長)、馬其昶的相繼辭職。

姚永概南歸桐城后,林紓寫信給他,毫不客氣地把章氏的追隨者諷刺挖苦一番,以泄其私憤。他說:「敝在庸妄鉅子,剽襲漢人余唾,以Τ段能,以為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土堊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弗講,奢言於眾:『吾漢代之文也。』傖人入城,購縉紳殘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即以縉紳目之,吾弗敢信也。[6]

講了這麼多,意在說明林紓與桐城派的關係。在他身上,有一種捍衛古文的自覺,他不允許別人詆毀古文,尤為推崇韓、柳、歐、蘇,為此不惜與崇尚魏晉文章的章太炎及其弟子結了怨。因此,當「新青年」諸君發起「文學革命」,倡言古文當廢,白話文將興的時候,林紓絕不能坐視有人向他心目中最為神聖的古文潑髒水而無動於衷。他一定要站出來表明態度,幾乎是毫無懸念的。

這樁公案,在後來的文學史論中,更多地被描述為以林紓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對以《新青年》諸君為代表的進步勢力發動的「反撲」[7]鄭振鐸在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所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的「導言」中,就曾詳盡地描述了守舊文人對「新青年」們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的反應。他把守舊文人的反應分為三個階段:「他們始而漠然若無睹;繼而鄙夷若不屑與辯;終而卻不能不憤怒而詛咒著了。」[8]在他看來,林紓的出場是在第三階段,即新青年諸君因為寂寞而自編自導了一出「苦肉計」之後。他說,由於林紓放了「反對的第一炮」,「真正有力的反抗運動也便來了」。[9]

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當然不是這樣。民國六年丁巳(1917)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若干年後,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他自稱這篇文章是「文學革命的宣言」。[10]當月,錢玄同看了胡適的文章,遂致函胡適,表示聲援,著名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之稱謂,就是此公在這封信中的一項發明。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青年時代的胡適

二月,《新青年》第2卷第6號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是一篇戰鬥的檄文,作者以更加激進的姿態,絕不妥協的態度,公開宣稱「文學革命」的不可避免和「不容他人之匡正」。[11]在這篇文章中,他將矛頭直接指向「十八妖魔」,即明清兩朝十八位古文大家,他們是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后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以及歸有光、方苞、劉大、姚鼐,而歸、方、劉、姚皆可稱為林紓的「祖師爺」。陳獨秀不無豪邁地表示:「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胆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12]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這是一種門前叫陣的節奏,「逼」得林紓不得不破門而出。二月一日,林紓在天津《大公報》之「特別記載」欄發表短文《論古文之不宜廢》,隨後,又將該文刊載於2月8日的上海《民國日報》。不過,林紓的這篇文章並沒有論戰的意味,沒有半點火氣,有的只是循循誘導,諄諄告誡。由於目前所能見到的林紓文集均未收此文,而文亦不長,故錄之以備考:

文無所謂古也,唯其是。顧一言是,則造者愈難。漢、唐之《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文家林立,而何以馬、班、韓、柳獨有千古?然則林立之文家均不是,唯是此四家矣。顧尋常之箋牒簡牘,率皆行之以四家之法,不惟伊古以來無是事,即欲責之以是,亦率天下而路耳。吾知深於文者萬不敢其設此論也。然而一代之興,必有數文家w柱於其間,是或一代之元氣盤礴鬱積發泄而成。至文猶大城名都,必有山水之勝狀,用表其靈淑之所鍾。文家之發,顯於一代之間,亦正類此。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於用?然而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

向在杭州,日本齊藤少將謂余曰: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時中國古籍如z宋樓之藏書,日人則盡括而有之。嗚呼!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隕其舊。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於時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學之,用其淺者以課人,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若棄擲踐唾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所笑也?[13]

