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


說四川是中國歷史悠久的省份,這話正確到近乎廢話,沒有多少含金量。只要你是中國的省份,歷史都短不到哪去,因為中國歷史的「鬍子」太長了。但套用托爾斯泰伯爵的話來說:歷史的悠久是相似的,但悠久的內容卻各有各的不同。

歷史不是懸浮之物,它是附著在地理山川、土地物產、民俗風情、制度演化上生長出來的,一代代不乏踵武其後者,卻又逐一謝幕,嚴酷到沒有任何的例外。

「雲橫秦嶺家何在」,是唐代文學家韓愈遭貶時的喟嘆和傷感,而對四川人來說,我們的家就在秦嶺之南。四川夾在兩條孕育中國文明的大河――黃河和長江之間,可謂兩條大河的分水嶺。地理上有北方的雄俊,又有江南的秀美,也使得四川人的心靈介於文野之間,其歷史的多姿多采必然有特出他省之處。

一位和你們一樣嚮往著四川的遠方行者,十三世紀到達成都時說:「有一大川,經此大城,川中多魚……水上船舶甚眾,未聞未見者,必不信其有之也……世界之人無有能想像其甚者。」這個人叫馬可波羅。

今天你來四川,未必能見馬可波羅之所見,但你也能見馬可波羅之未必見。歷史如逝川,逝者如斯夫。

一、四川的胎記

未到四川之先,我們先來做道問答題:四川之名何來?你如果答:巴蜀有四條大江大河,故謂四川嘛。恭喜你,答錯了。儘管四川有眾多的江河湖泊,但四川之名的來歷,與江河湖泊沒有任何關係。

公元1001年(宋真宗咸平四年),宋朝對地方行政區劃進行了一次調整――在唐代的劍南道分東川、西川道的基礎上,宋將西川、峽川二路劃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別為今之成都、三台、漢中和奉節,總稱「川陝四路」,簡稱「四川路」,這便是「四川」得名之始。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合併四路為「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按元朝的政制,中央行政機構稱為中書省,而直轄於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叫「行中書省」而簡稱「行省」。「四川行省」便簡稱為「四川省」,四川之名雖然在1109年(宋徽宗大觀三年)的詔書中就曾正式出現過,但真正水到渠成還是此時。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四川之名外,四川還有一塊像歷史胎記一樣的美名――「天府之國」。從歷史上看,「天府之國」原先主要是指以成都平原為主體的四川盆地,像川西高原和所有的高山地帶,並沒有如此美妙的表揚。但隨著四川行政區劃和地域文化的穩固,這一名稱擴張成為對全四川的指稱。

「天府」在《周禮》一書中是專門保管國家珍寶、庫藏的一種官吏,後來用以比喻自然條件優越、形勢險固、物產富饒之地。但《戰國策》、《史記》中的「天府」,主指關中平原地區。

第一次把「天府」之美名冠諸四川的,便是在歷史上以賢智著稱而幾近於妖(魯迅語)的諸葛亮,其《隆中對》中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蜀產史學家常璩在其所著《華陽國志》中也說:「蜀沃野千里,號稱『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上面兩則垂諸久遠的「廣告」使四川美名大噪。

二、蜀人有眼疾嗎?

自有四川之稱呼以來,全川奄有巴蜀之地,巴蜀常作為四川別名的一種對舉性稱呼出現。但事實上四川也簡稱為「蜀」,因此弄清楚「蜀」的稱呼和字義來歷,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文字遊戲。

四川歷來交通不便,尤其在古代與中原相較,別有絕域殊方之感。李白的「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就是此種實況的詩意佐證。漢代四川學者揚雄就曾說:「蜀」就是「獨」,「獨」就是「不與外方同」。「不與外方同」就是在地理、文化上有其與外面不相同的獨特性。

但「蜀」人是不是獨特到他們的相貌都與中原地區的人有所不同呢?我覺得也許是有可能的。甲骨文的「蜀」字確像縱目之形,這與今天三星堆、金沙地區所出土的許多面具有一脈相通之處:眼球凸出,眼睛是豎著長的。眼睛豎著長或許過於誇張,獨特得像殘疾人或許亦未符事實,但和蜀人的祖先是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古代羌族的一支――「氐族」不無關係。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三星堆青銅人面像

這一隊人馬,從今天甘(肅)、青(海)、川走廊,順著岷江河谷,從汶川雁門關東岸安山鄉急流而下的一條小溪旁前行,翻過九頂山,他們就看到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澤湖泊。這群人從山脊往下行,一邊進入今天的綿竹和什邡一帶,另一邊則進入湔水河谷,到達成都平原的北界,即今天彭州和都江堰交界的海窩子。他們循著湔水平原的北端羅元壩――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鋪這條路線,便可以到達今日的都江堰。

住在海窩子的這支古羌人就是史稱的蠶叢氏,因此有學者認為「蜀」就是蠶,古蜀王蠶叢教民栽養蠶桑,使四川成為中國最早養蠶的地方。到了宋初成都人黃休復還在《茅亭客話》里說:「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民」,所以唐宋兩代成都蠶市異常發達。

當然,也有人認為甲骨文中出現的「蜀」字是商朝統治者對蜀人的蔑稱,因為在他們看來「蜀」是一種像蠶但又能蟄人的毒蟲,彷彿可以此罵蜀人為殘疾人。其實更可能的答案是:這是古蜀人對蠶的圖騰崇拜亦未可知。

