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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有時,告別來得很突兀。

那天晚上,朋友圈有人發了一條標題淡定的鏈接,只有四個字:珍重,再見!配了一個白底紅字的logo,logo的字母變形,都成銳角,隱隱約約看出來是OCK――ROCK的后三個字母。這個聳動的自媒體時代里,公號里這樣的四字標題顯得有點意興闌珊。

《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發朋友圈的人寫了幾句話,稍稍懷念了一下自己曾經為這本雜誌寫稿的日子,我才知道,這是《通俗歌曲》的停刊通告。我點進去讀完全文,習慣性地看了看文章底部的閱讀數,437。我放下手機,開始吃飯,吃完飯,又刷了一下朋友圈,發現那條淡漠的標題和那個看不清全貌的logo填滿了屏幕。工作性質的原因,微信里媒體圈和文藝圈的朋友很多,但即便如此,被這條消息刷屏,還是讓我驚訝。在此之前,我從未聽到過誰談論過有關這本雜誌的任何話題,即便在多年前,雜誌這種媒介風光無兩的時代,作為一本搖滾樂雜誌,《通俗歌曲》也一直未曾進入過大眾視野

《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第二天一早,我神經質地又看了看那條停刊通告的閱讀數,已經超過八萬。以前,這個雜誌公號的閱讀數據十分寒酸,它最具影響力的一次爆發竟然是自己為自己寫的訃告。

我已經無法確認自己從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第一次買下了那本雜誌,我只記得,它們陪伴了我很多年,熨帖了我求學歲月中一段孤獨和晦暗的日子。

我最初接觸到搖滾樂是在中學的時候,那時候我像每個同齡人一樣,必須每天身著肥大的校服,男生留寸頭,女生留齊耳短髮,禁止化妝、燙髮和佩戴飾物,夏天的T恤上禁止出現人臉圖案――最後這一條規矩是學校領導進行了細緻的觀察之後與時俱進地做出的,當時,開始有學生穿一種印製粗陋的黑色T恤,上面印著切-格瓦拉或者科特-柯本巨大的臉。孩子們並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做過什麼,只是單純地覺得他們微蹙的眉頭和堅毅的眼神正巧反射了我們反抗的心緒。他們可以代替我們向德育處主任怒目而視

我就在這樣的氛圍里活著,堅持把頭髮留到下巴,每天低頭走路,拒絕做廣播體操,努力學數理化但收效甚微,以至於在一次有關合併同類項還是什麼類似玩意的月考中以28分的成績創下歷史新低。那時候,搖滾樂對我而言是一種救贖。它有時像盾牌有時像通路,替我抵擋一些,為我啟示另一些。

我從那些國產的搖滾樂開始聽起――那時候我們的信息源有限,還沒有資格像後來那樣高高在上抖機靈地稱呼他們為「土搖」,人們對那些山寨的長發男人心懷敬仰。我買9塊8一盤的正版磁帶,也買10塊錢三盤的盜版磁帶,買15塊錢一張的盜版CD,也攢了一年的錢買下了150元一張的正版CD,我開始頻繁流連那些售賣打口磁帶的地攤和店鋪,和一個個牙齒焦黃的老闆稱兄道弟。之後,我開始接觸國外的搖滾樂,像所有人一樣掠過「槍花」和「涅」,一頭扎進更小眾的音樂風格,夢想著有一天把頭髮留過肩膀。差不多就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了《通俗歌曲》這本雜誌。

《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彼時,我還在天津,那裡有一個很有名的文化地標叫做八里台文化市場,位於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的旁邊。那是一個小小的露天市場,一間間擠擠挨挨的琴行,書店,小服裝店,音像店,還有一堆無法歸類的售賣小玩意的店鋪,主顧們的平均年齡不超過25歲,終日人聲鼎沸。

天津是一座令年輕人沮喪的城市,到處販賣著煎餅果子和糖炒栗子,以包子、大麻花和天津方言為榮,充滿市儈氣息,唯獨八里台文化市場讓人感覺如此與眾不同,那像一塊精神飛地,成為我的給養站,讓我得以暫時喘息

從大門進入,正對著的是一家書店,在門口的最顯眼處,掛滿了各種封面花里胡哨的音樂雜誌,《通俗歌曲》《我愛搖滾樂》《音像世界》,後來出現了更細分的《重型音樂》和《極端音樂》。我們自然而然地把《通俗歌曲》簡稱為「通歌」,管《我愛搖滾樂》叫「愛搖」。如果今天聽到有誰這樣熟稔地稱呼那兩本雜誌,那麼我們大抵可以推算出他們的年齡。那是屬於一個時代的接頭暗號和文化密碼,足以跨越時間,激活記憶。

《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其實,對於搖滾樂迷來說,《通俗歌曲》的名字並不討好,即便在這四個大字旁邊還印刷著「搖滾」二字。那時候的搖滾樂迷覺得自己站在鄙視鏈的頂端堅定地與通俗分庭抗禮,即便我們每天跟著清瘦的竇唯哼著,「我知~~我面臨著分手~~」但我們仍然有不知道哪裡來的迷之自信認定我們與眾不同。