這裡,既有規勸,也有擔憂,更有期待。他說,文無古今,只有優劣,優秀的文章,總是有恆久之魅力的。再看歐洲的文藝復興,他們的「古文」拉丁文並未因此而廢除。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這些追隨歐洲文藝復興的年輕人要表現得如此極端!其結果,新既不得,舊亦丟失了,豈不痛哉!而百年來,新興的白話文中不中、西不西的混血兒面貌,恰好證明了林紓的擔心並非杞人之憂。放眼看去,這種破敗的景象又豈止是文章?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舉凡文化藝術之種種,不倫不類者比比皆是,中國之元氣、文脈,幾不知所終。

儘管林紓表現得十分懇切,然而,新青年諸君似乎並不為所動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錢玄同

三月,錢玄同致函陳獨秀,繼續詆毀林紓。他說:「某氏(指林紓)與人對譯歐西小說,專用《聊齋志異》文筆,一面又欲引韓柳以自重;此其價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14]這話聽起來已有點酸溜溜的。

四月,胡適從美國致函陳獨秀,提到了林紓的《論古文之不宜廢》。他先是表示林文不足以「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讓他「大失所望」;繼而,又指責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以為「不合文法,可謂『不通』」。他特別拎出林文中的一句話:「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煞有介事地指出:「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15]

殊不知,林紓的本意並不在此。他不過想說,歐洲人對希臘拉丁文並未廢棄不用,馬、班、韓、柳也有不宜廢棄的道理,這個道理都明白,但背後的理由卻說不清楚。哪裡有如「留聲機」模仿古人之意?

胡適之後,挑剔林文文法、句法不通,竟成為新青年諸君攻擊林紓的重要手段。五月,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在《新青年》第3卷第3號發表,其中一段批評林譯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也用了這種手段。他言道:「近人某氏譯西文小說,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轉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墮胎』解。吾恐無論何人,必不能不觀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種不通之字,較諸『附驥』、『續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為費解。」[16]

對於「新青年」諸君的忿忿不平,林紓似乎並未在意。這期間,他把自己關在家中,譯書、作畫、寫詩、澆花,以排遣苦悶的心情。不過,他的苦悶似與幾個激進青年一時的過激言論無關。在另一場合他曾說過:「此等鼠目寸光,亦足嘯引徒類,謬稱盟主,仆尚何暇而與之爭?」倒是紛亂如絲的時局,讓他深感不安。他看到袁世凱稱帝不成,張勳復辟亦遭失敗,更兼南北對峙,議員紛爭,軍閥混戰,「共和」無望,遂「終日杜門不面一客,亦不聞一事」。他甚至慶幸老天所賜「聾聵之疾」,在他看來,「得一日清凈,即為一日之福」。這一年的七八月間,他應梅蘭芳之邀作畫題詞,一闋「一剪梅」,道出了此時他的心情:

斜日憑窗修舊譜。香篆風柔,竹暈涼收。

綠楊綰住笛家樓。到一分秋,添一分愁。

離殿當年憶舊遊。曲按梁州,人似房州。

許多前事聚心頭。擎尚輕甌,放下簾鉤。[17]

恰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18]民國七年戊午(1918)三月十五日,在剛剛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3號上,錢玄同與劉半農上演了一出「雙簧戲」。錢玄同託名王敬軒,寫了《王敬軒君來信》,模仿林紓崇拜者的口吻,褒揚林紓而貶抑「新青年」。同時發表劉半農複信,信中逐一批駁王敬軒的觀點,並且用了揶揄、嘲弄、刻薄的語調。

事後有人寫信質問《新青年》,對於王敬軒的議論,肆意辱罵,是不是有悖自由討論的學理?也有人責備劉半農「尤為狂妄」,不該在複信中「大昌厥詞,肆意而罵之」,甚至稱《新青年》諸君為「狂徒」。[19]

此後,胡適、陳獨秀亦在文章和議論中,或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林紓的毛病。然而,在這一年當中,林紓似乎沒有再就這個問題談過任何看法,我們也不知道挨罵挨到這個份兒上,他有什麼感受。唯一的例外是在參與編撰《文學常識》一書時,他在寫給上海中華編譯社社長的信中,再次提及自己在北大與章太炎弟子的不合:

