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西方社會是否會重返禁慾年代


撰文 | 奈傑爾・克利夫

翻譯 | 陸大鵬

西方的道德標準有時會讓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摸不著頭腦。一方面,我們大規模生產物化女性並且時常侮辱女性的色情產品。另一方面,我們又在網路上發動了#MeToo(我也是)運動。該運動在最初幾周就迫使數十位地位顯赫的男子辭職,其罪名從強姦一直到曖昧地輕拍女人的膝蓋。

色情業是西方尊崇自由的產物,女性主義則是西方追求平等的結果。至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選擇的自由(既有經濟方面的選擇,也有生活方式的選擇)就橫掃千軍,贏得主導地位。然而社會在我們不知不覺間發生了變化。平等往往要求遏制一個群體以保護另一個群體的利益,如今平等的理念捲土重來。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身敗名裂之後社會各界的義憤浪潮如此激烈,平等的時代顯然已經降臨。道德氣候幾乎一夜之間發生劇變,西方社會是否會重返更為禁慾保守的年代?下一代人會成為新的維多利亞時代假正經嗎?

西方社會是否會重返禁慾年代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我們很多人都還在疲於奔命地追蹤事態發展。從10月5日開始,《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報道說有十幾位女性指控溫斯坦性騷擾、暴力侵犯和強姦。隨後還有數十名女性提出了類似的指控。溫斯坦很快被他自己的製片公司解僱,被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除名,被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驅逐,妻子與他離婚,他還成為多起罪案調查的對象。

這麼多醜事如同決堤的洪水,在這麼短時間內接二連三地曝光,很快量變轉化為質變。這種現象已經被稱為溫斯坦效應。幾周內,主要是在那些職業生活與社交生活的界線較為模糊的行業,比如娛樂業、媒體業、餐飲業、學術界和政界,數十名有權有勢的男子成為唾罵的對象。這股浪潮還迅速傳播至國外,甚至到了那些女人為了得到美差而被潛規則是理所當然事情的國家。義大利網民用的主題標籤是意味深長的#QuellaVoltaChe(在那個時候),法國人用的是接地氣而辛辣的#BalanceTonPorc(譴責你的豬)。

在英國,揭露性侵者的浪潮已經迫使多人辭職(包括國防大臣),開啟了多項調查,並且導致一人自殺的悲劇。這種道德清算影響到了我們所有人,讓我們對自己過去的行為做一番檢討。這事也讓我最近才認識到,在我的一生里,男女平等已經取得了多大的進步。

70和80年代,我成長的歲月里,英國電影的主流是詹姆斯・邦德和「請繼續」(Carry On)系列。表面上看,這兩個系列簡直沒有任何共同點。詹姆斯・邦德系列描繪的是一個幻想版本的英國紳士,他自戀地相信自己高雅的口音和薩維爾街高檔男裝足以讓女人們為他融化。「請繼續」系列講的是一連串流口水的老色狼,他們對妙齡大胸女窮追不捨,同時興奮地嘖嘖讚歎:「哇哇哇!老天,美女呀!」但最後老色狼們都被他們百般警惕且粗壯的老婆收拾得服服帖帖。但在兩個電影系列里,女人都是供男人享用的尤物,或者至少男人是這樣幻想的。

西方社會是否會重返禁慾年代Carry On

上述的兩個電影系列都在英國文化里有很深的根源:貴族天經地義的特權,以及工人階級低端戲院的傳統,後者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亞那些描寫荷爾蒙爆棚的騎士和風騷娘們的喜劇。但邦德系列最終向更為現代的方向演化,而「請繼續」系列除了濱海風景明信片風格的潑辣之外就空洞無物了,所以(除了一次黯淡的復甦之外)在70年代末壽終正寢,也無人為它哀悼。

這種黃色幽默的最終末日,是播放時間很久的《本尼・希爾秀》(Benny Hill Show)於1989年被砍。這個系列劇講的是一個小丑般的登徒子,喜歡對年輕女子拋媚眼,會巧合地脫去女子的衣服。這是英國出口到海外的最成功的喜劇,但在國內被認為是令人尷尬的東西。它被從英國放逐之後,在海外仍然能廣泛地播放。旅行的時候看到這部劇,讓人感覺彷彿在透過一扇窗戶去看一個已經消逝的世界。英國當前最成功的出口影視作品之一「小豬佩奇」也變得同樣臭名昭著,因為它向學前兒童介紹了「迷之自信」的男性角色和不得不為男人製造的麻煩收拾殘局的女性角色,特別是多才多藝的兔子小姐。

