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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首發24下崗,足協新政帶來的「正義」


歲末時分,中國足協在武漢舉行的職業俱樂部大會,終於讓懸在各隊頭頂的一隻靴子落了地――吹了大半年風的外援與U23球員新政2.0版水落石出。比起一年前突如其來的新政1.0,今次的版本「要比想象的好」,所謂的「好」,也只是因為業內人都有了最壞的心理準備,這次總算比最壞更好一些。

24周歲的中國職業足球聯賽幾起幾伏,靠著一波資本的大肆投入換來了近幾年的熱鬧,但一年前的那次膽戰心驚,讓雄心萬丈的從業者們忽然發現:資本其實從來沒有成為中國足球的主導力,今天,幾紙行政令就可以強扭職業聯賽的發展方向。

23歲首發24下崗,足協新政帶來的「正義」

對於一些直接或間接的投資者,職業足球重新變回了難以捉摸的年代,在巨大的政策風險面前,投入的熱情也自然會不確定起來;對於熱切盼望知名外援加盟自家球隊的擁躉,也是時候放低期待了,外援身價的嚴格限制與報名名額的逐步縮減,將讓中超的外援市場在行政令撤消前持續低迷;對於剛剛習慣了中國俱樂部在亞冠賽場不再總扮演失敗者的觀眾,也不妨改一改自己的欣賞口味,隨著外援數量和質量的降低,中國球隊在亞洲賽場的整體競爭力必然將被減弱。

當然,在新政行政令的制定者看來,職業聯賽的觀賞性與影響力也好,俱樂部隊伍在亞洲範圍內的競爭力也罷,這些既非自己的直接考核指標,也很可能都不屬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他們看來,十九大報告中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中國足球版本,只能是「球迷日益增長的對國足的不滿」與「中國足球低下的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國足水平差,是球員能力不足;球員水平差,是年輕球員培養跟不上――這就是U23球員新政所戴上的正義凜然的帽子。

較之簡單的每場比賽每隊「必須有U23球員首發」的新政1.0,新政2.0進一步自我正義化,加上了每場比賽每隊「U23球員的實際累計上場人次不得少於本隊外籍球員實際累計上場人次」的條款。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便將年輕球員沒比賽可打的現狀歸咎於外援搶佔了更多的出場機會。至於事實,或許部分如此,但強調這一點可以讓輿論少談一些其他問題,比如中國足球青訓的整體凋零,比如沒有為低齡的年輕球員設置足夠充分的比賽體系等等。

23歲首發24下崗,足協新政帶來的「正義」

無疑,新政在當下的時代背景里是政治正確的對策。但即便我們已經不再討論建立和完善職業聯賽體系究竟是為國字型大小球隊服務,還是為聯賽的商業化運營發展這個根本點,即便答案是前者,這個政治正確的對策也依然渾身上下都充滿混亂的邏輯。

成年國家隊的選材並沒有23歲或者任何其他的年齡線,甚至可以說,一支有著足夠多25-30歲球員可供選擇的國家隊才是健康的。在每場比賽每隊外援出場人次相對被固定在2-3人的區間內后,相應增加的U23球員登場人次,其實壓縮了中國Over23球員的出場時間。而在各隊都有數位地位不可撼動的主力球員的前提下,被擠壓了生存空間的主要群體只能是二十四五歲這撥正在走向成熟行列的中生代球員。培養年輕球員的目的是什麼?正常情況下,是希望產出更多的可堪一用的成熟球員。但新政卻反其道而行之,進一步堵塞了成熟球員的成長通路。除非只想持續得到更多有比賽經驗的U23球員,不然新政未來將造成的斷代傷害是可以預見的。至於U23的年齡設置本身,是一個只在奧運會男子足球項目中才有效的年齡段――這是一個有趣的陰謀論。

而以下推論與陰謀論無關:去年還被重點培養的U23,今年很可能因為失去「政策紅利」而無球可踢。2017年中超接連刷新了首發U23球員被最早換下的尷尬紀錄,這些另類紀錄的現保持者與前保持者,都是主教練為了完成政策指標才得以被派遣出場。今年中超出場的全部71名U23球員中,45人全年累計出場時間未超過500分鐘,這些人基本都屬於「政策福利型選手」,而其中的1994年出生球員明年有極大概率無球可踢,甚至連預備隊聯賽的參賽機會都小了很多(新政2.0規定預備隊聯賽必須每隊有五名U23球員出場)。23歲首發,24歲下崗,如此黑色幽默的一幕將變得越來越「正常」。

23歲首發24下崗,足協新政帶來的「正義」

或許有人會說,里皮在東亞杯上大膽啟用的幾位U23球員,不正是新政1.0所帶來的成果?這是一個無法證實或證偽的話題。韋世豪、劉奕鳴、何超、鄧涵文、楊立瑜這幾位都有過留歐經歷,是同年齡球員中的佼佼者,鄧、劉2016年就在中甲打上主力,何超第一次在中超首發更要追溯到2014年;至於高准翼是因為在日本職業聯賽踢球才錯過了選拔留歐的機會――這些球員的實力已經決定了他們可以獲得相應的機會,新政也許有幫助,但絕非決定性因素。對於絕大部分湊數出場的U23球員,新政是不是拔苗助長,2018年有多少1994年出生的球員登場時間銳減,就會是最好的答案。

體育人應該都明白,只靠訓練不會誕生優秀球員,年輕人需要儘可能多的比賽來成長。但年輕球員首先需要的是更多更成系統的同年齡段比賽,U18的歸U18,U20的歸U20,同齡人中出挑的苗子入選職業隊一線隊,周而復始,形成成體系的青年球員成長路徑――而在今日的中國足壇,地基尚未打起,卻勒令上層建築的裝潢隊一併負責之。

關於足球青訓與職業足球的對接,世界足壇不乏成功案例可循,例如荷蘭、葡萄牙等國准許幾家有餘力的豪門的青年隊直接參加次級別聯賽;德國、西班牙等國准許職業隊二隊參加低級別聯賽,遵循正常的升降級制度(唯有不能與一隊同時參加同一級別聯賽);英格蘭、蘇格蘭地區則是將預備隊聯賽完全正規化,同時讓年輕隊員外租低級別球隊成為一種習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唯不見在頂級職業聯賽中強行設置年輕球員出場次數規定的先例。就此而言,足協新政若是取得成功,倒成了中國足球的創新發明。但在需要專業運營的領域裡,政治正確的對策並不能總帶來過程與結果的正確。

原標題:《足協新政戴著正義凜然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