……口口一生,好用奇字,襲取子書斷句,以震炫愚昧之目。所傳謬種,以《說文》入手,於意境義法,絲毫不懂。昔大學堂預科熊生,公然在講堂與之抵抗,教習為沈君,然即口口高弟也。因其宣講時,將古文略說一遍,即抽出一兩字,用《說文》參考,或作籀文,說到極處,只不外換字之一法,於學生終無益處。……口口弟子之言,特為其師報復,不足怪也。[20]

此處「口口」大約即代指「太炎」或「炳麟」,而「沈君」,則很有可能就是沈兼士。由此推測,林紓所以不直接回應「新青年」諸君的批評,原因之一,怕是不願與晚輩為此多有糾纏。他覺得,這不過是章太炎的弟子為老師出頭「拔創」罷了,「不足怪也」。然而,進入民國八年己未(1919)之後,圍攻林紓的勢力似有擴大的趨勢,先是周氏兄弟加入進來,隨後又有北大學生如傅斯年、羅家倫亦混跡其中,陣地則除《新青年》外,又增加了新創辦的《每周評論》,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文章,三月三十日的第15期,還出了「批林」專號。

林紓就是這個時候站出來「正其非」的。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作為林紓攻擊《新青年》「呈堂證供」之一的短篇小說《荊生》,發表於《新申報》的「蠡叟叢譚」。隨後的幾十天里,林紓又陸續發表了小說《妖夢》,以及《致蔡鶴卿太史書》和《林琴南再答蔡鶴卿書》兩封信;至四月,《腐解》和《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兩篇名文亦相繼問世,從而構成了林紓反對「文學革命」的全部證據

恰在此時,卻又出現了政治勢力要來干涉北京大學,驅逐甚至逮捕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傳言。而他的學生張厚載正為上海《神州日報》主持一個「半谷通信」的欄目,傳播來自北京的消息,遂將此事寫成通訊,刊登在報紙上。

張厚載的出現使得此事偏離了最初的運行軌道。他本是林紓早年在五城學堂時的學生,當時正在北大法科就讀。數月前,他應胡適之邀,作了一篇《我的中國舊戲觀》,被胡適「引蛇出洞」,導致「新青年」諸君群起而攻之。然而,他是否因此而心存芥蒂,我們並不曉得,陳獨秀卻認定了他是「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21]

這對張厚載,或為誅心之論。不過,在這樁「公案」中,畢竟少不了他的身影。

說起來,發表小說《荊生》的專欄「蠡叟叢譚」,還是張厚載應《新申報》主筆之邀,動員林紓開辦的,《荊生》、《妖夢》等小說,也是經他手寄給報社的。對於一直期待著「有力的敵人」「真正有力的反抗」[22]的胡適們來說,這兩篇小說給了他們深深的刺激,也給了他們特別的聯想,甚至將荊生與安福系的徐樹錚聯繫起來。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第13號以「隻眼」的筆名發表《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就有這樣的提示,他說:「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夫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23]

誠然,這兩篇小說都用了諷刺的筆法,兼及戲謔,其主旨就在於要為禮教和古文張目,影射攻擊詆毀孔子、詆毀古文的新文人。

在《荊生》中,他講述了三個青年文人結伴同遊京城陶然亭的遭遇。這三個人,一為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一為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還有一個「不知其何許人」的狄莫(影射胡適)。他們在此談笑風生,對孔子、倫常和古文肆意攻擊,結果惹惱了住在隔壁的俠客荊生。他破壁而出,指定三人,怒斥一番。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將其痛打一頓,趕下山去。小說後面有「蠡叟曰」,道出了他的一些想法。據說,此事是門人李生(怕是張生,一笑)告訴他的:「李生似不滿意於此三人,故矯為快意之言,以告余。」他聽了覺得頗為好笑,認為「荊生良多事」,並提到他的兩次經歷,來說明「禽獸自語,於人胡涉」。但又考慮到,「或者李生有托而言,余姑錄之,以補吾叢談之闕」[24]

