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十年前,讀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時候,對弗氏所描繪的即將到來的世界其實還是懵懂的。彼時,美國還沒出台十年簽,申根國和日本的簽證政策尚未放緩,雖然翻牆的技術門檻較低,但望著人肉翻牆者的背影和他們貼在國內各種BBS和博客上的西洋景,國人還是蠻難理解「世界是平的」。

拜社交媒體(SNS,即Social Network Service)――尤其是微信之所賜,我們終於迎來了一個承「平」世界:今天,只要你感興趣,無論是美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還是日本東京的江歌案,藉助微信之手,盡可實時獲得相關信息;在世界各地旅行,總能碰見平端手機,對著手機底端的麥克發送語音信息的中國觀光客;不僅是國人,一個老外,只要他對中國有興趣,想深入了解,微信是最便捷的道具。我的朋友圈中,有不止一位年逾耄耋的外國漢學家。他們基本「潛水」,但有各自的朋友圈,把微信作為自己伸向中國社會的觸角,或從中國頻道接受信息的天線。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而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兩個完全不相關的人,只要互加微信,一定能從對方的朋友圈發現熟人。早在1967年,美國學者、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Stanley Milgram就提出了所謂「六度分割論」。大意是說,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者,不會超過六個――換言之,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認識一個陌生人,而這正是SNS的理論基礎。但事實上,隨著SNS技術和規模的發展,我們與陌生人之間的距離變得更「短」,也許中間只隔了不到三個人。生活微信化以來,每個中國人的交際範圍都擴大了,同學、舊識、前男女友、遠房親戚不說,過去八竿子都夠不著的人也出現在朋友圈。可以說,百年前,列寧在紀念歐仁・鮑狄埃的文章中的預言已經實現:「無論你走到哪裡,無論你是什麼膚色,無論你是在異國他鄉,你都可以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但所憑的不是國際歌,而是微信二維碼。

微信的日活用戶增長趨勢和中國人每天泡在微信上的時間表明,這種媒介正在深刻地改變社會,影響甚至改寫了不止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想,這應該是一個基本判斷。微信既然是一種SNS,便應有與其它社交媒體共通的屬性。那麼,人為什麼需要刷微信呢?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置換為「人為什麼需要SNS」。姑且不論基於特殊的國情和社會發展,已經大大超越國外主流社交軟體的商務和媒體功能(這背後也有城市商業、信用體系不夠發達和傳統媒體迅速式微的背景),就SNS的一般屬性而言,大致不外乎如下幾種:想鏈接他人的社會訴求,想得到他人承認的價值訴求,想獲得信息的功能訴求,以及通過向他人自曬而獲得某種滿足、提升自我評價的心理訴求,等等。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至於哪種訴求最強烈,是決定性的,哪些是次要的,則因人而異,殊難一概而論。如日本有些十來歲的青少年(teenager)社交媒體「中毒者」,手機永不離手,即使在做其它事(如看電視、上洗手間,甚至洗澡)時,也不停地刷臉書、推特或Instagram,被稱為「nagera族」(指一邊干別的,一邊玩手機的主兒)。按說單純使用SNS既不能獲利,SNS本身也並非什麼好玩的遊戲,似乎不存在非玩不可的理由,可那些孩子卻偏偏欲罷不能。對他們來說,道理是明擺著的――通過SNS,得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想得而未能得到的:孤獨得到了慰藉;精神壓力得以緩解;自我評價更新,從不帶玩到被帶玩,甚至成為興趣小組的核心、成為有異性告白的存在……也難怪「中毒者」人口居高不下了。

SNS技術品質的提升,使我們的生活日益可視化,類似於電視的真人秀,那些傾向於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統統post到SNS上的人所在多有,倒未必一定是「中毒者」:從對世界的一聲「早安」開始,到豐盛健康的早餐,到乘地鐵或計程車的通勤,塞車的鬱悶,到日常工作的噁心,對上司的吐槽;中間經過午餐、咖啡,如果是小資文青的話,下班後會有文娛生活,電影觀劇音樂會,或約會飯局二次會,無論是哪個選項,劇照美酒菜單不可少;即使間或輪空,下班徑直回家,小津安二郎范兒的「一人食」也必不可少;因時間充裕,「晚間劇場」是重頭戲,話題不一而足;如果不出去宵夜的話,睡前一般會有紅酒或夜茶;而午夜時分,手機關機之前,是對世界的「晚安」。如此生活,是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節奏,我們每個人在檢閱別人生活的同時,也在接受別人的窺視,或全套,或部分,程度不同而已。人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沒人懷疑這種生活的真實性。

