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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


一個男生在回國前夕,被其母特意叮囑「要回國了,把鬍子刮乾淨」,理由是這樣「看上去清爽一點」。但兒子追問什麼叫做「清爽」、到底鬍子多長才叫「清爽」,她也說不清楚,只是堅持一定要「清爽」。

這番母子間的爭執固然顯得有幾分好笑,但卻是中國家庭中常有的景象。女孩子在這方面從小受到的管束甚至更多――有位朋友都已工作多年了,一次春節全家聚會,其母忽然很嫌惡地說:「你為什麼要帶有顏色的耳環?你又不是少數民族!就算要戴,戴個小珠子就好了。」另一位只是因為戴了個紅色的耳墜,竟然被母親態度嚴肅地教訓說「只有不正經的女人才戴這樣的」。有些家庭為此簡直做絕了,不僅父母整天嘮叨「小姑娘要利利索索」,甚至還會逼著女兒去剪那種頭髮只留一寸多的「5號頭」。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

不論是叫做「清爽」,還是「利索」或「精神」,這些話語背後表達的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種「正派」的形象。也正因此,這的確不是能用毛髮的長度來界定的,因為這說到底是一種道德形象:乾淨樸素,不奇裝異服,舉止得體(特別是不能勾肩搭背、流里流氣),符合家長權威所默認的社會保守價值規範,就像一個三好學生。

女生之所以受到的管束更多,無疑也在於此:因為家長通常對女兒不遵守這套價值觀更為反感,彷彿她們燙了發、戴了張揚的首飾就證明她們在道德上可疑了。在《桑切斯的孩子們》一書中,一位墨西哥貧民家庭的女兒康素愛蘿恰如其份地表達了這種社會心理:「我穿戴得體絕不是為了取悅男人!我妹妹不明白這個道理。在她看來――我現在想起來就要笑――我如此注重打扮,只能說明我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這些乍看起來都是生活中瑣屑的小事,但這種心態如此普遍的存在,證明其中有著某種更意義深遠的社會潛意識:在中國式審美中,「美」本身包含著道德因素,甚至受制於它,簡言之,「美」必須要合乎「禮」。一個女孩子也許是美,但如果她高調的打扮在別人看來是招搖的,那她得到的評價很可能不是「美」,而是帶有道德貶義色彩的「妖」。也就是說,在中國社會中,我們對美的評價本身和道德糾纏在一起。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

一般認為,現代性的標誌之一是「個性」與「道德」的分離,所以我們往往偏愛真性情的「真小人」而反感「偽君子」,但事實上,這裡仍然有一個陷阱,那就是: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傾向於那些外表與內在統一的人。

雖然在理智上,我們知道這兩者也許毫無關聯,那些賣毒品的黑道人物,或許也斯斯文文、穿戴得很正經,而一個滿身刺青的也不見得就好勇鬥狠,但實際上我們內心深處的本能反應,仍傾向於認為外表是內心的真實折射――其結果,如果一個人看上去奇裝異服,這就好像在人群中釋放了一個信號,讓人猜測他內心是否也是如此,否則他為何喜歡穿成這樣?

很多父母之所以厭惡子女偏離了「清爽」的審美,是因為他們在潛意識裡假定:外觀是人的內心變化的指針。就像影視劇里常有這樣的橋段:一個妓女從良后,不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換上釵荊裙布,這是某種「外觀的道德性」。

既然如此,那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這會鼓勵某種偽善,因為一個人可以通過外表來遮掩真實的自我。外表不再是內心道德的指示器,而成了一個迷惑性的假象。這個道理早就有人明白,隋煬帝以沉迷於聲色犬馬著稱,儘管從小「美姿儀」,但卻是一副「深沉嚴重」的樣子,因為他知道父親隋文帝喜歡穩重、儉樸的品行,於是有意以這樣的形象示人,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繼承權。

你覺得這只是個早已過時的歷史故事嗎?並不是。《康熙來了》裡面,不少女明星還說,要去見男友家人時,都盡量少戴花哨首飾,穿素凈款式的連衣裙,頭髮也要簡單整齊地披著或扎馬尾,這樣能博得長輩的好感。