三、一位農民引出的重大發現

1929年,廣漢中興鄉真武村農民燕道誠在自己住宅旁淘水溝,發現玉器一坑,約三、四百件之多,由此引起考古學家和古董販子的關注,以致當時成都有不少「漢州玉器」的假古董充斥市場,拉開了「三星堆」被發掘的序幕。1934年,華西大學博物館專家、美國人葛維漢和學者林名鈞發掘了部分石壁、石斧等器物,彼時尚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后,認為三星堆是古蜀曾經與中原地區有直接接觸的證明。

雖然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四川省文管會和川大歷史系在三星堆做了進一步的發掘,但天不遂人願,沒有更多驚人的東西出籠。考古發掘的偶然性使三星堆再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要到燕道誠最初發現半個世紀以後的八十年代初,磚廠的工人在三星堆取土時,又一次發現了許多古玉器等。

四川省從1981年至1986年先後進行了七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特別是1986年7月至9月出土了迄今為止中國數量最多、形體最大的古青銅雕像群和「金杖」、「青銅神樹」等一大批珍貴文物。特別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頭像皆耳垂穿孔,算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戴耳飾的實物例證。

突然的重大發現,給考古界、史學界帶來了許多難解之謎。正當大家莫衷一是,連創造三星堆文明的古國是如何消亡的都無法達成一致的時候,2004年因房地產開發而掘及的金沙出土文物被發現了。

考古學家發現,金沙許多文物與三星堆高度相似,金沙一個20厘米的青銅小立人就是三星堆那個2米的青銅大立人的微縮版;而祭祀坑裡都有大量象牙、青銅堆積在一起,且有火燒過的痕迹,透露出明顯的文化遞進及宗教承祧關係。

三星堆出土的銅人面像、跪坐小銅人像、銅眼托獸面相、金面笄發銅人像以及金沙金人面相,似乎都在支持甲骨文「蜀」字的解釋:凸出支楞的眼睛、詭異古怪的面具、誇張恣意的神態,無不暗合《說文》里所說:「蜀,葵(桑)中蠶」,從而證明三星堆、金沙遺址都是蠶叢氏後代的傑作。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甲骨文「蜀」

至於金沙遺址把一個背景和含義都還甚為模糊的四鳥繞日,匆忙定為太陽神鳥,還申請為全國文化遺產標誌,在我看來大有可商榷的餘地。其實這四鳥繞日,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四鳳朝陽,與埃及的太陽神鳥沒有什麼關係,更不用說把埃及十座金字塔所在地吉薩的諧音「金沙」定為遺址名稱了。為什麼要定名為「太陽神鳥」而故意顯示其神秘呢?那當然是因為旅遊的商業因素在作怪。其實金沙遺址毋須此牽強也能大大地吸引遊客的觀覽,何必多此一舉呢?

如果用數字來表明一下我對古蜀歷史的一個鑒定的話,那麼我基本上同意目前一個比較公認的說法:公元前3000多年的蠶叢氏對應寶敦文化遺址;而柏灌氏則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其文化對應物為廣漢的三星堆遺址;魚鳧氏則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其文化對應物為成都十二橋早期文化;杜宇氏則在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000年前,其文化對應物為成都十二橋晚期文化;開明氏以及秦朝則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400年,使得巴蜀文化有了更多的融合。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太陽神鳥」金飾

四、生命里的鹽

鹽是世間平常之物,但沒有它卻很要命。因此如果說一部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爭奪食鹽的歷史也不為過分。傳說中最著名的炎黃之阪泉大戰是為鹽池之爭,戰國七雄中韓國因缺鹽而先亡,正可謂得食鹽得天下。四川歷史和民族變遷,也與食鹽的爭奪大有關係,可惜在著名史學家任乃強撰文闡述之前,基本沒人注意及此。

巴蜀兩國的成長,均與食鹽的發現有關。任乃強認為大西南及大西北大部分民族皆是古時康、青、藏高原上居住的羌族支派。在青藏高原「這個大高原內,鹽池、鹽泉與鹽湖最多,尤其是藏北的羌塘,至今仍是產鹽極多的地方,所以它能最先形成羌族聚居的地區,中華的『羌』字,即緣其自呼之音而造的會意字」(《四川上古史新探》)。羌族向四方低地遷徙的過程,就是圍繞哈姜行鹽區進行的(大積石山與秦嶺以北屬於行卡鹽區),哈姜行鹽區限於屬於嘉陵江上游的白龍江盆地、徽成盆地、漢中盆地。茶卡行鹽區推向中原地區,而哈姜行鹽區則四川推進,為古蜀國的興盛和發展做出貢獻。

但哈姜行鹽區的推進速度沒有想像的那般快,故任乃強認為:「蜀文化形成晚於巴。距今二千二百年以前蜀族還是在巴鹽支持下發展起來的。自李冰開鑿地下鹽井,蜀鹽自給以後,蜀地文化再開始一個飛躍」。在任氏看來,巫溪縣的寶源山和彭水郁山鎮的兩處鹽泉,皆因從山麓陸地湧出,很早就被人類發現,從而形成「巫/文化區」和「黔中文化區」。而這兩個區可以通過施南盆地連在一起,加上丹砂和水銀的豐盛(巴寡婦清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獲利巨萬的),後來形成久遠的巴族文化。巴國在食鹽上對楚國形成了掣肘,因此楚國雖然比巴國強大,也能在某種意義和平共處。但巴蜀之爭引致秦國滅巴蜀,巴蜀亡則楚國亡矣,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扼住了鹽道。