但是,每個人在SNS上的ID畢竟不等於物理的真人,因手機實名制的關係,在主流SNS中,微信與本人的重合度公認是最高的,但仍難與肉身直接划等號。我們所檢閱或被窺視的,是被微信過濾過的「生活」,絕不是生活本身;每天清晨的「早安」和入夜的「晚安」,是通過以太空間傳來的「回聲」,而不是來自同一個屋頂下的客廳或卧室的問候。借用美國學者簡・M.騰格在《自戀時代》中的表述,SNS的ID是我們在虛擬空間的「第二人生」。現實中人百人百態,人生各異,但在虛擬世界中,人們的選擇傾向卻驚人地一致,且高度同構:笑容迷人,衣著光鮮,絕少出現醜陋、衰老、肥胖。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今天,SNS上的信息正在以幾何級數增殖――這一點,只需留心一下我們每天泡在微信上時間和每次更新智能手機時,對內存升級的需求便可窺一斑。我想說的是,如此日復一日,反覆暴晒或被曬的生活鏡像,將導致兩種必然結果:孤獨和自戀的加劇,且均伴隨焦慮。先說前者。

孤獨,與上述人們對社交媒體的社會、價值、功能性訴求一樣,原本是促使人們走向社交媒體的動因之一,或者說,是人訴諸SNS的心理訴求之一種。現代人生活節奏快,交通發達,通訊便捷――這原本是文明發展的成果,是好事。但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即人與人的疏離:在交通和通訊手段不甚便利的年代,夜裡打個電話,騎上單車,就可以製造一次浪漫的約會。可過於發達的通訊卻反而不鼓勵人們的聯絡,雖然人人都有手機。有手機后,少有人打電話。簡訊普及后,少有人打手機。而微信出現,人們連簡訊都覺得是種叨擾。人置身於鋼混密林的現代都市,在經濟社會中打拚,孤獨原本是常態。但在孤獨中,看到SNS上各種可視化的「別人的生活」,會受到某種程度的吸引是自然的――所謂「生活在別處」。如此,一種不大不小、無可無不可的孤獨感,經過社交媒體的放大,有時會成為無可排遣的「不要不要的」有毒情緒,不妨想一想餓漢深夜看到別人發美食照片時的感覺。可以說,正是無處不在的孤獨感把人拋向了社交媒體的漩渦。

但進入SNS又當如何呢?饑渴感會得到緩解嗎?世界會變好嗎?恐怕沒那麼簡單。人們不定時地在SNS上「聚首」,曬自己的生活,窺視別人的生活,在吐槽的同時,聽別人吐槽。在每一條感興趣的微信後面點贊,post一些類似點贊的話,往往就是一個單詞,甚至以emoji來代替。礙於時間和精力,你根本沒耐心讀超過三行的微信,絕少打開鏈接。而如果是自己發的話,也會考慮別人的趣味,盡量簡明扼要,能用縮略語的話,絕不打完整辭彙。微博時代還有140個字的容量,到微信連70個字元都嫌多。圖文併發的話,乾脆只能顯示一行,餘下的文字被隱藏,需點開才能讀。所以在傳播學上,社交媒體的交流被認為是一種「淺接觸」(Shallow Contact)。試想,一顆時刻被孤獨感嚙啃著的年輕、狂野、孤獨的心,或者一個失戀者,真的能通過SNS,在一簇簇emoji、小鬼臉和動漫表情所構成的溝通中,得到「治癒」么?只怕是「圖樣圖森破」。

事實上,在美日等社交媒體比較發達的國家,均有調查研究表明,那些在臉書上與朋友、戀人、家人頻密聯繫的人,往往比很少聯繫,或根本不用臉書的人更容易感到孤獨,乃至出現了一種新型抑鬱――「Facebook抑鬱症」,罹患者多為青少年。雖然對這種新型抑鬱的病理學研究尚待深入,但SNS作為一種社交工具,其本身肯定不是治癒孤獨的良藥,不僅如此,對某些受眾來說,反而有可能成為孤獨感的放大器。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心理學上有一個現象:一個人的孤獨感越強烈,便越是在意周圍的目光。就社交媒體而言,這種心理也與想獲得別人認可、提升自我肯定的價值訴求有關。如日本有一種心理疾病「Lunch-mate症候群」,指那些在大學或公司的食堂用午間餐時,沒同伴,但又害怕自己孤獨用餐的形象曝光於公眾視線中,於是只好不吃飯,假裝幹活,或躲進衛生間的隔間里自個吃「便所飯」。其實,說下大天來,吃飯就是吃飯,其行為中本沒有高於行為本身的深意。吃飯者從吃的行為中讀出了「意義」,並因而在意別人的目光,才是問題之所在。有些心理學家認為,臉書等SNS,正是一個類似公司或大學食堂的場域。