在社會交往中,憑藉外表來判斷一個人,往往也不失為一種簡潔有效的方法,因為人們常常沒有精力或機會來深入了解一個陌生人;但在一個社會日漸多元化複雜發展之後,這就變成了審美體驗和藝術創新的一件緊身衣。因為這種審美觀默認美是一元的,只有「清爽」是可以接受的,別的一些則是奇裝異服、歪門邪道,看著就不像是正派人。它不喜歡標新立異、別出心裁,那不被視為創新或個性,而是因其新奇而感到難以接受,進而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可疑,因而偏離這一主流價值觀的東西,都可能被拒斥或被視為邪僻。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色・戒》劇照

就像我周圍不少受過良好教育的朋友,在看了一些日本現代藝術裝置或小眾電影之後,常有的反應是「日本人好變態」――這就從美學本身,上升到了創作者本人的道德問題。因為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個人為什麼會創造出這樣的作品?那是出於什麼內心感受?在他們看來,一個人能想出那樣的構圖、裝置或情節,必有可怕的內心,因此他們在觀賞作品之後的第一反應不是去體驗作品的美,而認為這種另闢蹊徑的做法是心理變態的體現。

在一個簡單的社會裡,這不是大問題,那時形式與內容也往往更能統一,但在社會價值取向和審美多元化的背景下,這種想法卻對藝術和時尚的發展極其不利。因為「美」和「禮」遵循不同的原則,兩者在簡單社會尚能相安無事,但在現代則存在極大矛盾,如果仍以「禮」作為底線,那勢必極大地壓縮美的發展與空間。

這種觀念在本質上是認為「你可以創造美,但這種美得在道德上能被人接受」,換言之,這是一種「美以載道」的想法。如果審美的標準不是美本身,而是道德,那麼法國波德萊爾的頹廢派詩歌、日本的耽美藝術、昆丁的暴力美學可能都無法存在,因為它們看起來在道德上都有問題。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荒木經惟的作品

很多人不難注意到當下中國人在審美上有缺失,連小學課本都越來越丑,除了只講求實用所導致的生活粗鄙化之類的原因之外,這種「美以載道」的中國式審美恐怕也要負相當的責任――概言之,中國人審美的問題,就在於常常以外在於「美」的標準來評判「美」。

這樣,那些被打壓的美學嘗試,往往並不是因為它們丑,而是因為看起來不道德、被人看不慣,反過來一些丑的事物反倒可以存在,因為它們合乎社會要求,在道德上沒有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金瓶梅》按文學自身的標準來看,無疑是「好小說」(有些人甚至認為比《紅樓夢》都好),但按文學之外的標準來看,它卻是一部「穢書」。

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可謂源遠流長,它最有力的體現還不是在審美領域,而是在文學領域。龔鵬程在《唐代思潮》中就指出,中國慣有「以道廢藝」或「重道輕藝」的傾向,在形式與內容兩分后,僅將形式視為表達內容的工具――先是「文以明道」,進而發展為「文以載道」,他認為這是一種「反文學的觀點」,因為這意味著文學只有工具性價值,那些不「載道」的文學就不被視為是「好的文學」。

這一想法直至近現代仍是如此。1924年吳文祺曾批評新文學派「讀一件作品,不欣賞其藝術上的美,而但斤斤地計較其思想之得失,這和舊文人之討論《詩經》的『微言大義』有什麼兩樣?」這不是一兩個個例,事實上,白話新文學之父胡適本人就是這樣,曾為胡適作傳的羅志田在《裂變中的傳承》中說,「胡適評判文學作品一向較少注意文學本身的優美(他自認明白清楚就是美),總喜歡以文學之外的標準去評判」。這恐怕就是一種「清爽美學」在文學上的體現吧?

