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

四川人能把「樂」字讀出四個音來,就是一種文化


我講一個自己真實的經歷――就是我怎樣去了解歷史和文化的。

四川人能把「樂」字讀出四個音來,就是一種文化流沙河先生,攝影:小甩工作室

這件事情是在1990年代,那個時候,我住在大慈寺路,更早一些時候住在紅星路,在紅星路的附近水東門的幾十條小街開始全部都要拆了,因為水東門是成都最窮的地方,那一帶要把它拆了,修一條大的街。我就每天在水東門那一帶的小街仔細走,仔細看,並且回想歷史。

在百年前,郭沫若坐著木船,從他家鄉樂山到成都來,那個時候他才14歲,完全是個小孩子。我讀他的自傳知道,從樂山到成都全部是木船,木船需要人拉,逆水行舟慢慢向北,夜晚還不能走,走了有好長的時間呢?走了一個星期。我們今天從樂山到成都只要兩個半小時,當時他走了一個星期。當時的人,像郭沫若這樣的少年,要離開他的家鄉走這麼遠,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郭沫若離家,在樂山的一個碼頭,他母親送他上了木船,他就此寫了一首詩:「阿母心悲切,送兒直上舟。淚枯惟刮眼,灘轉未回頭。」他用了遠古的傳說故事,說聶郎從一個小娃娃變成了龍以後,離開他的母親的時候,就是沿著這一條江,曾經九次回頭望他的母親。「流水深深恨,雲山疊疊愁,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游」,他的媽媽怕這個兒子走得太遠了,就不回來了,以後永遠都看不到他了,因此上了船以後,他的母親還對他說千萬不要到外國去。

什麼叫文化,這些我講的全是文化。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在百年前就已經會寫五言律詩,而且寫得這樣好,還會用典,這個在我們今天看來不可想象,在當時最常見,特別是樂山這個地方。

我們所有的四川人應該加倍注意,四川很多古老的語言文化早已經消失了,這是由於明末清初大移民,各個省的人都移起來了,特別是明代末年張獻忠大肆屠殺,整個四川只有樂山那一個角落被當地的一個民團領袖,叫楊展,帶著隊伍死守,張獻忠殺不進來,因此樂山那個地方的人全部都留下來了。至今我們四川留的口音只有樂山一個地方能夠講「入聲」,我都不會,因為我是成都人,不懂什麼叫「入聲」。這些就是最珍貴的歷史文化。

我雖然不懂,我還知道去學,但是可惜了我沒有學過語言學,我也不會講任何外省話,我用最笨的辦法,把我們成都一個經學家,清代末年很有名的,民國時候陳寅恪到成都來,親自到他家中去拜望他,叫林山腴,寫過一本書,叫《入聲考》(此處疑流沙河先生記憶有誤),就是講平、上、去、入。

我們成都人始終不懂什麼是入聲,我就學了那個書也不懂,但是我用最笨的辦法,我把他那部書所有收的入聲字拿來分類,分了八類,就是只有那八個聲,然後死死地記。我為什麼要記它?沒有好多用,但是要知道了這個,你才知道我們曾經經過的道路。真正的四川人保留下的口音只有樂山。

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歷史被毀了,是一個極大的損失,所有我們經歷過的道路,都是有意義的,「the way we were」,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一條路就是歷史。一個民族,有沒有真正的軟實力在於它有沒有歷史,沒有了歷史它就無從抵抗任何異族入侵,有了歷史它就保留下來了。

四川人能把「樂」字讀出四個音來,就是一種文化流沙河先生、王笛先生,攝影:小甩工作室

樂山話中間,有很多說法是我們四川人不懂的,比如人一個坐在那裡,我們都在唧唧喳喳說話,他不說話,樂山人叫他叫「啞默生」,用的是一個「生」,這個「生」就是古話。李白寫杜甫,都說他是「太瘦生」,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字了,這個「生」就是「先生」,「啞默」是他不說話。然後樂山人說一個人很頑固,叫「愚古笨」,什麼叫「愚古笨」?「愚」是愚蠢,「古」是古板,「笨」是不靈活,四川話已經沒有了。這個就叫歷史,也叫文化。

