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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和 「死刑觀」的中日文化差異


2016年11月的東京,發生了一起中國籍男子的殺人事件,被害人是一名中國籍女留學。事發當日男子即被當場逮捕,看似波瀾不驚的過程,卻在之後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了中國國內輿論關注的焦點。以此同時,事發當事國的日本對於此事件幾乎沒有任何關注。中日兩國面對同一事件呈現出巨大溫差,這背後隱藏兩國關於「死刑」的司法制度以及價值觀的巨大差異。

被害人名叫江歌,女,來自中國山東省。兇手名叫陳世峰,是一名在東京讀書的研究生。其二人的接點則來自於一名名為劉鑫的女性。事發當時的劉鑫同江歌在外共同租住,屬於江的室友,而同時她也是陳世峰的「前」女友。事發當天,一心想要恢復戀愛關係的兇手蹲守在劉鑫和江歌共同租住的家門外,而直面陳世峰處理此事的不是劉鑫本人而是江歌,結果不料其被兇手連刺數刀不治身亡。

「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和 「死刑觀」的中日文化差異被害人江歌

本月20日,東京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開庭當日,派駐東京的記者以及特地從中國國內趕來的記者在法院前擺開了強大的報道陣勢。此情此景,一名中國記者感慨 「如此大規模的報道陣勢,應該是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的首次」。

面向社會提供的一般旁聽券僅有三十五張,而法院門口則排起了大約三百人的長隊,幾率僅為百分之一上下。筆者也抱著希望加入到隊伍中,雖然沒能拿到,卻通過一名中國記者分到了一張餘下的旁聽券,有幸得以入場。當天法院門外九成以上均為中國人,此情此景想必也讓院方頗感驚訝,從當天在場外安排的工作人員的陣容以及每個人肅殺的氣氛便可見一斑。

判決結果同檢方提出的請求一致,即「有期徒刑二十年」。判決結果宣告的一刻,被害者的母親江秋蓮緊握雙拳,兩眼含淚盯住被告,並幾度嘆氣甚至有些顫抖。本次判決是陪審員裁決,當法官一一否決了被告人「沒有殺意」的辯詞並宣讀了判決文,而此時的江母時而抬頭望天。

此事件之所以成為全國新聞關注的焦點,被害者母親背後的推動力不可小覷。被害人和母親江秋蓮屬於單親家庭,失去唯一的女兒的江秋蓮通過「微博」展開了訴發陳世峰死刑的情願活動,此過程中不但得到了約四百萬人的聯名支持,還得到了社會的大量資助,江秋蓮也因此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人物。

江秋蓮主張應該判處被告人死刑,但是在日本法律體系里,殺害一人的案例很少會判處死刑。對此江秋蓮如下控訴:「女兒是我的全部。日本的法律依照殺害人的數量來決定量刑標準不是很可笑嗎?用如此殘忍的方式殺害了我女兒,即便這樣都不判處死刑實在是太荒唐了。這件事兒等同我和我的全家都被陳世峰殺害了」。

「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和 「死刑觀」的中日文化差異陳世峰

上訴陳述在中國國內得到了廣泛的同情,諸如「日本為何不判死刑?」「為什麼不在中國審判?」此類的反響成為中國社會茶餘飯後被廣泛談資的話題,此事件一躍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事件。在關注死刑與否之外,圍繞日本的法律制度的關注也大為升溫。此外,圍繞江秋蓮痛斥劉鑫見死不救的說法也成為輿論爭論的焦點。

但是在日本,初審之時「共同通信社」有過一份簡短的報道,之後對於判決結果也有幾家媒體做過略報,卻很不顯眼。此後圍繞兩國報道熱度的差異竟也成為了媒體關注的話題,即便這樣,冰火兩重天般的對待方式卻沒有絲毫改觀。

圍繞此事件日本方面表現出來的冷漠態度也成為中國社會質疑的焦點。從心情上雖不難理解,但是這背後存在的原委值得做些解釋。首先,此事件缺乏「新聞性」。任何國家的新聞報道都會把「新聞性」當做重要的參考指標。所謂的「新聞性」具有跟公益相關聯,如大量殺人、誘拐殺人、涉及名人的殺人事件等,這樣的事件的新聞價值性就會較高。但此次事件的三位當事人均為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且事件起於男女情感糾葛導致被害人無辜捲入。因此並不是因為當事人是中國人所以日本媒體減少報道篇幅,而重點在於此事件缺少「新聞性」,媒體自然會減少關注。