就像油漆、桐油、水銀等曾經是國家戰略物資一樣,鹽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四川地區的經濟在漢興、唐旺、宋強,一代勝過一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採鹽技術的突飛猛進。自貢就是一座典型的依靠井鹽之利而聚集起人群而成的城市,從東漢章帝時期自貢地區第一口鹽井富義鹽井開始,到明代大公井的鹽質甚佳而成為貢鹽,再到整個抗戰時期供應了全國三分之一人口的食鹽量,孫明經等所著《遍地鹽井的都市――抗戰時期一座城市的誕生》一書生動地記載食鹽的偉大力量。

「據不完全統計,在八年抗戰中,自貢鹽場累計生產食鹽達193.9噸,供應華中、西南及西北各省佔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國家上繳鹽稅209665. 8萬元,為前線提供了巨額的軍費開支」。

五、巴蜀惡搞

像成都重慶這兩座以前同屬一省,卻時常互掐的城市,如果不搞名字上的一一對應,算上秦滅巴蜀之前,各自作為蜀國、巴國的國都,便頗有些時日了。人類戰爭的核心,無非是各種資源的爭奪,巴蜀的爭鬥亦不例外。

在巴國定鼎江州(重慶)之初,蜀國的強大是不容置疑的。早有常璩的《華陽國志》里說杜宇施政西川,卻也澤惠巴國,正所謂「巴亦化其教」;晚有《太平廣記》和《路史.國名記》的「昔蜀王欒君王巴蜀」,也就意謂著蜀王統轄著巴國。但隨著後來巴國的強大,逐漸蠶蝕蜀國的地盤,打破了巴、蜀兩國固有的平衡,於是就有《華陽國志》里所說的「巴與蜀仇」和「巴蜀世代戰爭」。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

巴蜀兩國的爭鬥要由第三方來消彌,因為他們互不服氣,二者的力量都不足以收拾對方。來收拾巴、蜀這兩隻「鷸蚌」的,便是從北方長驅南下的「漁翁」秦國。所謂秦國用五頭拉屎成金的金牛騙取開明信任,以開通川陝古道,而自取滅亡的事,自不能完全坐實。真正直接負責收拾開明帝的便是張儀、司馬錯,還好,這「漁翁」還算有點遠見,不用竭澤而漁的蠢舉,而是置郡讓其成為永遠為自己生利的領地。於是成都、重慶作為城市的雛形,無意間由他們來奠基建設,開闢草萊的光榮便記在了他們的名冊上。

按常規想法,既然巴郡、蜀郡只是一個國家的兩個郡,總該消停不扯皮了吧。不,巴蜀之間,有時真是不按牌理出牌,你讓他們消停,好像他們全身骨頭都發癢一樣,不舒服。

到了漢高祖八年亦即公元前199年,老天爺看到巴蜀兩郡中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吃飽了撐得慌,也忍不住發怒了:「昔巴蜀爭界,歷歲不決,漢高八年山自為裂,如索所界,巴蜀之民懼天責罰,乃息所爭。」(《太平御覽》166卷)原來為國家的土地爭鬥不已,現在又為郡望的邊界糾纏不休,弄得上天都煩他們老愛玩這種一成不變的爭鬥把戲。至於「乃息所爭」,只不過是文字記載者的一廂情願,後來的精彩演出還沒登場呢。

六、工作著的文物

長城是曾經的輝煌,金字塔是死去的紀念,秦兵俑是專制的見證,這些世界奇迹多半不是為活人服務,而是為死人增威。依在下私見,這等奇迹少有一些世界會變得更好。雖然我不會愚蠢到鞭古人之屍,正如史學家錢大昕在《二十二史考異》序中所說,「不卜年代,不揆時勢,強人所以難行,責人所以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但說它們並未給民眾帶來多少福祉,大抵是符合事實的。唯獨不朽的都江堰,千載以下依舊澤被黎民百姓,惠及大眾蒼生,居功至偉,泛覽世界,無出其右者!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都江堰

沒有比老子「上善若水」這句話更能體現出水的本質。就諳熟自然的古怪脾氣,摸透至柔至剛的水性來說,李冰的確算是天才絕代,領袖群倫。其實他治理都江堰的路數,並不是其獨自臆創,無非承襲自禹的教導,導水之天性,順陵谷之地勢,得其利而去其弊。常人或許以為對都江堰的偉大功用不必過於誇張,因為在其看來無非沾溉整個川西平原及部分川中丘陵地區而已,但在國家板蕩之時、民族危亡之際――南宋抗金、阻擊蒙古和抵禦日本侵凌等――四川所起的特殊作用里,豈能沒有都江堰的絕大功勞?

2300年過去了,這座沾溉不止的豐碑,依舊作為文物在工作著。作為文物而又還能工作,世界上還有第二個例證嗎?套用一句流行於中國的廣告語:四川沒有都江堰,四川將會怎樣?我想四川歷史的走向和書寫將是另一番模樣。

七、「李白―瓦雷里」難題

古代鋪設道路是個世界性的難題,被大山大河阻隔的蜀道尤其是古代四川無法破解的難題。這樣的難題,直到如今興起的高速公路、高鐵熱及民航業的發達,蜀道難的問題才逐漸得到改善。感嘆蜀道難的人可謂夥也,但真能把蜀道難形容入骨的卻只有李白,「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本身已夠令人生畏,再來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就徹底把蜀道難的困境,一下子描寫到無以復加的頂峰。