我再給大家說什麼東西叫文化?就是「樂山」的名字。樂山的名字,我有一次聽到他們那裡的宣傳部長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就笑了,他說錯了,「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論語》裡面的,那個字不讀「lè」,讀「yáo」,因為這個「樂」字,如果我自己高興,那就叫樂,我快樂。如果我喜歡音樂,那個字就讀「yuè」,所以我們至今有姓「樂」(yuè)的。如果我來給你表演,使你快樂,又是另外一個字,我們讀「nào」,你看《詩經》裡面的「鐘鼓樂(nào)之」,就是指將鐘鼓演出的隊伍,拿來使現場很熱鬧。如果我自己心裡想什麼,傾向於喜歡什麼,是讀「yào」。所以應該讀「仁者樂(yáo)山,智者樂(yáo)水」。

我馬上就想起巴金的小說《家》,裡面寫的那個頑固老頭,我見到的所有人包括文化人都讀的馮樂(lè)山,我聽就曉得錯了,那個叫馮樂(yáo)山。我怎麼會曉得?我的家族中間,有一個我爺爺輩的人,叫余樂(yáo)山,我小的時候看寫他的名字,寫出來是「快樂」的「樂」,這時我才曉得的。

結果,我們四川人把這個「樂」字讀了四個音出來,這就是一種文化。因為這四個不同的音,使這四個詞的詞義都得到了改變,這也就使我們的漢字、漢語極富彈性,也正是我們的文化。

樂山人想知道「樂山」究竟怎樣來的,就問了好多人。我說你們那個地方,有座山叫「至樂山」,山上曾經有一個道觀叫「至樂觀」,《莊子・外篇》有一篇叫《至樂》,第一句是「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至樂」,至者最也,到達頂峰。顯然,樂山的名字是根據那座山取的,地以山名,只是把「至」字去了,就叫「樂山」。這個「樂山」和「仁者樂(yào)山」毫無關係。像這一些東西,我說實在話,由於只有我們這幾個老傢伙都還在,才能夠了解真實。如果我們不在了,那麼人們馬上就會懷疑那個《論語》上面的「仁者樂(yào)山」應該讀成「仁者樂(lè)山」。

這些全是文化。老實說我本人是新文化的產物,我沒有讀過什麼舊的私塾,我上小學已經是民國二十七年了,教育部都完全把教育改了,那個時候的教育已經相當現代了,我接受的小學、中學、高中教育全是現代教育。

那麼,為什麼我後來又花這樣多的力量去弄這些古典呢?我告訴大家,這不是我自由選擇的,是因為1957年以後我當了大右派,沒有辦法了,而且這個大右派又是毛澤東親自點的名,別人都告訴我,你這個是鐵帽子,沒有改的了。原來我是寫新詩的,搞新文學研究,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想,我這一生還有這樣多的精力要拿來用,用到什麼地方呢?我才開始補課――數學、古代天文學、現代天文學,然後動物學、植物學,還有古代的經學,涉及四書五經的,重新讀,然後鑽研古文字學。這些都是我為了使我多餘的精力有一個去處。所以完全不是我的自由選擇,使我成為今天這樣一個老夫子。

所以你們不知道,剛才你們提到的那兩首詩《理想》和《蟋蟀》,我寫的新詩,如果你們願意聽真相,我就在這裡給你們說。

名叫《理想》的那首詩非常長。我每一次到學校裡面去,那些學生就要來表演――我一去,才走進去大家就站起來一起背誦,他們一背誦我就不能走了,我就只好在那兒站著,站著我又只好低下頭,因為我實在覺得過意不去――這樣多學生在那兒站著。我一想起當初逼迫這些學生去背誦,是如何的痛苦,我深知我背誦不下來,還趕不到這些小學生。我就知道了,他們是在以一種很苛刻、死板的方式教育學生,叫他們背誦。我又背不出,站在那裡我有犯罪感,我說我害了他們,你們快點背完。然後我就後悔了:天哪!如果我當初寫短一些,他們也不可能這樣子辛苦。