《妖夢》的主旨與《荊生》相近。小說講述一個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夢見一個長髯之人,邀他同游陰曹地府。他們來到一座城市,迎面一所白話學堂,門外大書一聯云:「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走進二門,見匾上大書「斃孔堂」三字,並有一聯寫道:「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這時,學堂里走出三位先生,都是「鬼中之傑出者」,一位是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一位是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另一位是副教務長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適),談話間,他們一再咒罵孔子,攻擊倫常,貶損古文,讚美白話,把這位思康氣得目瞪口呆,趕緊離開此地。行不數里,「忽見金光一道,遠射十數里」,原來是能啖食月亮之羅T羅阿修羅王駕到,「見王身長十餘丈,張口圓徑可八尺,齒ff如林,直撲白話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丘,臭不可近」。林紓聽了鄭思康講述他的夢中見聞,大呼「快哉」,且表示:「果如是者,國家承平矣。」文末又借「蠡叟」的口說:「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T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嘗一臠也。」[25]

很顯然,這篇《妖夢》罵「鬼中三傑」,要比《荊生》罵三個青年書生粗魯得多,也刻薄得多。比如,他形容田恆,「二目如貓頭鷹,長喙如狗」;而秦二世則「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都極盡醜化之能事,以發泄他對新文人的積怨和不滿。不過,他借蠡叟之言為「死文字」所作辯護,卻不能說沒有道理。他以歐洲的拉丁文、羅馬希臘的古文為例,認為文字不是那個人想滅就能滅的,英國大師迭更不能滅拉丁文,以田恆一人之力,也滅補了古文,雖然他宣判古文為「死文字」。他指出:「作白話須先讀書明理,說得通透,方能動人。若但以白話教白話,不知理之所從出,則騾馬市引東洋車之人,亦知白話,何用教耶?」更讓他痛心疾首的是「家庭革命之說」,在他看來,如果「以背叛倫常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爭趨禽獸一路」?也就是說,被倫常等於為禽獸。[26]

在此期間,他還以「清室舉人」的身份寫信給「為民國宣力」的蔡元培,請他以北大校長的身份,約束屬下文科學長陳獨秀、教授錢玄同、劉半農等激進人物,「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光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他看到「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則「望我公為之保全而護惜之」

他的這封信語帶刻薄,問題還是兩個,一是倫常不能廢,二是古文不能廢

在這裡,他提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即中國的積貧積弱能不能歸罪於孔子?他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向蔡元培坦白了心中的疑惑:「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

他這一問是很有力的,絕非無理取鬧。有心人應該好好想一想,為什麼我們做了該做的一切,人們所許諾的中國的強大仍然遙遙無期?究竟是中國的文化有問題,還是我們的思路有問題?不過,這樣的問題在當時並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相反,他們看到的卻是「革命」的不徹底,「於是更進一解」,又把中國進步這一寶,壓在「覆孔孟,鏟倫常」上。他很不能理解,為什麼「兒子」有病,不求良醫,卻責怪父母有病而欲逐之。他說:「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27]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

林紓的這些舉動,為他的對手製造了打擊「國故黨」舊文人的機會,而「這班國故黨中,現在我們知道的,只有《新申報》里《荊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報》的通信記者張厚載兩人」[28]陳獨秀既如是說,《每周評論》自三月二日出版的第11期起,批判林紓的火力便明顯地加強了。他們不再與他糾纏文法通與不通、翻譯專與不專的問題,而是刻意要把他和徐樹錚捆綁在一起,指責他借北洋軍人之手打擊、壓迫自己的對立面。

周作人首先在《每周評論》第11期「隨感錄」欄中以「獨應」的名義發表了《舊黨的罪惡》一文。他在文中談到:「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原。至於夠不上利用政府來壓迫異己,只好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29]

接下來的第12期,除了轉發林紓小說《荊生》,還配發了短評,題為《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其中寫道:「甚至於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的威權來禁壓這種鼓吹。前幾天上海《新申報》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紓的夢想小說,就是代表這種武力壓制的政策的。」[30]