和通常的情況一樣,性革命當中美國是先行者,也是最激進的。休・赫夫納在溫斯坦醜聞爆發僅僅一周前去世。他的死讓我想到,《花花公子》這位創始人的一生經歷了多大的變化。赫夫納的職業生涯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是個穿粗花呢西裝、抽煙斗的知識分子。在《花花公子》的創刊號(瑪麗蓮・夢露是摺疊插頁上的美人)里,他設想的生活很像詹姆斯・邦德的生活,但不需要做拯救世界那樣麻煩的事情。「我們喜歡調好雞尾酒,備好一兩道開胃小食,用留聲機播放一點醞釀氣氛的音樂,然後邀請一位女性朋友來安安靜靜地聊一聊畢加索、尼采、爵士樂和性愛。」

西方社會是否會重返禁慾年代《花花公子》

赫夫納打贏了文化戰爭的第一輪,社會層面的自由意志主義成為美國的新宗教。在仰慕他的人看來,他是假正經的死敵,他驅散了自冷戰開始以來如冬雪般降臨的壓抑與不寬容。在當時的好萊塢電影里,即便是已婚夫婦也要分床睡,而赫夫納讓性愛變得「再次偉大」。但要想消滅舊時的束縛,就要付出代價。70年代給了我們一些美好的音樂、電影和時尚,但也造成了吸毒泛濫、離婚率飆升和放任自由的性觀念,正是這種觀念造成了近期那些性侵兒童醜聞。

《花花公子》為《閣樓》(Penthouse)和《皮條客》(Hustler)雜誌鋪平了道路,它們代表的就是《不羈夜》(Boogie Nights)描繪的好萊塢色情電影產業的厚顏無恥和電視劇《墮落街傳奇》(The Deuce)描繪的紐約時代廣場的那種道德淪喪。到80年代,《花花公子》的全盛期已經是往事了,它的度假勝地、賭場、夜總會和豐滿的兔女郎已經顯得俗氣而過時。赫夫納在去世很久以前就變成了穿絲綢睡衣的大佬,若不是他剝削了那些渴望一炮走紅的年輕女性的話,他倒是個搞笑的人物。

自由主義在進步,而女性主義者在崛起。第二波女性主義恰逢性革命,但這二者始終同床異夢。80年代,性解放女性主義者(sex-positive feminist)和反色情女性主義者(anti-pornography feminist)之間爆發了戰爭,前者的目標是消除女性性意識蒙受的污名,主張性自由;後者認為,不端性行為在父權社會不可避免,應當掃清不端性行為。在道德方面比較嚴峻的反色情女性主義最後取得勝利,所以像麥克斯・弗蘭克爾(Max Frankel)參議員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可能從溫斯坦效應里損失最大。他那樣的自由派宣稱支持女性主義和男女平等,但他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哈維・溫斯坦自己就是個貨真價實的自由派。他製作的面向知識分子群體的奧斯卡獲獎影片包括《莎翁情史》《英國病人》和《國王的演講》,他也向自由派事業大量獻金。但他沒有毫無保留地道歉,反而哀怨地說自己是在60和70年代長大成人的。他試圖將自己的醜行歸咎於那個年代的性自由觀念,彷彿這幾十年來社會沒有任何進步。凱文・史派西也是自由派的標誌性人物,他受到性侵指控時表現出了同樣的麻木不仁,居然藉機出櫃,彷彿出櫃了就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最新一部電影上映的幾周前,製片方不得不花費昂貴代價將他的戲份從電影里刪掉。在2017年,老自由派們不得不面對現實:在性道德方面,時代已經變了。

老保守派們還沒有面對現實,尤其是白宮裡的那個男人。無論是他一年到頭的古銅色皮膚還是向後梳以掩蓋禿頂的金髮,無論他的自戀還是直男癌,特朗普簡直完完全全是70年代的人。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是世界小姐選美大賽的擁有者,有人在「走近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節目攝製期間錄下了他吹噓自己可以性侵女性而不必害怕法律制裁。特朗普至今仍然受到十幾名女性的性侵指控。特朗普派駐聯合國的大使妮基・R. 黑利(Nikki R. Haley)近期提出,應當聆聽這些指控者的話。但他還是當選為美國總統,目前道德清算的風暴還沒有波及他。