歐洲的道路自然由於其地理位置、經濟發展、社會制度傾向於交流,而在道路修築上傾心尤多。但是交通依然是個制約民眾交流和社會發展的大瓶頸。對道路的使用中最需要講究時間和效率的,無疑是戰爭時期。當法國著名詩人保爾・瓦雷里說「拿破崙的行軍速度與尤利烏斯・凱撒同樣緩慢」的時候,你就會明白相隔1800多年的兩位戰爭狂人,是如何受困於交通之制約,而無法大展拳腳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將唐蒙奉漢武帝之命打通夜郎不果,引起巴蜀人反對。於是漢武帝果斷派遣成都人司馬相如以特使身份,緊急回川救難。在代漢武帝寫了一篇《喻巴蜀檄》后,又作了一篇名重一時、意義深遠的《難蜀父老》。他以高屋建瓴的氣勢,不可辯駁的口吻說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倘若「蜀不變服」、「巴不化俗」,那麼巴蜀的發展與進步從何而來?

出入四川固然有很多條道路,但最重要的是旱道川陝道、水道峽川路,征伐四川割據政權從川陝道得手的有5次,而由夔門水道得手的有4次,可見兩地的重要性斤兩悉稱。

從歷史上看由水道路過的名人計有李白、杜甫、岑參、張祜、陳子昂、張說、孟郊、白居易、劉禹錫、楊炯、蘇洵、蘇軾、蘇轍、范成大、陸遊等人。而由旱道川陝道入蜀者則有張載、柳宗元、王勃、盧照鄰、岑參、唐玄宗、杜甫、王維、李白、唐僖宗、李德裕、戎顯、李商隱、陸遊、王士性、俞陛雲等人,至於近現代就更是數不勝數。水道上固然少不了詩酒流連,但在旱道出入,更能留下不少旅痕足跡――兵旅征伐、商賈轉輸、公文傳遞、皇帝下詔、官吏往返等多取此道――間有題壁吟詩,頗有幾分意趣。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出版於1935年的《四川導遊》中的夔門

從唐代大詩人杜甫到清末來四川監考的學者俞陛雲,中間有旅行家馬可波羅、地理學家王士性留下比較詳細的行程記錄,但其行進速度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再一次證明在工業化社會以前,「李白―瓦雷里難題」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義。四川著名作家李氯訟壬說:「秦朝時代最為考究的能走四匹馬並排拉車的『馳道』」,而這些古迹還能在川陝古道如劍閣的翠雲廊等找到其蹤跡,可供大家觀察古代的「高速公路」是一番什麼模樣。

八、暗藏在帝國邊緣

四川的地勢走向,地形結構,在整個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它處於巨山大川的四面圍堵封鎖之中,被屏蔽在遠離海洋的內陸之地。其地形主要由高原區和盆地區兩部分組成,西部是高原區,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盆地西部為邛崍山,東部為巫山,南部為雲貴高原的延續部分,北部為大巴山,這就促成了四川在很多方面的「躲進盆地成一統」。

豐饒富庶的物產,能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繼之以閉塞之交通,配以天險大山之屏蔽,使得割據政權能夠自給自足,收益大於成本,因此不乏「吃螃蟹」者。

第一位在四川稱帝的是蜀郡太守公孫述,接下便是蜀漢的偏安,西晉末年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16國中,最先便是公元303年李特正式在成都建立割據政權「成漢」,終於在347年2月被桓溫滅掉。從桓溫滅成漢至隋朝建立,其間230餘年中,成都歷經東晉(其間尚有公元348年范賁稱帝於成都,簡直是對桓溫的迅速諷刺)、前秦、譙縱(東晉末年殺掉益州刺史自稱成都王),南朝的宋、齊、梁(武陵王蕭紀亦曾稱帝於成都),北朝的西魏、北周等八個政權的統治,其政權更換頻率之高,唯有中國的五代十國堪與媲美。

對於一些人說蜀人樂禍貪亂,宋代蜀人張唐英說:「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唯蜀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不下於蜀者。」南宋蜀人李更將外來入蜀割據者的「黑名單」羅列出來,竟然只有譙周一名是四川渠縣人。其他分別是扶風卒正公孫述、竟陵州牧劉焉、潁川降將鍾會、略陽流人李特、抱罕人程養道、彭城人劉連季、太原人王謙、作亂於留復的劉辟、舞陽人王建、邢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後來在蜀地割據的張獻忠、明玉珍政權亦非蜀人無疑。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喜歡偏安一隅而稱帝呢,自然是因為此中有許多好處的緣故。詩人王爾德一語中的: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

九、一項偉大的發明

唐宋時期的四川,其繁庶是有目共睹的。宋代四川的交通雖有所改善,但遠未到暢達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鐵錢,加重了商賈攜帶之不便――例如四川鑄造的小平鐵錢,每10貫重65斤,小鐵錢10當銅錢1,因此買一匹羅要花鐵錢2萬,重達130斤――從而增加運輸成本,導致了商品的競爭力相應地下降。古代國定貨幣名目論――貨幣名目論是指貨幣不具有內在的價值,而是國家賦予的名目價值――的長期存在給予人們的啟迪,為紙幣的誕生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因此到了宋初即公元十世紀末葉至十一世紀初,才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紙幣――交子。

交子的發行,是16戶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結果。但是由於其信用制度不嚴,過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戶便不能償其所負,於是爭訟數起,一些人就主張廢除交子。正如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里披露說,在16世紀,貨幣都是只有少數人弄得懂的鬼名堂。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貨幣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後操縱,讓人瞠目結舌的例證:1752年,英國著名哲學家、史學家、經濟學家休謨曾建議取消紙幣在英國的流通。