如果說,SNS具有放大人的孤獨感之「功能」的話,那麼,它同樣會放大人的另一種性格(或曰品質)――自戀。如上述「大食堂」的案例,一些憑自己的幻想而發現「他人的目光」,並深受這種目光支配的人,如不甘心墜入「便所飯」的苦逼境地的話,一部分人的本能自衛性自選動作便是自戀。從這一層上說,SNS不僅是放大器,簡直就是發生器(或誘發器)了。

與孤獨一樣,自戀也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樸素人類情感。理論上,自戀的歷史應該與人類的歷史等長,或稍微短那麼一點點――直到水仙發現了森林中那一泓清澈的池水。英文中,「自戀」(Narcissism)的表達源於希臘神話中的那耳喀索斯(Narcissus)――一位真心想要尋找真愛的美少年,是河神克菲索斯與水澤神女利里俄珀之子。那耳喀索斯出生后,其母曾向著名的預言家提瑞西阿斯占卜過兒子的命運,被告知只要那耳喀索斯不看到自己的臉,就能長生不死。因此,儘管那耳喀索斯長成天下第一的俊男,他卻從不知道自己長什麼樣子。

那耳喀索斯的俊美令全希臘的女性為之傾倒,但他對所有前來求愛的女人都無動於衷。後來,掌管赫利孔山的美麗無雙的仙女厄科(Echo)愛上了他,且無可救藥,難以自拔,但仍遭到那耳喀索斯的拒絕,乃至厄科傷心致死,只留下聲音回蕩在山谷間。那耳喀索斯卻依然故我,一味地尋找真愛。直到有一天,狩獵歸來,經過一泓池塘時,偶然發現了池水中倒映的自己的臉。美少年驚喜之下,登時愛上了水中的倒影,久久凝視,不忍離去,最終為之憔悴而死。死後,岸邊長出了一朵水仙花。所以,英語中的水仙花(Narcissus),與那耳喀索斯是同一個詞。

日文中,「自戀」有兩種表達:一是來自英文的「Narcissism」,用片假名寫作「ナルシシズム」;另一種寫成漢字「自己愛」,讀作「jikoai」。這兩個詞其實區別不大,基本可混用。唯一不同的是,若是表現「自戀者」的話,須寫成來自英文、與「Narcissism」屬同一詞根的「Narcissist」的外來語形式「ナルシシスト」。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兩個詞共通的日文釋義「自我陶醉」(《廣辭苑》版),不僅很容易鏈接到希臘神話的語源――池畔的水仙花,而且還能聯想到漢語中「顧影自憐」等表達,不知為什麼,似乎還有那麼一點接近當下祖國語言中生動鮮活而戲謔的語感「我也是醉了」……哦,反正我好喜歡!

自戀?Yes!But,so what?好,讓我來看一看自戀的問題。首先,應區分「自戀」與「自愛」的「溫差」。《辭海》中,「自愛」被釋義為「自重」(「猶言自重」):「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漢書・高帝記》)季,是劉邦的字。《辭海》釋義與日文中「自愛」的語境庶幾近之,都有「自重」之意。而「自戀」,在《辭海》中乾脆照搬精神分析學派的解釋,把弗洛伊德心理性慾發展的三階段論做了一番展開,認為「自戀是區分性感階段和性器階段的主要標誌」(《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這個釋義令人哭笑不得,無疑會遭到普天下自戀者的共同鄙視。但它的唯一價值,在於揭示了自戀是一種病態的事實,這與那耳喀索斯的神話的指向其實是一致的:那耳喀索斯一味孤芳自賞,無法打開自我,建立與他人的聯繫,結果害己也害人(指厄科)。用美國學者簡・M.騰格的話說,古老的神話折射出現實生活的真實危險,「自戀者可能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不幸的是,那耳喀索斯的隱喻在後現代社會正在變成現實,其有力的道具就是社交媒體。

已毋庸諱言,SNS――尤其微信、臉書和Instagram,是自戀利器。「Selfie」(自拍)作為2013年度熱詞,已進入新版《牛津英語辭典》,21世紀最牛逼的創意產品不是數碼相機和智能手機,而是自拍桿。隨便在任何時間打開微信朋友圈,小資們暴晒的自拍簡直堪以「碰鼻子碰眼」來形容。而各種SNS,特別是微信的「九宮格」則強化了表現效果,使其更加無敵:無論是曬美食、曬旅行,還是日常生活記錄,美顏自拍照必置於畫面中央,一律是微信定製版的表情和笑容,剪刀手不能少……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心理學表明,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自戀心理,毫不足怪。但被稱為「自戀者」的,是那些自戀程度較高的人。如按性別劃分的話,女多於男。講真,每當我看到朋友圈上那些被九宮格效果強化的美女照,在審美獨樂之餘,內心都會泛起深深的同情:儘管在文化上,我們已從傳統過渡到後現代,但社會對女性的時尚規訓,不僅始終未變,甚至越發殘酷――從「民國范兒」到「改開」,職業女性充其量也就是化個淡妝,手包里放一隻小鏡子而已,甚至素麵朝天,在帝都這種混不論的地方全然不會被歧視。可在web2.0的社交媒體時代,女性卻不得不在濃妝自拍照的基礎上,用美圖秀秀等軟體精心PS過的剪刀手美顏照post到微信九宮格上,其「亞歷山大」,可想而知。從「女為悅己者容」到「女為大眾美容」,女性解放之路長矣!