在這樣的背景下,《通俗歌曲》這個名字顯得有些曖昧,有些軟弱,充滿妥協的無奈和一絲絲泄氣。但我們終究無法捨棄它。我買下一本又一本,認真閱讀,妥善收藏,我記得那時候《通俗歌曲》的封面上出現過痞子阿姆冷峻的臉,當時我們知道hiphop就是hiphop,不像多年以後,竟然還需要爭議嘻哈是否可以出現髒話,我還記得封面上出現過活結樂隊成員猙獰的面具,當然,還有人們熟悉的崔健,他不止一次登陸封面,有時是他青蔥歲月的樣子,頂著一頭黑髮站在廣場上意氣風發,有時則尷尬一些,有一次,我遠遠望見新刊封面,隱約覺得哪裡不對,走近才發現,崔健當時的頭髮已經所剩不多,他欲蓋彌彰地燙成爆炸的樣子,奮力注視著鏡頭,再後來,崔健就開始認命且明智地用一頂棒球帽遮住自己的謝頂,並且成功地將此形象運作成了一個更著名的符號

《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那時候,互聯網還遠遠不是現在的樣子,大多數人上網需要去網吧,網吧還不需要刷身份證,上國外網站也並不像一場戰役,但人們也不過上上BBS,打打泡泡龍,聊天只能登錄QQ,上線會出現咳嗽的提示音,下線會向對方說886。所以,對於搖滾樂資訊的攝取,我們幾乎只能仰賴於那幾本雜誌,《通俗歌曲》算是內容最專業、最豐富的一本。它介紹朋克,金屬,后搖和電子,推薦舌頭、昏熱症,痛苦的信仰,pk14和頂樓馬戲團,這些樂隊成員有的眼神兇狠,堅持站在鐵絲網後面拍照,有的顧影自憐,唱歌時只盯著自己的鞋,還有一支如今不便提及名字的樂隊,他們叫嚷著唱歌,「我們都是窮光蛋,我們要吃蛋炒飯。」從《通歌》上,我知道了顏峻,孫孟晉,郝舫和張曉舟,看他們指點江山,出入一個又一個音樂現場。那時候我已經進入大學,與生活時而交手,偶有緩和,大多數時候仍然不知所措,落落寡歡。我從讀者變成了作者,給《通歌》《愛搖》戰戰兢兢地寄送稿件,偷偷摸摸的翻閱新雜誌查找自己的名字,然後敝帚自珍。

《通俗歌曲》中所寫的那些搖滾樂手似乎心裡都有一團火焰,炙烤著他們註定無法留在故鄉的小城,他們都紛紛奔赴北京,於是《通俗歌曲》中會出現樹村、霍營、東北旺的紀實報道,他們真的像那首歌中唱的一樣,「都是窮光蛋」。一切熱鬧都發生在北京,但是《通歌》和《愛搖》的編輯部卻在石家莊,這是一個弔詭的謎團。石家莊是一座尷尬的城市,在京津冀一體化的口號中似乎也沒能獲得更多的矚目,最高光的一刻還是萬能青年旅店唱的那首《殺死一個石家莊人》,它讓那座省會在文藝青年中耳熟能詳,宣傳效果僅次於後來趙雷歌唱的《成都》。

多年之後,石家莊被人們戲謔地翻譯成rock home town――搖滾的家鄉,這絕妙的翻譯在當時並沒有被發明,當時還沒有人總結北上廣或者新一線,大家只是稀里糊塗地生活,至於最重要的兩本搖滾雜誌為什麼會出現在河北省的省會,疑惑一閃而過。我們只知道在一個匱乏的時刻,那座河北省城中的雜誌為我們帶來了一點豐沛的錯覺。

《通俗歌曲》的告別,一個時代的最後一朵漣漪

《通俗歌曲》也好,《我愛搖滾樂》也罷,除了要維繫這個小眾的、脆弱的樂迷市場,還要努力維繫自己賴以生存的獨特方式。他們所用的刊號和發行方式其實都比較曖昧,《通俗歌曲》這一次的突然停刊,也是最終沒能走過這一關,早幾年主動停刊的《愛搖》更加奇特,一直以售賣磁帶和CD贈送雜誌的口徑進行發行,他們擁有音像的合法發行權,於是就變通著把雜誌當做某種附贈的小冊子,雖然於我們而言,都知道是購買雜誌附送磁帶和CD。那真是一個特殊時代的尾聲,很多規則尚且有縫隙,一些人無暇顧及到這麼細枝末節,夾縫中,我們得到了那些食糧,多年來如獲至寶。但有一天它們終將結束。

《通俗歌曲》算是意外身故的――一項並非針對他們的政策,意外地將他們剮蹭在地。在此之前,幾本音樂雜誌陸續關張,人們大都安之若素地接受了結局,它們在精神上已經死去,最終只不過是肉身的告別。其實,《通歌》也差不多早已被樂迷忽略,在有限的人群中殘存一點稀薄的記憶,但從那份通告里仍能看出他們心有不甘,他們說「這麼多年沒有虧損」,所以,如果不是這次意外,《通歌》仍能殘喘一段時日。他們還說,自己一直儘力避開一些應該避開的東西,是啊,我們都儘力避開那些,但有時,那些總會莫名其妙地竄出來給我們致命一擊。

那條停刊通告發布的第二天晚上,我再一次點開了那條微信,我希望看見十萬+的標記,我只是希望通過那個數據確認真的有那麼多人關注這本雜誌生與死,確認自己曾經的青春並不那麼孤獨,但我只看見一片灰白,上面寫著,內容已經被發布者刪除。我坐在那裡突然覺得一切都很奇妙,多年前,我在天津被一本來自石家莊的搖滾雜誌滋養,如今,我在北京對它徒留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