李大釗也站了出來。在這期《每周評論》中,他以「守常」的筆名發表了《新舊思潮的激戰》一文。文章「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如果你們「總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著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說快快口,造段謠言寬款心,那真是極無聊的舉動。」[31]

不久,蔡元培寫了《答林君琴南函》,與林紓的來信發表在同一期《北京大學日刊》上。在這封信里,蔡元培用了絕大部分篇幅,為北京大學辯護。在他看來,林紓所作小說,包括寫這封信,目的都是為了毀壞北京大學的名譽。他逐一駁斥了林紓對北京大學的指責,列舉大量事實,以說明林紓是把謠諑信為實錄了。他還重申了自己的辦學主張,「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並且指出,「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既然如此,那麼,學校的教員,「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32]

雖說他的複信「辭正義嚴,分剖事理,至為明白」[33]他顯然迴避了一個嚴肅而又尖銳的問題,能否「以積弱歸罪孔子」?事實上,林紓的憂慮恰恰在於,如果北京大學都不能有所擔當,保護名教還能指望誰呢?因此,他在看到蔡元培的複信之後,又寫了《再答蔡鶴卿書》。在此,他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統也。」又提到他的近著《蠡叟叢談》,並說,這些文章「專以抨擊人之有禽獸行者,與大學堂講師無涉,公不必懷疑」。他還談到蔡元培「遇難不變其操」,然後表示,「弟亦至死必伸其說。彼叛聖逆倫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狗不吠然後已」。[34]這幾句話說得也算是擲地有聲了。

但他似乎意猶未盡,第二天,在小說《演歸氏二孝子》跋語中,又說到與「新青年」諸君的糾紛:「且吾年七十,而此輩不過三十。年歲懸殊,我即老悖顛狂,亦不至偏衷狹量至此。而況並無仇怨,何必苦苦跟追?蓋所爭者天理,非閑氣也。……昨日寓書諄勸老友蔡鶴卿,囑其向此輩道意。能聽與否,則不敢知,至於將來受一場毒罵,在我意中,我老康頗頑皮憨立,尚能挽無石之弓,不汝懼也,來,來,來!」[35]

林紓既橫下一條心,那些罵他亦挨過他罵的人自然也無可奈何,最終只得把一腔怨氣發在法科學生張厚載身上。作為陳獨秀去職的代價,張厚載只能被勒令退學。所以,當時便有人說,張厚載不過是這場新舊衝突的犧牲品罷了。可憐張厚載,苦讀七八年,自預科讀至本科,再有兩三個月就畢業了,卻罹此厄,實在令人惋惜。

林紓見連累了自己的學生,也趕緊公開道歉,承認罵人不對,並寫了《贈張生厚載序》來寬慰他,開導他,要他不必太在意畢業與否。誠然,「以學制論,則言畢,以學問論,蓋終身無畢時矣」。他進而言道:「今生之所遭直除名耳,非有道州之行也。生歸,朝其父母於家,處其兄弟,怡怡然,臨窗讀孔孟之書,亦君子所謂樂也。」[36]

林紓的這番話似有些不近人情,但他深知,新舊之爭,勢同水火,絕無調和的餘地。對張生的遭遇,他除了報以同情,怕已沒有氣力去為他爭辯。他作《勸孝白話道情》,開頭借「老道」之口,道出了他的心情:

報界紛紛罵老林,說他泥古不通今。誰知勸孝歌兒出,道盡人間孝子心。咳!倒霉一個蠡叟,替孔子聲明,卻像犯了十惡大罪;又替倫常辯護,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報界諸公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罵罵咧咧,報闌中缺沒有材料。要是枝枝節節答應,我倒沒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著一副厚臉皮,兩個聾耳朵,以半年工夫,聽汝討戰,只掛上免戰牌,汝總有沒趣時候。[37]

這個時候,裝聾作啞,倒也不失為退出「戰場」的明智選擇。此後,雖然報刊上不時還有聲援「新青年」諸君,譴責林紓的文章,但事實上,這場思想文化論爭已被圍繞北京大學的人事之爭所取代。尤其是輿論焦點被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佔據之後,五月四日更爆發了要求日本歸還青島的大遊行,這場思想文化論爭遂暫告一段落。

