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谷崎潤一郎與鮑耀明以及周作人


距今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谷崎潤一郎還活得好好的,中央公論社出版《谷崎潤一郎全集》三十卷――活著出全集,這是日本出版的一大特色。谷崎於一九六五年病故,翌年中央公論社出版《谷崎潤一郎全集》二十八卷;一九八一年重編改版,增補了兩卷《書簡》,又成三十卷。中央公論社經營不善,被讀賣新聞社收購,改名中央公論新社,二一五年紀念谷崎逝世五十年第三回出版《谷崎潤一郎全集》,雖然打上「決定版」標籤,卻去掉書簡等,瘦身為二十六卷――全集不全,乃是日本出版的另一特色。

谷崎很喜歡寫信,給他的「創作源泉」第三妻松子的,給松子前夫之子的女兒渡邊千萬子的,給出版社社長的,就有上千封。谷崎把老婆轉讓給同為作家的佐藤春夫,女兒鯰子也隨娘去也,不久前發現谷崎寫給愛女的二百二十五封信。閑來比較幾套全集編篡的異同,順便翻了翻書簡。又漠然想起嘗聽說周作人和谷崎潤一郎的交往,便查找他倆通信,結果一封也沒有。

谷崎潤一郎與鮑耀明以及周作人谷崎潤一郎和松子夫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谷崎曾寫道:「周作人先生和錢稻孫先生戰爭期間來日本時見過兩三回,算不上親密。他們屬於汪兆銘一方,日本戰敗后陷入了怎樣的命運,雖然事不關己,卻也惦念。……中國人如此通曉日本文學的人不多,錢、周二人要是有個萬一,我們不用說,對於中國也會是難以彌補的損失。戰爭過後曾聽說二人被人在脊背上大寫『漢奸』二字遊街,我甚為憂心。」算不上親密,那種平和而誠懇的關心令人感動。我尤其敬佩谷崎潤一郎對於中國的態度從不隨時局而變,始終如一。

周作人致信鮑耀明,寫道:「得卅一日手書誦悉,知谷崎君忽歸道山,不勝悼惜。我對於明治時代文學者佩服夏目與森鷗外,大正以外則有谷崎君與永井荷風,今已全變為古人了,至於現代文學因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實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谷崎君年紀原來還比我小,這更使我出驚的事了。」周作人比谷崎大一歲,生於一八八五年。谷崎的話幾成讖語,周作人趕上文化大革命,也就非死不可,比谷崎晚兩年。不清楚年齡,可見算不上親密。大概周作人也忘了以前撰文還說過谷崎比永井荷風小七歲。

一九六年周作人赴日本留學,那時谷崎潤一郎剛考上一高(第一高等學校,學制三年,住校,畢業后多數上東京帝國大學),校長是撰寫《武士道》名揚天下的新渡戶稻造。魯迅和周作人翻譯《現代日本小說集》沒有選谷崎,那時候他們看重的是明治文學第一代,如森鷗外、夏目漱石,最晚到第二代的永井荷風。

谷崎潤一郎與鮑耀明以及周作人谷崎潤一郎與一高校長新渡戶稻造

差不多同時,周作人和谷崎潤一郎都受到歐洲十九世紀末靄理士等人的性心理學之類新知識影響,谷崎將其與江戶時代以來的頹廢性庶民文化相結合,創作《刺青》《痴人之愛》等異常心理的性愛故事,而周作人是理性的,借重靄理士的「廣闊的心與緻密的腦」批判儒教道德偽善性,否定傳統女性觀。

谷崎潤一郎的小說與隨筆幾乎判若兩人;這一點,村上春樹有些相似。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中有言:「谷崎潤一郎是東京大學出身。也同永井荷風一派,更帶點頹廢派氣息。《刺青》《惡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這番話完全是文學史式評價,無關乎個人好惡取向。周作人也寫到谷崎的小說《武州公秘話》,說:「谷崎的意思是在寫武州公的性的他虐狂,這裡只是說他那變態的起源,但是我看了卻是覺得另外有意思,因為我所注意的是裝飾首級中的文化。」原來周作人把小說當隨筆讀,從中看出了「武士之情」,即國民文化之一部分表現。他愛讀谷崎隨筆,說:「關於文章我們外國人不好多嘴,在思想上總是有一種超俗的地方,這是我最為可喜的。」