另一方面,被害者母親在中國社會的積極行動使得此事件新聞性大增,但是其影響力主要還是集中在中國社會,無法在日本社會激起較大關注。

此事件的另一個關注焦點在於它再次將人們的視線聚焦到了中日兩國對於「死刑」的法律制度和人文思維的差異上。放眼全球,中日兩國均屬於為數不多的尚存死刑制度的國家。社會輿論對於維持此制度也多具肯定含義。不過,兩國在具體實施方面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首先,戰後日本判決死刑並得以執行的案例不足千件。死刑判決本身較少,且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六個月內執行的死刑,實際上平均都要拖延五年以上,且這種拖延幾乎成為慣例,以至於很多死刑犯未被執行前先行病死獄中。即便現在仍有百人以上等待執行的死刑犯,但每年實際被執行的人數基本停留在個位數。

「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和 「死刑觀」的中日文化差異1993年-2012年日本被執行死刑人數

廢除死刑制度的國際呼聲漸高之下,日本在過往的核審中亦查出過冤案,因此日本國內對於死刑執行極為慎重,且輿論並不會對此有批判的聲音。而與此相反,中國執行的死刑數目雖未得以公開,但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是執行數目全球居首的「死刑大國」。

這次事件,由於被告方否認持有殺意,所以檢方求刑二十年的情況下,對於日本的司法制度早有關注的筆者估計法庭一般會有所保留判決大概十五年,因此在聽到判決結果之時不免會有「比想象的判決要重」的感覺。被告人所持的「最初沒有殺意」,「刀不是自己的」這樣的主張,裁判長逐一予以詳實的反證,由此足見法庭對於審理此案所表現出來的極為嚴格的態度。但是被害人母親在判決后的會見中還是表達了對於日本司法的失望。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大的認識上的差距呢?此背後存在一個原因,即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對於死刑判決的門檻相對較低。

由此案件筆者又聯想到牽涉日本的販毒案件的死刑判決。在中國,毒品走私和製造一般會被判處包括死刑在內的重罪。這背後暗含著「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以及此後對於毒品的「嚴懲主義」。2010年前後由於販毒被逮捕的日本人相繼被判處並執行了死刑。由於在日本販毒不會被判以極刑,所以當時日本國內的輿論對此頗有質疑,當時的民主黨政權對於中國的做法也表達了關切。但中國方面對於販毒罪的嚴重性始終予以堅持,最終對日本人執行了死刑。對此,日本方面鑒於涉及中方主權事宜,最終沒有提出正式的抗議。

日本對於殺人案件的死刑判決有著明確的法律規定,單純的殺人案件且被害者僅為一人的情況下出現死刑判決的幾率極低。基於此背景,檢方並未求刑死刑或者無期徒刑,而是有期徒刑二十年。

中國國內關於是否可以在國內審判被告人的議論甚囂塵上,就此問題筆者在中國國內的朋友,以及媒體同僚也多次向本人打聽此事。按照中國法律規定,國外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國政府原則上具有管轄權,但是刑事案件由事發國的司法判決基本已成為國際慣例的背景下,同一案件基本不會在兩處審判。

「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和 「死刑觀」的中日文化差異

就在這次殺人事件判決出來之前一天,日本媒體報道了一則關於死刑的消息。上川陽子法務大臣簽署了對兩名死刑囚犯的執行狀,並於當日執行。日本各大媒體均以速報形式、各大紙媒也以頭條形式予以了報道。在日本,執行死刑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成為全國頭條新聞。過往曾經出現過在面對簽署死刑執行文件面前,百般猶豫以至於雙手發抖的法務大臣。甚至也發生過持有反對死刑觀點的政治家就任法務大臣后,任期之內沒有簽署過一份執行文件的事例。簽署了該類文件的法務大臣,被反對死刑制度團體大罵「殺人犯」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民主黨時代的法務大臣千葉景子常年致力於廢除死刑運動,面對簽署死刑令,雖百般猶豫最終還是簽署,但其代價是被當年為了廢除死刑制度而共同奮鬥多年的好友們斷絕了關係。總而言之,在對待死刑問題上日本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國家。

對於刑事案件的處理,基本是在一國主權之下進行的。隨著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商務人員、以及觀光客的激增,今後牽涉中國人的各類事件肯定會增多。這次的事件呈現給我們的不單單是中日兩國對於犯罪、死刑的觀念的巨大差異,同時也提醒我們原本單純的刑事案件也有可能成為引發兩國輿論摩擦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