「明白清楚就是美」本身也可以發展為一種審美類型,但麻煩的是中國人常將之視為「美」的標準。阿來在《草木的理想國》中自稱是只根據植物的「自然呈現」來書寫,但其實他對花的偏好仍然延續傳統那種觀念,即根據人文的審美意趣來擇取自己偏好的花木,他喜歡簡單、原始、自然的話本形態,而貶斥繁複之美,理由是繁複的花瓣「使一朵花失去基本形態」,而一個「以過度的繁複為美的時代,社會總體是貧困的――或者是物質的貧困,或者是精神的貧困」。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1930年代女性著裝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1950年代女性著裝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1970年代女性著裝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1980年代女性著裝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新世紀女性著裝

這和一個家長看到上門媳婦化了濃妝就懷疑她的道德,本質上究竟有何區別?當然,我要承認自己也曾是這樣的,直到大三時看到一位師姐實習回來,我意外地發現她化了濃妝的樣子確有一種說不出的美,不得不承認有些人適合濃妝,正如有些人適合淡妝。那時我才意識到,我此前對「素麵朝天」的偏好並不僅僅是當作一種美的類型,還隱藏著道德判斷。

更棘手的問題在於:在很多時候,這種道德判斷是相對的。對同一個妝扮,不同人的反應可能完全不同,有些人覺得只是得體,另一些人卻可能覺得招搖;老一輩眼裡的「奇裝異服」,在年輕人看來或許很正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根據外在於美的其它標準去對它施加約束,其結果就是為了維護保守的社會規範,而扼殺了美的創新。

從歷史上來看,這種「美」和「道德」無法分離的狀況曾是延續數千年的常態,幾乎是任何一個社會都經歷過的階段。在現代社會誕生之前,「美」從來不僅僅只是「美」本身。在16世紀的歐洲,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溫利極力主張通過簡化來獲得「宗教的精華」,他的追隨者毀壞、移走了蘇黎世許多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雕像及繪畫,把教堂的內壁刷成單一的白色。另一位更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爾文同樣執行嚴格的紀律,對其新教徒規定了每一餐飯菜的數量和所穿衣服的顏色,抹口紅、戴珠寶首飾、穿蕾絲衣服或其他「不得體」衣著是絕對禁止的。在這裡,花哨乃至色彩,不只是一種美的表現,還被視為道德上的墮落和腐敗。

西歐之所以突破了這些限制,是因為隨後興起的現代社會遵循完全不同的社會規範與審美法則。隨著社會發展得越來越複雜化,大都市裡聚集著越來越多頻繁互動的陌生人,人們的外表和內心不再統一,一個人也可以隨時裝扮成另一個身份。

正如《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一書中所說的,「在一座以衣著外貌取人的城市,遊客不再是外人,他們穿著怎樣的衣服,就會被認成怎樣的身份」;17世紀的巴黎催生了一類新女性,她們戴著面具自由出行,能隨心所欲地隱藏或展示自己,這些精明、世故、美艷又危險的女性引領著當時的時尚潮流,變化無常,體現出那種後世越來越熟悉的現代性:一個人可以通過裝扮,在一個充斥著陌生人的城市裡以不同的面貌和身份生活著。

化濃妝上門的媳婦,道德就有問題?

於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時尚產業與文化潮流推動下,舊有的觀念與秩序一點點潰敗了。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中說,近代早期西歐有產者的妻子們,在時尚和興趣方面其實間接地追隨著高級妓女所引領的潮流。此時,原先那種道德的顧慮已被拋到一邊,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現代女裝的基本法則就是「勾引原則」,都是為了凸顯女性的性感魅力,這與「清爽美學」那種壓抑個性和個人魅力的衝動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在中國傳統上,由於「美以載道」觀念的強大存在,人們不得不有所顧忌,其結果是出現了一種更為特殊的審美,所謂「若要俏,三分孝」――那是在能被社會接受的素淡形式之下,行凸顯女性魅力之實。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意識到了形式與內容、外表與內在的分離(「綠茶婊」這個詞至少意味著這種反差),一些原本小眾亞文化的存在(例如二次元)也開始出現被主流所接受的跡象,但社會價值取向和審美仍然尚未足夠多元化。

如果說中國人審美堪憂,那或許正是因為長久以來沒有按「美」本身的標準來評判它,因而「美」與「丑」的審美之爭,在中國社會中與其說是美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不同文化價值之間的鬥爭。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看到有一句說得很好:「細節處的戰爭,每一項的意義看起來都不大,但如果每一場都棄權,世界就永遠是老年人喜歡的樣子。」

確實如此,如果你真的喜歡美,那就儘可能地堅持從「美」本身去欣賞它吧。

本文原標題:《中國式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