不幸的是,由於北宋對西夏和金的戰爭,四川地區尤其是成都地區稅收苛酷,加之官僚奢糜,用度甚大,必須靠大量發行交子,以增加貨幣投入量,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後來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但其弊端仍然是準備金不足,信用度不夠,加上濫發錢引,導致錢引的實際價值只有其票麵價值的十分之一。作為信用貨幣,其沒有信用必然是致命的。

對交子的評價,自然是見仁見智,有人認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範圍內通行的貨幣而已,其影響有限;有的乾脆認為這是統治階級剝奪和榨取民眾財富的工具。但這兩點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發行給後世產生的影響及相應的意義。一定範圍內通行,只表明其他地區比如北方地區的經濟狀況及水平,沒有達到相應的商業高度,不能因此用「早產兒」來否定先行者。至於說統治者用其來榨取民眾財富,其罪在它的政治制度所影響的經濟政策,紙幣本身不應承擔這種罪過。交子的一些發行及管理原則,仍算是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驅,如最高限額和發行準備金等。我認為交子的發明,是四川人為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所做出的世界性貢獻。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交子

十、四川抗擊蒙古

在蒙古入侵四川之前,四川雖然也有少量的戰亂,但其毀滅程度遠不能跟蒙古的侵凌掠殺相比。如果從目前的考古發掘――寶敦文化遺址、三星堆、金沙來看,在13世紀以前,四川少說也有近四千年的發展史。

在近四千年的發展中,巴蜀民眾創造了不少優秀的文化,都江堰、蜀錦、雕版印刷、蜀石經、唐宋佛寺壁畫、交子等,還貢獻了揚雄、司馬相如、李白、三蘇等高質量的文化人。不誇張地說,宋朝是四川地區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頂峰,其在全國的地位非常顯赫。被蒙古侵凌后,即便是八百年後的今天,四川遠沒有達到它當時在全國的輝煌地位。

蒙古作為一個游牧民族,在12、13世紀橫掃整個歐亞大陸,所到之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從1228年至1279年,四川在南宋軍民的支持下抵抗蒙古達51年之久,這在蒙古的侵略戰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蒙古滅金耗時22年,用21年的時間滅西夏,至於征服其他歐亞國家都沒有超過20年的。可以說,沒有四川軍民扼住長江上游,阻擋蒙古軍隊長軀直入――四川還向國庫提供了佔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賦,此點和七百年後的抗日戰爭相似――南宋的傾覆將會快速得多。蒙古統治者糾纏於長江上游巴蜀地區的戰略失誤,滅絕人性的大量燒殺擄掠所激起的驚人反抗,以及南宋理宗前期正確的應對方略,是蒙古與南宋之戰陷入泥淖的原因。

四川對蒙古的長期反抗,使得蒙古統治者終於在謀臣的勸戒下,放棄了滅絕人性的大規模殺掠。蒙古平定江南、攻佔南宋首都臨安時屠城較少,就是四川民眾長期堅韌不屈的反抗帶給他們的教訓,使他們有所收斂,這從客觀上保全了中國南方許多富庶的文明之地,為中國文明在野蠻游牧民族的入侵下得以保存了不墜之血脈。

從世界範圍內來看,1259年蒙軍統帥蒙哥汗病死於重慶的消息,傳到正準備在大馬士革與埃及軍隊決一死戰的旭烈兀軍中,他意識到其兄之死必然會帶來統治者內部的權力之爭,於是保存實力,抽走精銳之師,為自己在中亞一帶稱帝建國做準備,由此使得埃及文明免於蒙古鐵騎的蹂躪。

由於長期的戰亂,使得四川許多閥閱望族、文化世家遷居東南一帶,與快速發展的江南經濟同步,在元、明、清三朝創造了其他任何地區難以望其項背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明代四川唯一的狀元――宋朝四川狀元多達13位、進士880名――楊慎對四川的衰落痛心疾首:「宋宣和中,成都楊景盛一家,同科登進士第十二人,經元師之慘,民靡孑遺,以百八十年猶未能復如宋世之半也!」(《楊升庵遺集》)四川的隳敗於斯可見一斑。

十一、一種農作物的蝴蝶效應

四川遭遇蒙古的燒殺掠奪,但浩劫並未有結束,到明末清初又來了一場明軍、清軍、流寇長達51年(1630―1681)的拉鋸戰式的蹂躪。神仙打戰,凡人遭殃,是小民百姓不可避免的悲慘命運,何況有張獻忠這樣喪心病狂的屠城者,四川的慘狀不難想見。成都這樣在宋代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在清初竟是人煙荒蕪之地,連老虎也大搖大擺地從青羊宮到浣花溪喝水,十室九空都不形容其所遭受破坏於萬一。

同是異族入侵,清朝統治者比元朝統治者更有長久發展的眼光,元朝沒有對四川做出相應的恢復性貢獻,而清朝則大規模鼓勵人口密集和緊鄰四川的省份的民眾前往四川去開創自己的未來。

四川歷史上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有七次:秦滅巴蜀后,遷秦民萬家充實巴蜀,以便控制巴蜀;東漢末到西晉,大規模境外移民遷居四川,導因於戰亂;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遷入四川,亦因戰亂;元末明初,長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為戰亂;明末清初,因為戰亂,四川人口大減,土地荒蕪,大批長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遷入;抗日戰爭爆發,以長江中下游為主的移民大量遷入;1949年後,為加強戰備及三線建設,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遷入。這七次入川的移民潮,對四川影響最大的就是清初的「湖廣填四川」,此次入川移民的主動性和冒險精神是其他幾次無法比擬的,因為這次不是政府強迫的無奈和戰亂的被動。