很多人為此而憤怒,正是這種憤怒為Me Too運動提供了燃料。但既然特朗普還在台上,我們很難相信社會真的可以來一場對性罪惡連根拔起的變革。對他的很多支持者來說,這是好事。自由派在文化戰爭中的勝利讓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無所適從。主張同性戀婚姻權利的鬥爭已經結束了,現在時髦的是變性人權益。唐納德・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原因有好幾個。有一個原因是,他是剩下的唯一一個能讓選民對主要政黨出口惡氣的候選人。另一個原因是,沿海城市之外的很多美國白人男性和女性都感到自己受到了統治集團的鄙視。借用希拉里・柯林頓那句令人難忘的話,在統治集團眼裡,這些人只不過是「一群可憐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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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私人生活是他的私事,對他履行政治職責的能力沒有影響」這種觀念一般是和性開放的法國聯繫在一起。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種觀念如今居然和美國共和黨聯繫到一起了。直到前不久還是道德多數派脊樑柱的新教徒,為了在最高法院維持保守派的多數席位,居然不惜去全力支持一個結過三次婚並且自己承認是性侵者的人。人們在選擇僱主或者配偶的時候,在選擇聆聽哪一位教會人士的時候,當然會考慮這些人的道德品質。難道在選擇全民人格榜樣的時候,就可以無視他的道德品質嗎?

虔誠的教徒選民優先考慮政策而不是道德品質,所以他們的運動其實很虛偽。來自極端保守的亞拉巴馬州的共和黨候選人羅伊・S. 摩爾(Roy S. Moore)在選舉中落敗,說明選民對傷風敗俗的容忍度也是有界限的。有人指控摩爾在商場里勾搭少女,據說他三十多歲的時候還猥褻過一名少女,所以有些共和黨人拒絕接受他。但特朗普總統敞開胸懷擁抱他。不過摩爾的得票率僅僅差了1.5%,這說明差不多有一半選民願意投票給這樣一個被亞拉巴馬州當前的共和党參議員認定不合適的人。

在極端兩極化的社會,社交媒體只不過是黨派之間的「迴音室」(意思是人只能聽得見與自己意見相同的聲音),而社會道德規範比以往更加難以捉摸。表達Me Too的女性數量之多令人震驚,這說明我們急需新的性道德規範。問題在於,這會帶來怎樣的後果,以及變革究竟會多麼深刻。

女演員是特別有趣的人。她們承載著我們的夢想,而我們將她們的私生活撕得粉碎。數百年來,女演員都是性幻想和性行為的對象,而演藝圈裡的陪睡已經成為現代傳說的一部分。這是可憎的醜行,必須停止。如果演藝圈裡新人為了獲得好的角色就必須成為有權有勢男人的獵物,那麼什麼樣的父母會願意讓自己的女兒選擇演藝生涯?

但成功的女演員有自己的平台去發聲,而絕大多數女性沒有這樣的機會。在很多行業,不端性行為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性侵者不會被揭露,也不會受懲罰;受害者帶著羞恥獨自受折磨,害怕被定義為惹是生非之徒,害怕丟掉工作。《時代》雜誌今年選擇的「年度人物」里特意包括了一位酒店女清潔工、一位醫院女護工和一位摘草莓的移民女工。即便如此,為了吸引讀者的興趣,受報道和關注最多的還是著名的女演員和女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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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場革命都從憤怒發端,然後真正的工作就開始了。要讓Me Too運動成為一個轉折點,整個社會必須從底層到上層都達成新的共識。我們需要探討,我們想要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性倫理在這樣的社會裡佔據什麼樣的地位。我們需要嚴肅對待男性享有特權的侵略成性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里,男性從青春期開始就享有特權,並且把女性視為獵物,從而鞏固了男性的主宰地位。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理智地劃定工作場合的界線,不要矯枉過正,不要把每一個友好姿態、每一個不雅笑話或社交場合的笨拙表現都視為犯罪。我們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同時不能對罪行視而不見。

我們需要的社會應當在權利與義務、自由和平等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我們需要找到聯結我們所有人的紐帶,而不是妨礙我們表達個性的鐐銬。我們需要堅守性革命的積極一面――它讓數百萬人有了獨立自主生活的權利――同時也要應對性革命帶來的危險。

性別戰爭永遠不會結束,但Me Too運動給我們帶來了挑戰和機遇。身份政治給社會造成了很多分歧,這樣的時代,Me Too運動呼籲我們認知我們基本的人性。它要求我們超脫自己的身份和派系,超越社交媒體的噪音,重新發現那些寶貴的價值觀。沒有這樣價值觀,任何社會都不可能繁榮:正直、榮譽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