周作人從未沉溺於谷崎那種「頹廢氣息」。固然認為永井、谷崎的文章與思想「都極好「,卻終歸把他們當作異國的同代作家,未必像後世研究者那樣高看「外國的」一眼。

又因了周作人的關係也查了一下鮑耀明,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谷崎潤一郎給鮑耀明寫了三十三封信。有些是秘書伊吹和子代筆,她在回憶錄《谷崎潤一郎最後十二年》中說她問過鮑,鮑說因父親在橫濱的英國貿易公司任職,他出生在橫濱,中學時爆發戰爭,舉家遷回香港。二次大戰後和當地文化人交往,結識周作人。後作為香港工商日報特派員來日本,拿著周作人的介紹信採訪谷崎潤一郎。

上網看到鮑耀明撰寫的《周作人、谷崎潤一郎與我》,原載於二一年第九期《魯迅研究月刊》,好像挺學術的。文中寫道:「谷崎與我的關係,乃始於戰後我任香港報社駐日特派員時代,我受報社委託翻譯他的一篇叫《d》字的小說,並代表報社與出版該小說的日本中央公論社交涉,由該社社長島中鵬二斡旋」。谷崎跟鮑第一次通問是他人代筆的明信片,寫道:「見面也可以,但是請大體告知何事。打電話最方便,電話儘可能午前。」四月一日的信函接著說「金額十萬元也,考慮將來對其他作家也會有影響,島中社長決定了,所以不能以我個人的想法改變」。看來確是為翻譯而聯絡,伊吹和子的周作人引薦之說不對頭,或許鮑耀明見她時隨口一說。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日鮑耀明來信,說在北京見到周作人,偶然談及谷崎及日本文壇,周作人即興揮毫,寫了兩首舊作,托他轉呈,以紀念故人。上款為「谷崎先生大雅之屬」,兩首詩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所作,先是:粥飯鍾魚非本色,劈柴挑擔亦隨緣,有時擲缽飛空谷,東郭門頭看月圓;后是: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周遺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

谷崎等人不辨字跡,「去」誤作「谷」,「沈園」誤作「沈周」,以為是明代畫家沈周,即「吳門四家」之一,於是推想詩是在蘇州作的吧。「粥飯」也讓谷崎犯難,到底粥和飯?還是粥的飯?寫信向友人求教:「諸橋的大漢和辭典里『粥飯』是『粥和飯』,但或許是『粥的飯』吧。因為說起這種事,我想起以前旅行南方時在江蘇、浙江一帶有叫『xifan』的東西。有很像日本烏龍麵店的店,在那裡吃了這種叫xifan的東西,和日本的粥一樣,熱的,很好吃,我還記得常去吃。正確的音不知怎麼說,那地方的音發音xifan。」

谷崎一輩子出過兩次國,一次去中國,另一次也是去中國。第一次是周作人最初翻譯日本小說《小小的一個人》(江馬修著)的一九一八年,由北往南,兩個月走了很多地方,彷彿看見了一個古代的中國,充滿「支那趣味」。一九二六年第二次去,只在上海逗留一個多月,幾乎是文學之旅,被田漢、郭沫若、歐陽予倩等中國作家盛情接待喝到吐,也了解到中國社會苦於殖民地化的現實。回國后不再寫「支那趣味」,代之以大寫日本的東方風情。

一月二十六日由伊吹代筆回信:跟周作人久疏音問,收到他的詩更其懷念。想直接給他寫信致謝,但不知道住址,請鮑耀明示知,並請他轉致問候。當時谷崎在熱海養病,立刻從京都叫來裝裱店佐佐木墨彩堂(今猶存)店主,裝裱周作人的詩。後來給周作人寫了信,但泥牛入海。

一九六年三月一日谷崎發病,七日給鮑耀明寫信,說中國人把玩核桃,預防高血壓,他也想試試。但日本核桃小,沒有用,請鮑饋贈中國核桃。不到一個月,鮑寄來三、四十個雲南產核桃,個頭兒趕上高爾夫球。谷崎拿起兩個把弄,忽而想:這麼多,分送給住院的攝影家土門拳等人。土門拳大為感激,寫信說:日本核桃不好使,所以他一直用網球的軟球,得到這麼「怪奇巨大」的中國核桃,要永遠珍愛。谷崎從早到晚用一隻手轉弄兩個核桃,咔咔作響,在響聲中口述《瘋癲老人日記》,把護士的記錄也寫了進去。這時外務省來電話告知谷崎潤一郎入圍諾貝爾文學獎。