這一次移民潮中,有一批數量並不多的移民對四川影響至巨,這批人便是有「移民之子」之稱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漢族人中至今最能保持自己語言及習俗的一支,他們熱愛和平,對付戰爭和迫害的方式就是遷徙。由於遷徙甚多,所以他們遷徙的習俗迥異於他人。如帶著死去親人的屍骨第二次埋葬,帶著榕樹苗(四川稱為黃桷樹),在哪裡定居便把樹裁在哪裡,表明自己客家人的身份。

晚清時期,尊經書院山長王]運的《湘綺樓日記》里多次記載他從萬縣到成都的路途中,見到聚黃桷樹而居的情形,一問便是客家人。與此同時,王氏提及蓬溪一帶的民眾以紅苕為主要食物,「土民乏糧,多恃薯蕷蘆菔為食。」也與今日被稱之為苕國的川北一帶(蓬溪、鹽亭、西充等地)的作物種植相符。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黃桷樹

四川的紅苕種植,查家譜、方誌系客家人1733年左右帶入,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廣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緩解後來人口增長的壓力,度過不測之災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災后紅苕的裁種面積大幅度增長――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更為清末四川人口躍居全國首位打下了基礎。紅苕對四川民眾相關生活,比如食物結構與貯藏、川菜菜系、釀酒、氣候、森林、水量及航運諸方面的影響,像扇動翅膀的蝴蝶一樣起著一系列不可估量的鏈鎖反應。

十二、 房屋上的四川

著名詩人里爾克曾在其名詩《秋日》里說: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築。這是表達他孤獨的心靈漂泊無依的深切感受。心靈無著,即便有華屋大廈也無所歸依。但人終究是現實的,沒有房屋,卻必須建築,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質量得以提升。

由岩居穴處到自建居室,是一個偉大的飛躍。但由於地形、氣候、材質、風俗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房屋建築還是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從四川民居的變化,我們也不難看出歷史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建築與地域的關係甚大,這不僅可以從風水、地理來解釋,更可以從氣候、歷史淵源乃至建築材料來探究。一個地方為什麼出這樣的建築,如福建的土樓,藏羌等地的雕樓,那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與當地的民俗風情包括宗教、社會治安、軍事用途,以及建築材料等有深刻的關聯。「有機建築」大師賴特說得好:「建築與環境不可分離,猶如從地里長出來的一樣」。

目前四川民居中最古老的考古發現,是成都十二橋出土的山形干欄式建築,而前幾年發現的金沙遺址之建築正屬於十二橋文化代。金沙遺址的居住區,發掘了大量房屋廢棄后殘留的基槽,基槽里有密集的小圓洞痕迹。考古學家推測其房屋建設的步驟是:先挖牆基槽,於基槽內埋圓木為木骨,然後於木骨上抹灰拌泥,再經烘烤成紅土牆,便初步形成了金沙遺址房屋的大致框架。這種「木(或者竹)骨泥牆」形式,於屋頂覆草,便成了四川最古老的民居之一。

在杜甫入蜀時還能見到,「仰凌棧道細,野人半巢居」。杜甫雖然形容的是古蜀道北路所見,但拿來形容原始的吊腳樓的形制也是恰切的。說吊腳樓與古老的干欄式建築有點關係,絕非無由,而且考古界也將吊腳樓稱為「干欄建築」。吊腳樓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間,減少土地佔用,可以說暗合世界建築大師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書中主張的整個城市充分「吊腳樓化「的理念,為解放地球表面,保護自然生態,先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區的過街樓、天街、岸街、風雨橋、關卡、陵墓等建築,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觀,作為當地建築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四川因暗藏在帝國的邊緣,一直不是正統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房屋的建造,不遵守祖制,敢於打破等級制度等繁瑣規矩。比如大畫家石魯的叔叔馮子舟在清朝,於仁壽文宮鎮建造的房子,就敢褻瀆所謂神聖的中軸線,將小姐的綉樓建造其上,公然違反那種將祭祀用的香火建造在中軸線上的傳統做法。

這樣的做法,如果只是馮老人家一時心血來潮,是單個造反者的個案也就罷了。但據著名建築史專家劉致平先生於抗戰時期對四川民居的研究所得,不遵祖制,逆經叛道,在四川民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成都犀浦的陳府,「一切設置全是逾制」,「說明宅主人是個很不守清代法制的人」;成都南府街周道台宅,家人之出入由廊金柱間的側門出入,這是成都住宅的特產,名為抱廳;成都棉花街卓宅,比一般住宅高大,有廊廟森嚴的感覺,「近宗祠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劉致平著,王其明增補《中國居住建築簡史――附城市、住宅、園林(附:四川住宅建築)》,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在舉了眾多事例后,劉致平先生對四川民居來了個總結性的陳詞:「僭縱逾制」。這是個大膽的結論,使我們發現四川文化里的不遵奉儒家正統,存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

十三、近現代巴蜀文化史的脈絡

王]運一生自負,但場屋蹭蹬,中舉而止,不曾宦仕。而彼時湖南出將入相,大有名於時之人可謂夥矣,曾國藩、曾國荃、曾紀澤、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等,可謂指不勝屈。而王]運只有作西席幕賓的命,其顯要之職頂多也就是執掌長沙城南書院、船山書院、成都尊經書院,其中尤以尊經書院所教學生最有造詣,流風所及,對四川近現代文化影響甚巨。

