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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克複神州,一個夢


東晉要想在南京這座城市站住腳跟,必須高舉北伐大旗,在過江諸人心目中,這既是一麵糰結的旗幟,一根政治正確的標杆,也是一個可以遮人耳目的幌子。作為南渡的北方政權,不能以過於退居南方的姿態示人,否則對於眾多南渡北方士庶,會失去號召力與凝聚力。不管怎麼說,對於東晉政府而言,無論真假,北伐都是必須的。

東晉在南京定都,與北方基本上是以淮河為界,首都南京面對著滾滾長江,隔江北和淮南與北方對峙,進退自如攻守兼備。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廣闊區域,成為護衛京畿重地,成為抵禦北方強敵的緩衝地帶。要想北伐,要想守住南京這一畝三分地,首先得發展經濟,有了經濟實力,有了足夠的糧草,GDP上去了,才談得上打仗,才能打勝仗。

然而中國歷史上的南北朝,從頭至尾,內亂遠遠超過了外患。不止南邊的東晉是這樣,北方的五胡也是內亂不斷,沒有一天太平。中國人的毛病南北都一樣,是不是漢人沒差別。南京引以為榮的六朝繁華,亂象叢生,王敦差一點顛覆了東晉,接下來,又是蘇峻之亂,桓溫之亂。宋齊梁陳,一個動亂接著一個動亂,每一次動亂,都會給南京城帶來很大的不安,都是人員和財產的巨大損失。

情況危急時,南京的朝廷也不止一次有過再遷都的動議,譬如蘇峻之亂以後,南京城裡亂作了一團,《晉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三十五上有記錄:

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

溫嶠建議要去的豫章,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三吳之豪所請的會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紹興,兩地都過於深入南方,其退縮的跡象十分明顯。不僅無益於北征中原,同時也不利於保守南方,因此王導稱之為「竄於蠻越」,而在蘇峻亂后遷都向南,也確實有示弱北方之嫌,難免給對手留有可趁之機。

王導認為,逃避是不對的,古代真正有為的帝王,絕不會因為一個地方是否「豐儉」而遷都,如果能夠像身著粗陋的「大布衣大白冠」的衛文公那樣,有著勵精圖治精神,遷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遷不遷都一樣。如果百姓盡廢其業,不能自力更生「績其麻」,不能織布為衣,身處再好的樂土也是枉然。所以要想維護南京城的穩定,最穩妥的辦法是「鎮之以靜」,忍一忍,群情自安。

東晉選擇定都南京,一個重要因素是曾經有過建都歷史。人的思維會有定式,孫吳在這裡經營數十年,方方面面的發展,都已經初具規模。可以說這裡就是一個現成的首都,現成二字很重要,西晉平吳,建鄴成為揚州的治所,雖然政治上受到一定壓制,城市級別降低了,但並未遭到徹底破壞,舊時宮室還都予以保留。司馬睿剛來南京時,他的住所就是太初宮。

北伐,克複神州,一個夢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金

當然,除了孫吳宮室得以保留,南京還依然延續著孫吳時的地位。西晉時期的南方已不復存在獨立政權,江南地區仍然相對獨立,而南京作為前朝的都城,對於長江以南,尤其是東南地區,仍然具有相當強的政治號召力。吳地大族自孫吳以來長期聚居於此,在這裡形成了強大影響力。他們顯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勢力,隨著孫吳滅亡而就此消失。

吳地吳人一直都把南京作為實現復國大業的根基,希望重建以南京為中心的南方政權,通過它再度提升自己的地位,維繫其自身的利益。而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便可以有了另外一種解釋。南京再次成為首都,成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就是既成事實的「吳當復」了嗎。因此,桓溫桓大將軍西征滅掉成漢,對於南京的居民來說,無論是僑居在此的南遷北人,還是早就在這裡生活的吳人,都覺得是一件在非常好的事情,是非常了不得的業績。

如果北伐直通成功,會怎麼樣,當然很好,過江諸人可以重新回到北方去,還都洛陽,或是再次定都長安。但是這麼好的一件事情,怕是從上到下,無論是士大夫還是老百姓,大家都不太相信,都不敢相信。「克複神州」說說容易,真要做起來就太難了。

