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真實的人生里沒有形容詞的位置


「阿佩菲爾德」(Appelfeld)的意思是「蘋果園」。他出生時的名字叫「阿爾文」(Alvin),是個德國名字,後來才改叫「阿哈龍」(Aharon)。華裔作家哈金曾說,他有一次聽阿佩菲爾德的文學課,老先生桌上沒有任何講稿,只拿一本《聖經》。

很容易讓人產生印象,覺得阿佩菲爾德更像神父,而非作家。但他講的其實全是文學。他講舊約聖經里的詩,講經書中最有文學審美價值的《詩篇》和《傳道書》。舊約包含許多角度,有歷史,有律法,也有文學,阿佩菲爾德在課堂上講的,都是文學。

真實的人生里沒有形容詞的位置阿佩菲爾德

古文都是簡練敘述的,中國古書里也充滿了「三年,吳王卒」,「初,楚王伐蔡,不克」之類的句子,當我們把這種話全部拋棄后,它們就從一般人的世界里退出;但猶太人的古書――舊約聖經卻沒有。阿佩菲爾德講解舊約的散文,讓人看到「述實體文學」的美,它只敘述發生了什麼,誰誰做了什麼,說了什麼,心裡怎麼想的,完全平鋪直敘,沒有形容詞,更是從不說什麼人很偉大,事迹很光輝,長得多麼漂亮,即使猶太人最崇拜的大衛王也是如此。阿佩菲爾德說,這並不是僅僅為了使人在上帝面前謙卑,它帶來的效果是只說事實,把判斷的權利留給讀者,讓讀者去評價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一般而言,人寫文章都習慣美化人物,至少要修飾人物,中國人的日常用語更加極端一些,逢年過節的場面話,逢場作戲的客套話,官話、廢話、馬屁話無處不在,辦場婚禮,再難看的新郎都得被描述成「一表人才」,開個追悼會,管你是社會名流還是本分小民統統永垂不朽。而在舊約散文的影響之下,猶太人從來是就事物的本來面目來看待它的,容不得那些虛浮的話語垃圾。

阿佩菲爾德的早期小說《奇迹年代》就是這樣做的,主角,一個和作者同樣年齡、同樣尺寸的奧地利小男孩,被反猶浪潮一波波地推進了集中營,脫險之後,他在耶路撒冷生活,三十多歲時回到故地,感到故友新知都在疏遠他。故事很壓抑,但也確立了阿佩菲爾德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題,即「大屠殺周邊」。在他的故事中,人是最基本的肉和血,人僅僅是人,一個人到了哪裡,做了什麼,又到了哪裡,又做了什麼,跟隨他的敘事,最後得到一整幅圖景。忠實於舊約聖經的他以這種敘事風格來探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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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營是他自己的經歷。所以阿佩菲爾德的去世,讓這段歷史又少了一個寶貴的見證者。跟匈牙利的伊姆雷・凱爾泰茲一樣,阿佩菲爾德將自己還是男孩時的經驗變成了文學,六年前我見到他時,八十歲的他剛剛以最新的小說《黑暗之花》得到一個文學獎項。這是他以小說形式寫成的自傳,主角是一名猶太男孩,11歲,一直處在被擺布的地位。

他說那都是親身經歷:逃出集中營后,一夥土匪和犯罪分子接納了他,不知道他是猶太人,拿他當個小跟班,差使著干這干那。後來故事進入主體:男孩被一個妓女冒著很大的風險收留了。她的性格不好,脾氣發作起來恨一切人,脾氣好的時候喜歡所有人。男孩躲在了了妓院里,不僅勞動,還學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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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虛構給人以自由,但一個像阿佩菲爾德這樣的小說家卻會被他的經歷所完全主宰。大陸第一本希伯來語小說選本,1992年灕江出版社出版的《現代希伯來小說選》(徐新主編)中收有一篇阿佩菲爾德的短篇《基蒂》,文中的那個猶太女孩,跟《黑暗之花》里的小男孩的經歷是如此相似:兩個人都是11歲,男孩在妓院里受庇護,成長,女孩則在法國的一所修道院里得到暫時的掩蔽。

然而,《基蒂》用一種非常藝術的手法寫出了女孩的真實處境:修女們對她是既同情又懷疑的,同情她被納粹追捕的途窮,因而收留她,又擔心她給修道院帶來麻煩。修女教她學習新約聖經,以此嘗試讓她成為「自己人」,還教她數學和法語,用一種完全切合初學者的問答教學法。修女讀一句,基蒂就跟著複述一句。修道院院長來視察,問她「你能感到上帝在你心裡嗎?」在場的修女都看著基蒂,基蒂回答「上帝」。

阿佩菲爾德很少用形容詞,教書並不是「耐心地」或「嫌惡地」,學習並不是「艱難地」,甚至都不是「費力地」,別人並不是「熱情」或「冷漠」,院長也不是「威嚴」或「可怕」,阿佩菲爾德幾乎不讓讀者產生任何多餘的印象: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他們是討厭基蒂多一點還是愛護基蒂多一點?沒有這些印象。正如作家所說,小說要讓人看到「整個圖景」,這個圖景就是:女孩在這裡成長,她背出了一些句子,掌握了一些法語動詞變位,從不會講話到會講話,然後,在修女眼裡,她開始有了生命。

阿佩菲爾德認為這樣的敘事才是有意義的。人在任何處境下都有他/她真實的過程,學習,領會,認知,基蒂後來被幽禁到地下室里,但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也在學習。典型的猶太人把一生都看作學習。當我們覺得他們在大難臨頭時「很慫」,才慘遭屠殺,這是我們在以自己「保命第一」、「好死不如賴活」的處世哲學來揣度他們。我們不會真正像他們一樣,除去所有褒義或貶義的形容來想問題:我們所畏懼的「苦難」,在他們那裡並不比幸福更壞,而世界是一個整體,在其中失去就是一種得到,反之亦然。

給人「去蔽」,去看到人真實的樣子,其實是更簡單的做法。只要你沒有考據癖,舊約也是簡單的,只是一些人要靠它過日子,生怕沒人買他們開的課,才不得不把它說得高深莫測一些。阿佩菲爾德的美學觀也很簡單:藝術要給人以一點希望。他跟我說,一些作家對惡有一種迷戀,而我不是。他不喜歡寫惡。「我寫好的東西,但這個『好』不是寫和諧,不是寫美麗的人與事,而是給一個積極的角度,給一個希望。我們都在世上過活,將來會消失,我們是短暫的存在,要想活下去,必須有一點正面的精神。

阿佩菲爾德住在耶路撒冷郊外,跟那位據說屢獲諾獎提名的大衛・格羅斯曼是鄰居。有一個衣索比亞猶太人的聚居區就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每天孩子的尖叫不斷。但老先生其人自帶一種沉靜的氣場,彷彿所到之處噪音退散,他用幾句話來解釋,為什麼不僅一個民族、就連小說家也可以只靠一本聖經活著:「聖經是一本書,以紙張為載體,我們只能在這個有形的局限里去讀、去思考超越在這局限之外的無形的事實和理念。我必須信仰文字,只有通過書面的文字,我才能知道我作為凡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