王]運執掌尊經書院八年,的確培植了不少人才,從廖平、宋育仁、楊銳、吳之英等開始,再傳弟子有吳虞、張森楷、蒙文通、李氯恕⒐沫若、周太玄、魏時珍、王光祁、李璜、巴金等人,你只要看了這個名單,就可以得出,若把王氏在尊經書院的影響,研究出一個大致的規模來,近現代巴蜀文化史的脈絡,就可以犁然自現了。

王]運常常有些怪異之舉以及怪誕的議論,也好圍繞帝王之術作激進之語,雖然他與弟子廖平甚不相得,互相誤讀,各自都瞧不起,但不能說廖平「一生凡六變」與他沒有精神傳承上的瓜葛。

廖平遠影響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近則傳遞了激進氣息,與時代合起來,影響了「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再則郭沫若、巴金文學之路里反叛色彩,也可以從這些方面見出結草蛇灰線。這當然也切合二十世紀初期的激進話語,在公共言說中的興起得勢。

王]運的《緗綺樓日記》出版了很多年,但研究近現代巴蜀文化的人似乎對此視而不見,大多喜歡玄不著邊的東西,或者拾人牙惠。我一直想寫一本《一個湖南人在四川》(此前曾撰《王]運的蜀道觀察》和《王]運的四川食物》兩長文來作嘗試)細緻地研究他在四川的一切,以及由此給巴蜀近現代文化的影響。

十四、外國探險者及傳教士入巴蜀

旅行是文化交流方式中最為直接的,但前現代社會限於交通不便,加之蜀道難,使得進入四川的不易更倍於尋常之地。自十五世紀大航海后,即便交通依舊不如今天便捷,但人類的流動遠非此前可比,而其中流動最為頻密的,無過於商人、探險家、傳教士三類人。但前者被記錄下來的甚少,而後兩者卻有很多文獻可資引證,故熱愛旅行的人們,沒有不注意這些中外先賢們的腳蹤的。

從《馬可・波羅遊記》里對成都的記載,可以探知,或許他到過成都,但缺乏其他旁證,未有定論。而後來入蜀者代不乏人,自然不能完全羅列。就我所知有1876年從北京入蜀的日本漢學家竹添進一郎,因為他撰寫有《棧雲峽雨日記》,接著1883年有英人立德開著第一艘機動船溯三峽而抵重慶,寫了一部《扁舟過三峽》,更為讓人記憶深刻的是1898年女旅行家伊莉莎白.伯德溯長江而上進入巴蜀,乃至抵達藏區而作《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一書,以致後來者就繁多不及備載。至於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所搞的「大旅行記錄」,亦即日本滬友會所編《上海大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自然是為日本侵略中國做準備,其中還去過我非常偏僻的家鄉――渝東南的酉陽。

江山有巴蜀:那些你未曾注意的神奇細節

商人逐利而遠徙,探險家滿足好奇心而長征,至於傳教士,那自然是為信仰而不顧舟車勞頓,風餐露宿,甚至獸擊人襲。法人古洛東《聖教入川記》記載了利類思、安文思在1641年入川傳教並遭遇張獻忠屠蜀的經歷。此後接踵而至不少傳教士,其中尤以巴黎外方傳教會白日升在成都傳教,撰寫並留下了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中文聖經《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四福音合編》,對後來的馬士曼與馬禮遜譯本都有不小的影響。

傳教士對巴蜀地區現代化的貢獻如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傳教士鍾秀芝1900年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蜀地方言》(今有新版,厚達803頁)與傳教士、四川現代醫學的奠基人啟爾德於1917年出版的四川話教材(新版名《英格里希絕配百年四川話》),為巴蜀地區的民眾留下了先人們活生生的口語與可資傳承的文化。

十五、抗日戰爭中的四川

1911年發生的四川保路運動對辛亥革命的成功、中華民國的建立,有著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四川真正對近現代中國乃至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事件,還是它以其物產之豐饒、人民之眾多,作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基地,為中國爭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歷史經驗再一次證明:國家承平之日,四川不顯山不露水,國家板蕩之時,四川的作用是其他省份所不可替代的。

民國先天不足,加上各種外憂內患,使得蔣介石在1949年退據台灣之前,從來沒有完成過中國的統一,這就使得四川軍閥從1918年至1935年的470場混戰持續了17年之久,橫徵暴斂,有的地方提前預支了幾十年的苛捐雜稅,給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但就是如此菲薄的底子,四川在1938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給予整個中國抗日戰爭以巨大的支持。不特接納了大量的流亡人口、高校教職員及學生、工廠工人、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大量文化人,還解決了他們吃、穿、行、住之需,而且負擔了整個戰時國家所需稅收的三分之一。

雖然四川人遭遇了戰爭之痛、生存危機,但外來人並沒有感到過四川人如《詩經.小雅.黃鳥》篇所體現出的排外情緒,而是洋溢著一種共同度過難關的袍澤情懷。

更為重要的是,四川對整個抗戰軍隊的支持,是其他省份難以望其項背的。抗戰中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共號召學生青年十五萬人,四川青年佔四萬人,其中安縣曲山鎮人王者成送自己兒子王建堂「死字旗」勉其保家衛國,尤其感人。1939年由徵收田賦改為徵收糧食,以備抗戰,有農民說寧願吃「觀音土」也要先交抗戰糧。