鮑耀明又來信,說周作人老了,突然思念日本友人,日本味也久違,尤其懷念鹽烤餅、七福神醬菜,但香港買不到鹽烤餅,所以請谷崎從東京惠寄。正好一九六年七月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中島見藏會長訪問北京,谷崎作為該協會顧問托他捎上給田漢的信和近照、給錢稻孫的書、給周作人的鹽烤餅。錢稻孫寄信感謝,周作人則是托鮑耀明轉致謝意,附有手書複印件,鈐「知堂問計」。

谷崎潤一郎與鮑耀明以及周作人周作人印章

鮑耀明在《周作人、谷崎潤一郎與我》中寫道:「谷崎想得到一方銅印,老人(按,知堂老人)在市面找不到適合貨色,甚至不惜將自己一顆愛用的刻著『浴禪堂』三字的小銅章,磨去文字,托篆刻家金禹民(號彝齋)奏刀,改刻為谷崎的名章。」大概此事可以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谷崎函對號,有云:「手示拜悉。那真是遺憾,北京的銅印之事就算了。但如今日本沒有優秀的鐵筆家,所以不是銅的也可以。台灣有沒有鐵筆家?我寄去印材也可以,如何?」

似乎鮑耀明不明白「鐵筆家」為何物,十二月十九日谷崎複信:「所謂鐵筆家,指篆刻家。鐵筆這個詞我以為從中國傳來,中國人不知道,頗感意外。不是銅的,石材也可以,想請台灣人刻。日本現在沒有好的篆刻家,叫人為難。」鮑耀明給谷崎寄來了壽山石的印章,可能和香奈兒香水包在一起,谷崎起初沒發現,後來驚見,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信:「壽山石過去也舶來日本,但沒見過如此漂亮的石頭。『谷崎潤一郎』幾個字也好看。」

鮑耀明寫道:「谷崎晚年自稱瘋癲老人, 並有小說《瘋癲老人日記 》問世 ,該書的版印(貼書內封底的版稅印)擬用『瘋癲』兩字 ,托我去信就商老人」。大概相應的是谷崎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寫的信,如下:「想請你那邊哪位合適的篆刻家用白文雕『瘋癲老人日記』的『瘋癲」二字,拜託。估計印材也你那邊有合適的東西,所以請你選擇就行。印材及篆刻家的酬謝請告知,萬勿客氣。」其實,四天前谷崎覺得「瘋癲」二字的字面也有意思,先託了鈴木信太郎治印,「瘋癲」或者「瘋癲老人」,不要朱文,要白文。鮑耀明轉託周作人,令谷崎驚喜。

谷崎潤一郎與鮑耀明以及周作人

鮑耀明先後給谷崎寄來「齊白石詩文篆刻集、榮寶齋印譜用空白冊」和「作人先生的印譜集和兩本空白冊」,但因為忙,好像谷崎終於沒給他捺印,不了了之,很有點遺憾。

鮑耀明在文中說「一九七年代」他向谷崎求助,谷崎自日本託運了一批日本和服過來,使《蝴蝶夫人》在香港的演出達成使命,恐怕是「一九六年代」之誤,不然,谷崎已死去五年,木將拱矣。不過,盧景文導演、江華主唱的《蝴蝶夫人》確實在一九七七年重演。

一九六三年穀崎托鮑耀明弄來「黑色廣東犬雌雄二匹」,命名為「廣」和「東」。經獸醫檢查,兩隻都是牝,所以請鮑再弄一隻牡的來,盡量是黑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三十日谷崎回信感謝鮑耀明寄來「宣統皇帝自傳《我的前半生》,這漢文太難讀,打算慢慢讀」。錢稻孫翻譯近松凈琉璃,寫信抱怨其難,谷崎馬上給他寄來有關江戶時代語彙的參考書。收到回信,谷崎大驚國際航空郵簡的「郵簡」二字變了模樣,相見不相識。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谷崎給鮑耀明發出最後一張明信片,只寫了「多謝屢屢惠寄藏書印,眼下來在東京,打算月末回湯河原」。

七月三十日谷崎潤一郎病故。

鮑耀明說,中央公論社為編輯谷崎潤一郎全集,記錄谷崎給他的信共九十九封。我覺得這兩卷《書簡》所收的信件內容很連貫,不大像中間缺失六十六封。似乎鮑耀明未見過《谷崎潤一郎全集》,因為書簡是編年,沒有他說的「『致鮑耀明信』項下」什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