因此北伐和光復失地,美夢可以做,也不能太當真,太當回事。東晉曾有過多次北伐,每次北伐,身在南京的帝王,心中都是七上八下,都很擔心,一是明白北伐不太可能成功,二是害怕真成功了,功高蓋主,再也管轄不了自己驕橫的下屬。

東晉的皇帝們本來就缺乏威信,前期的王敦,後來的桓溫,都是尾大不掉,都是臣強主弱,都是自以為本事很大,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裡。巧的是王敦和桓溫還都是駙馬爺,王是司馬炎的女婿,娶了襄城公主,桓是司馬紹的女婿,娶了南康公主。都是文武雙全,兩個駙馬爺對東晉的建立和穩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又是非常危險的人物,都到了要篡位的邊緣。

桓溫滅蜀以後,聲名大振,朝廷忌憚不已,擔心他日後難以控制。永和五年,後趙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形勢大亂。桓溫立刻上疏朝廷,請求北伐,卻未得到回復。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溫再次「拜表輒行」,學習前輩諸葛亮的《出師表》,也不管皇上是不是答應,率著五萬大軍立刻出發,至武昌而止。

朝廷為此驚恐不安,司馬昱親自寫信給桓溫,極力勸阻,終使桓溫率軍還鎮,返回荊州。皇上不批准桓溫北伐,又不能不北伐,於是便派另一名重臣殷浩率軍北伐,卻屢戰屢敗,軍需物資更被掠奪殆盡,損失慘重。朝野為此怨恨不已,永和十年正月,桓溫上奏朝廷,列舉殷浩種種罪狀,迫使朝廷將殷浩廢為庶人。

從此,朝廷內外大權盡歸桓溫,朝中已無人再能阻止他。接下來,野心勃勃的桓溫為所欲為,越來越任性,接連三次北伐,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前兩次勝多負少,二伐姚襄時,曾經一度還攻入了洛陽,拜謁先帝皇陵,並設置陵使修復皇陵。然而還是沒什麼用,佔領的土地很快又得而復失。

桓溫的第三次北伐,聲勢很大,決心也很大。卻仍然是慘敗,這次北伐的最終結局,東晉的敵國前秦由弱轉強,至此,東晉政權也從此前的習慣性進攻,轉為退縮性的防禦。到淝水之戰前夕,東晉由強轉弱,版圖再次變小,消滅成漢后獲得的梁益二州,也就是漢中和成都,都已經再次失去。前秦迅速崛起,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國家,先後滅掉前燕,前涼,并吞鮮卑拓跋氏的代國,統一了黃河流域,然後就把它的進攻矛頭,直指東晉。

對於東晉時期的南京人來說,淝水之戰是建都以來一場最為險惡的戰爭,決定了南京還能不能是京城,存亡在此一戰。雖然戰場遠在今日安徽壽縣的東南方,但是這場來勢洶洶的大戰,意味著南朝若是打敗,東晉所維護的半壁江山,將不復存在,首都南京也要因此淪陷。那時候,前秦確實太強大了,秦王符堅親率大軍八十萬,號稱百萬雄師,以勢不可擋之勢殺了過來,《晉書・苻堅載記》記錄了他的狂言:

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結果卻是東晉以少勝多,秦軍大敗,剛剛統一起來的北方,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從此,與這場大戰有關的幾個成語,開始流芳千古,它們分別是東山再起,投鞭斷流,草木皆兵,風聲鶴唳。淝水之戰的意義,完全可以媲美赤壁大戰,赤壁大戰是東吳立國的根本,也是南京成為東吳首都的必要條件,淝水之戰讓東晉轉危為安,北強南弱的局面不再。雙方的軍事勢力重新歸於平衡,北伐和南侵的念頭頓時都降低了許多,和平的願望開始佔據上風。

打一個不是很恰當的比方,戰爭有時候就像男女關係,就像泡妞,就像做那種事,千辛萬苦,實際進行的時間其實很短暫,然而想打仗和準備打仗,卻要花費掉很多很多時間。附著時間的推移,過江諸人想回老家的念頭,正在逐漸減弱。《世說新語・言語》篇上有個叫衛d的帥哥,官至太子洗馬,人稱衛洗馬,他剛來南京的時候,形神慘悴,面對浩瀚長江,對身邊的人說:

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北伐,克複神州,一個夢南京長江南岸燕子磯

「芒芒」就是茫茫,東晉剛在南京定都時,離鄉背井的過江諸人,大約全是這個德性,多愁善感,聚在新亭對泣,應該是很常見的事情。據說這位衛帥哥還是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年少時乘坐羊車到街市去,看到他的人都以為是個玉人,都要趕過去觀看。

後來有句成語,叫「看殺衛d」,說的就是這個衛洗馬到了南京城,京師的人聽說他來了,都想一睹芳容,都想看看這個美男子究竟長成什麼樣子,都衝過來看他,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非常熱鬧。衛d可能也是受到了驚嚇,不久就生病,一命嗚呼,南京的老百姓紛紛傳言,說那位玉樹臨風的衛洗馬,是被大家看死的。

沒有人會說衛d是因為思念故鄉而死,他死了也就死了,南京人還拿他的死當笑話講。歷史上,因為一而再再而三的亡國,南京難免一些亡國情緒。大家完全可以用這樣的歷史掌故,來譏笑南京人的沒心沒肺。然而這個故事,似乎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問題,那就是東晉在南京立國以後,「打回老家去」的念頭,很快就越來越淡,越來越是個標語口號。一方面,北伐仍然是最具有號召的幌子,另一方面,在南京的過江諸人,對於返回故鄉,所謂「皆有歸本之心」,隨著時間推移,正在變得可有可無。

桓溫北伐,收復了許多失地,上疏給皇帝,說:

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

「班荊」是聊天的意思,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坐在一起侃大山。「眷言」是形容人在回顧,出自《詩・小雅・大東》,「眷言顧之,潸焉出涕」。可憐現在的這些孩兒們,都已經在南京成了南方人,聊天時連家鄉話都不會說了,一個個都太安於現狀,因此桓溫提出了建議:

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

這個從哪來回哪去的建議,立刻引起了強烈反對,玄言詩人孫綽上疏抗議,明確說出了不願意北遷的理由,說北人「播流江表,已經數世」,「植根於江外數十年」,你非要讓他們「離墳墓,棄生業」,「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顯然有點說不過去。

大書法家王羲之也明確表達過不贊成北伐的意向,東晉王朝派殷浩北伐,他便直接給中軍將軍殷浩寫信,發牢騷說:

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

王羲之認為千里運送糧食,自古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因此「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輕易北伐,「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

說孫綽是玄言詩人,說王羲之是書法家,完全是後人的事情,在當時,他們都應該是敢於直言的政治家。孫綽官拜尚書郎,為文士之冠,那年頭,有名望的人物過世,都必須請孫綽為碑文,然後再刻在石頭上,由此可見其文譽之隆。王羲之出自著名的琅邪王氏,王導和王敦是他的堂伯父,當過江州刺史,領右將軍,因此大家習慣上稱他為王右軍。

事實上,東晉初年開始,過江諸人對北伐就不夠熱心,就很務實,那時候,北人在南方立足未穩,也的確也無力北伐。不過,不管內心深處究竟如何考慮,至少在表面上,大家還不敢像孫綽和王羲之那樣,公然反對北伐,反對北遷。

孫綽和王羲之的聲音,至少說明到了東晉中期,要不要北伐已經可以在南京這個城市裡開始討論。「克服神州」這個美夢還在繼續做,必須做,大家似乎已意識到它可能只是個夢,一個不太現實的夢。夢可以做,也可以說,沒必要太當真。當時的南京人,不管你是吳地吳人,還是衣冠南來的北人,心裡都明白,偏安雖然難聽,沒出息,或許還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和平不打仗,可能更好。

事實上,東晉時期南京人的日常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太平,亂世正在遠去,經濟開始飛速發展。和平了才會有建設,人人都可能有好戰之心,誰都想耀武揚威,誰有了錢都會覺得自己了不起,人窮而志短,國富則民強。然而民心就是這樣,一方面,發展經濟是為了打仗,另一方面,經濟真發展了,日子真過舒坦了,真明白了事理,又不太想打仗,還能有什麼比過太平的日子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