據統計,1941至1945年四川共徵收稻穀8828.6市石(每市石280斤),佔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38.75%,而小麥則佔總量的31.63%。從1940至1944年的捐金獻錢運動,四川民眾共捐獻了7億,用於前方購買飛機、坦克、武器,翻看舊報紙就可以看到乞丐捐金圖,你就會知道這個國家為何不會消亡。為完成抗戰所需的特種工程,四川服工役的民眾達300萬以上;而參加抗戰的川人達350萬人,戰死64萬多人。以上各種數據均為全國之冠,可見四川在民族危亡時的特殊貢獻。

為紀念艱苦卓絕的抗戰勝利,國民政府1946年10月31日在重慶頒立了「抗戰勝利紀功碑」,后被毀,改名為解放碑。成都立有「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文革中毀掉,1989年抗戰勝利四十四周年紀念日重立於成都二環路萬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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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難以描述的那些年

1959年至1961的三年災害,給歷史奠定了悲慘的基調。從現在的歷史記載和氣候科學研究來看――350個氣象站、120個水文點資料可證明三年氣候基本正常――但,連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都死亡枕藉。農業合作化高潮下的人民公社,敞開肚子吃到沒有吃的公共食堂,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的肆虐,都是危害甚巨。而且,即使在那三年間,四川糧食仍然不斷地上調中央或者救濟外省。

一般說來,全國性的「三年自然災害」是發生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間,但四川飢荒的時間特別長,從1958年冬天至1962年冬天才結束。從原四川省委副書記廖伯康公開撰寫《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事件」回眸》(載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四川要事實錄一書》),到時任宣傳部長明朗的回憶、學者曹樹基和楊繼繩的研究、1962年《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的調查,都有具體數字記錄――這數字準確與否,我不敢打包票,但我認為廖伯康沒有造假的動機和必要。

後來,文革期間,四川發生武鬥範圍非常之廣,不特大城市、小城市,甚至連鄉村也發生過,如何希明主編的《鹽亭文革史料集》等書均有記載。重慶是個移民城市,各階層矛盾大,且由於性格火爆使得武鬥特別慘烈。至今死傷有多少,早已無法統計。但重慶沙坪壩區保存了全國最為完整的一座重慶公墓,此墓在2009年被列為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得到了進一步的保護。這座公墓,就埋葬著與那些鬥爭相關的死者404人。

2001年8月開始,四川電視台曾播出百集文獻片《百年巴蜀》,在第五十四集《「文革」浩劫》有一條備忘文字:「十年間,四川人口由1966年的7368萬人增加到1976年的9579萬人,凈增2211萬人。」顯然沒有那些歷史因素,這個增長人數會更多。

十七、敢於「吃螃蟹」

1978年改革開放后,四川和安徽在全國率先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四川主要的試點是廣漢金魚公社,當年全公社的糧食即比上年迅猛增長22.5%,達畝產250公斤。1980年8月,四川全省57萬個生產隊中,「包產到組」的生產隊佔65.5%,全省總產糧食達3436萬噸,比1976年增長26%,這都是激活民眾自我奮鬥、熱愛生活能力所致。

四川的步伐遠不只此。在民眾幾十年不知廣告為何物后,1979年6月25日官方最高級別的《人民日報》登載了當時全國第一則商業廣告,這則廣告來自都江堰寧江機床廠,這便是激活城市企業革新之開始。至1995年止,全省工業企業達69萬家。1980年7月成都蜀都公司發行了1949年後中國第一張股票,至1986年底,為蜀都大廈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到國家股980萬元,法人股1421萬元。迨進行金融改革,成都匯通城市合作銀行又成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股份制金融機構,后雖因諸種原因發展不順,但其敢於試驗的精神和勇氣可嘉。

1997年重慶從四川劃分出去,成為中央直轄市,巴蜀的分分合合開啟了另外一頁,但從地理和文化上來講,二者實則永遠無法分開。

十八、巴蜀兩大事

1878年12月1日,著名湖南學者、詩人王]運正行進在三峽間。他一面觀看景色,一面對讀酈道元的《水經注》,他覺得酈氏「百七十里不見天日」,根本不符事實,峽不見峻,石粗疏而不生草木,說什麼不見曦月,都是「北人語耳」。古往今來,讚美三峽者可謂車載斗量,獨王氏能唱點反調,也算難得。但三峽畢竟是世界上難得的美景,太白之「輕舟已過萬重山」,老杜的「江間波浪兼天涌」,雖是詩歌,卻也有寫實的功用。但這一切雄奇壯闊的美景已不復存在,「如此佳況,忽落夢境矣」。

從1919孫中山發表《建國方略》起,歷來不乏主張在三峽修築大壩以資發電的人,但也不乏反對者。1992年,中國還是通過了在三峽大壩修建水電站的議案,2006年三峽大壩主體工程完工。這項工程,從經濟效益角度,從環境角度,以及從民生角度,對當地到底有何更深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2008年5月12日,八級大地震突襲四川,不僅中國大部分地區有震感,甚至波及到東南亞,慘死了近十萬人。和較快的救援相比,人們還關心公共建築物如學校、醫院何以不堅固,而導致很多學生死難。與此同時,人們也特別關心震后民間社會如何更多參與災區的民眾自救和基層的公民建設,許多志願者和組織在災后重建中的努力,為這個國家帶來了一定的希望。更值得慶幸的是,災區附近的一些著名風景大多安好無恙,可供大家在災難中體會大自然的雙重面貌。如果你有心,多久想去災區走走看看,觀察一下民眾艱難的生活和不懈的努力,都不為晚。

2017年3月12日第三次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