民國十三年(1924)十月九日,清晨兩三點鐘,即舊曆甲子年九月十一日丑時,林紓在北京寓所溘然長逝,享年73歲。

一場訴訟:百年之後再評說

按照鄭振鐸的說法,林紓的逝世,使得人們得到一個公允地認識他,評論他的機會他撰寫的《林琴南先生》,是最早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對林紓的是非功過作出評價的文章。他不僅對林紓的人格表示讚許,稱他「是一個非常熱烈的愛國者」,「一個最勞苦的自食其力的人」,「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學者」;[38]而且,他對林譯小說及文學創作的分析和評述,也是客觀、公允的,有肯定,也指出令人惋惜之處。他總結林譯小說在當時的影響和功績,認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人的關於世界的常識」,是林譯小說所貢獻的,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座橋樑;第二,讓中國人了解到,在中國之外也有偉大的文學;第三,打破了小說「小道」的傳統見解,造成了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39]

繼鄭振鐸之後,周作人、劉半農、胡適等,也在不同場合表達了自己對於林紓的敬意,承認他對中國文學是有不可泯滅的功績的,並後悔當初是過於唐突前輩了。胡適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亦承認他「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並稱林譯小說《茶花女》,「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40]而胡適在讀了林紓的《閩中新樂府》之後更強調,年輕人如果「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的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詩,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作過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41]

當然,反對的聲音並不是沒有。錢玄同的《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就表達了對於啟明、半農的不滿。啟明就是周作人。錢玄同稱,他不同意周作人在《林琴南與羅振玉》中「揚林抑羅」的做法,他說:「今之所謂『遺老』,不問其曾『少仕偽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的東西。」又說:「凡遺老都是惡性的。」他責備劉半農,不該亂認前輩,更不能說後輩不可唐突前輩的話。在他看來,前輩的話說得「要是不合理,便應該糾正他,反對他;他如果有荒謬無理的態度,一樣應該斥責他,教訓他,譏諷他,嘲笑他,乃至於痛罵他;決不可因他是前輩而對他退讓。」[42]

周作人對於錢玄同的指責是很在意的,很快又作了《再說林琴南》,修正自己先前的說法,責怪「世人對於林琴南稱揚的太過分了」,認為他的功績僅僅在於「介紹外國文學」而已,「再要說出什麼好處來,我絕對不能贊成」。即使對於這點功績,他也有新的看法,他說:「我們要記得林琴南譯文的代價比別人要大五倍。」也就是說,林譯的成績是靠高稿酬支持的,「如我們忘記了這個特別情形,只是嘆美他成績之多,未免有點不大的當」。至於林紓尊重中國舊禮教,維護綱常倫理的主張,他則表示「極端反對」,他說:「那正與尊敬張勳康有為的堅持復辟一樣,同是大謬誤。」[43]

誠然,林紓去世后,儘管新文化運動中部分思想開明的人試圖修正對於林紓不很公允的批評,但也止於他對新文學的貢獻,他的衛道、尊孔、捍衛古文,無論如何是不被接受的。尤其是他作小說辱罵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更讓諸君惱火,久久不能釋懷,而指控他想要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制新文化運動,也幾乎成為定論。隨著整個社會,特別是文化的左轉,規定反帝、反封建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對於林紓以及當年新舊衝突的評價,也就更加嚴酷和不容質疑了。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仍把這場新舊衝突定性為封建復古派,藉助北洋軍閥威勢,向《新青年》革命勢力進行的兇惡反撲。林紓也被歸入「清朝的遺老一族」,是保守、頑固的國粹派的代表,他的小說,「實際上暴露了封建復古派與封建軍法相勾結,企圖以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陰險用心」。[44]