在上文提到的《自戀時代》,初版於近十年前。彼時,即使在美國,社交媒體也遠未如今天這般無遠弗屆。但正如書的副標題「現代人,你為何這麼愛自己」所表達的那樣,作者對「SNS世代」的文化性格,有相當精準的把握:「我們稱其為「自戀者」――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外貌、智力水平和創造力方面都比其他人優秀。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從客觀角度衡量,自戀者就像其他人一樣,沒什麼特別之處。然而,自戀者卻認為自己本質上要比其他人優秀――他們是特別的、優秀的、獨一無二的。」不僅是集體文化人格,對「自戀者」現象的問題,也有清醒的認識:

在情感方面,自戀者與人相處時表現冷漠,缺乏對他人的關心和愛。這是自戀者同單純自尊心較強的人的主要區別:自尊心較強但並不自戀的人,重視人際關係,而自戀者則不重視。結果便是造就了一個極為不平衡的自己――浮誇、膨脹的自我形象,並且缺少同他人的深層聯繫。

於是,滿足於SNS上由點贊、emoji和動漫表情構成的「淺接觸」,他(她)們其實在內心裡把自己裹得很緊,不大會「逾矩」。即使是SNS「中毒者」,也難越雷池一步。哪怕偶爾約炮,也是打完即撤,絕難發生愛情的深度粘連。所以,那種轟轟烈烈、不計代價的愛情,基本上只屬於SNS線下的,靠聯床夜話和通宵喝酒釀造的文化性格及其宿主,只會自拍和點贊的自戀小清新們怕是無緣的。

有必要澄清並強調的一點是,對自戀者來說,姿容(Face)只是道具之一,但並非全部。除了臉以外,可秀的還有很多,諸如美腿、手足、髮型、衣裝、包包,等等。其實,有時連三觀和正義感,也是被用來秀的。筆者自己,就特別害怕微信上那些徒有無比正確的三觀,卻毫無常識感和邏輯的帖子――真的是看傷了。我寧願與那些哪怕三觀有些問題,但卻更真實、更有趣的ID互動。其實在我看來,那些只會秀姿容的自戀者,是不合格的自戀者。一名牛逼的有品的自戀者,當懂得如何在秀姿容的同時,適度地秀知識、秀三觀、秀正義。只不過,後者不過是佐餐,而前者才是主菜罷了。

其實這種現象,與其說是自戀,毋寧說是刻奇(Kitsch),其歷史幾乎與自戀文化一樣,也是源遠流長。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描寫過一群來自西方文藝界的明星志願者,包括西德歌手、好萊塢演員、法國語言學教授和名攝影家等。他們隨聯合國醫師團,去完成一次人道主義支援的任務。在開赴前線的途中,他們打著旗子,爭先恐後,像探險家似的,勇闖泰柬邊境的地雷陣。出於對共同的危險的擔憂,語言學教授試圖阻止沖在最前面的好萊塢女明星:「這是一支醫生的隊伍,來給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為電影明星捧場的驚險表演!」女明星掙脫了教授的手,正色道:

你到底要幹什麼?我參加過一百次這樣的遊行了,沒有明星,你們哪裡也去不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道義的責任!

語言學教授用純正的法語噴了句「Merde(放屁)!」明星聽明白了,放聲大哭起來。

「請別動!」一位攝像師大叫,在她腳邊跪倒。女演員對著他的鏡頭留下一個長長的回望,淚珠從臉上滾下來。

可以設想,攝影家的菲林最後變成了《TIME》或《LIFE》等著名周刊的封面,動人的好萊塢明星的眼淚被解讀成種種高大上的「所指」,賺足了中產讀者的同情和鈔票,正如今天的網紅,成片地收割點贊和流量。但是,表演正義與正義的表演,即使再逼真,再動人,與正義何干?

我投降:我們都是社交媒體的俘虜

昆德拉創作的年代,還沒有互聯網,遑論SNS。但所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兒,自戀也好,刻奇也好,媚俗也好,凡此種種,其實都是「傳統文化」。不同的是,在世界被web2.0徹底盪「平」之後,今天的自戀者們擁有了一個「巨無霸」的功放罷了。――功放的名字,叫「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