且不說這種評價中的許多內容完全出於主觀想像,沒有事實依據,即使是他的復古、保守,恐怕也是片面的不實之詞。固然,他主張維護綱常名教,反對家庭革命;推崇唐宋古文,反對盡廢古書;這在當時或有些不合時宜,但任何一個時代,總會有人堅持一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如果是一個很有包容度的社會,就應該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不能一見到異己的人事,就打算除之而後快。畢竟,時過境遷,今天的我們甚至不能認為,林紓所堅持的一定是毫無意義的。或許真應了林紓當年所言:「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45]這句話曾被認為「是當時復古主義者的無可奈何的哀鳴」[46],然而,百年之後再讀此言,諸位的感想又如何呢?是不是覺得,對於林紓和他的主張,有再檢討一番的必要呢?蔡元培沒有回答的林紓的問題,也許要由今人來回答了。事實上,這是新文化運動欠下的一筆債,欠債總是要還的,不過早晚罷了。如果諸位不認為我是無事生非,我願以此文作為引玉之磚。

註:

[1] . 王森然《近代名家評傳》(初集)《林紓先生評傳》,90頁,三聯書店1998年11月版。

[2] . 同上,89頁。

[3] . 錢基博《林紓的古文》,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18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4] . 同上,187頁。

[5] . 林紓《芻狗》,《畏廬瑣記》,157-159頁,灕江出版社2013年9月版。

[6] . 林紓《畏廬續集》序,轉引自張旭、車樹N《林紓年譜長編》,217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7] . 中南七院校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章第二節,長江文藝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轉引自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38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8] . 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鄭振鐸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7月版。

[9] . 同上,6頁。

[10] . 耿雲志《胡適年譜》,45頁,中華書局(香港)1986年6月版。

[11] . 同上,46頁。

[12] .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陳獨秀文章選編》(上),175頁,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

[13] . 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見《<大公報>中林紓集外文三篇》,載《文獻》2006年第4期,83-84頁。

[14] . 張旭車樹N編《林紓年譜長編》,277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15] . 胡適《寄陳獨秀》,《胡適全集》第一卷,26-2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16] .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張寶明 王中江主編《回眸新青年語言文學卷》283頁,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7] . 張旭 車樹N編《林紓年譜長編》,283、285、288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18] .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41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9] . 張旭 車樹N編《林紓年譜長編》,297-298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20] . 同上,301頁。

[21] . 陳獨秀《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364頁,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

[22] . 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鄭振鐸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7月版。

[23] . 陳獨秀《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363頁,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

[24] . 林紓《荊生》,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81-82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25] . 林紓《妖夢》,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83-8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26] . 同上,84-85頁。

[27] . 林紓《致蔡鶴卿書》,同上,86-89頁。

[28] . 陳獨秀《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363頁,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

[29] . 獨應(周作人)《舊黨的罪惡》,張旭 車樹N《林紓年譜長編》,315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30] . 短評《想用強權壓倒公理的表示》,同上,316頁。

[31] . 李大釗《新舊思潮的激戰》,同上。

[32] . 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141、14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33] . 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鄭振鐸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7頁,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7月版。

[34] . 林紓《再答蔡鶴卿書》,江中柱《<大公報>中林紓集外文三篇》,《文獻》季刊2006年第4期,84頁。

[35] . 林紓《演歸氏二孝子》,張旭 車樹N編《林紓年譜長編》,323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36] . 林紓《贈張生厚載序》,《畏廬三集》14-15頁,《民國叢書》第四編94,上海書店影印。

[37] . 林紓《勸孝白話道情》,張旭 車樹N編《林紓年譜長編》,331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38] . 鄭振鐸《林琴南先生》,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150-151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39] . 同上,162-164頁。

[40] .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全集》第2卷,274、27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41] . 胡適《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張旭 車樹N編《林紓年譜長編》,439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版。

[42] . 錢玄同《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165-167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43] . 周作人《再說林琴南》,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168-16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44] . 《對以林紓為代表的封建復古派的鬥爭》,中南七院校《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同上,381-383頁。

[45] . 林紓《論古文白話文之消長》,轉引自劉綬松《與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同上,234頁。

[46] .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