是這樣寫的,還有真相,是我奉命寫的,在1986年的時候,北京《詩刊》把我叫去,和其他一些詩人,後來《詩刊》的主編跟我說,團中央要求他們刊物在全國徵文,題目就叫《理想》。我說我不想寫這個稿子出來,但我和他們關係處得好,上頭對他們又有要求,我就說好嘛,好嘛,寫。所以在寫的時候,我就千方百計的想,第一我不能閉著眼睛亂去歌功頌德,我不能閉著眼睛不說真相,那要不我就不寫,但是不寫又不行,因為我們的關係,就只能寫了。我又要寫,又不能得罪任何方面。於是我就這樣寫了,應付著就發了。結果,那時他們發過很多首《理想》,我這首詩被編教科書的編進去了,不是我寫得有多麼好,是他們發現了這首詩押韻,句式長短調和,適合於娃娃背誦。純粹是這樣的,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我說如果我去寫自由體的詩,連我都背誦不下來,那麼我怎麼辦呢?所以無意之間就寫了這首詩,我認為寫得不好,但是聊以自我安慰的就是我沒有使那些娃娃太痛苦,是因為我把音韻平仄適當地調整,句子長短適當地調整,娃娃還容易背誦。後來我問那些小學生,我說你們背起來艱難不艱難?小學生說容易得很,很好背。所以真相就是這樣的。

我希望你們不要讚揚說我這篇詩寫得如何好。可能人家選我這首詩也不是因為我寫得好,而是這首詩作為教科書材料還比較方便,還可能這首詩適合拿來宣傳,既宣傳了又不太招人厭。

四川人能把「樂」字讀出四個音來,就是一種文化活動現場,攝影:小甩工作室

至於另外一首《就是那一隻蟋蟀》,純粹是余光中先生寫給我的信啟發了我,余光中1980年代初期給我寫的信,說他非常之想念四川,然後我就找起朋友,在余先生曾經讀過中學的地方,是在重慶的渝北區鄉下的一個地方,叫「雙龍嘴」的村莊,抗日戰爭從南京遷來了一個中學,就遷到了那裡。余先生就在那裡讀了七年的書。他就說的:我至今還想得起我在四川鄉下聽見的那隻蟋蟀叫,後來我走到海外,到處都聽到蟋蟀叫,我一聽見蟋蟀叫我就想起四川的那一隻蟋蟀,好像它還在那裡叫,還在那裡等我。你看,余光中是一個詩人,他給我寫的信,我一下就感受到了,人家真是一個詩人。我被他感動了,所以才寫了這一首詩《就是那一隻蟋蟀》。所以實在不是我有什麼能力,是別人拋玉引磚,我只是一匹磚,別人一兩句出來就是詩,這些就是真相。所以我知道我不是一個詩人,別人有時候要介紹我是詩人,我說那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實際上我從1990年代起就一首詩也寫不出來了,我就改了行,我去研究中國古代典籍。事實就是這樣的,你們剛才提到的這首詩。

然後,我要說我今天來的目的不是談這個,是因為剛才主持人提到了,我只好做解釋。我是準備用五分鐘來給王笛教授紮起。我這次來的目的早就說過三次,王笛教授使我非常震動,因為我看他從一個小娃娃長大,我記得清清楚楚,每天早晨他的哥哥,是小學高年級學生,他是低年級小學生。他的哥哥端著一個大的鋼精鍋從他們那一邊宿舍到布後街二號院子省文聯的伙食團窗口買飯、買菜。他的哥哥走在前面,他的哥哥還要高一些,已經超過那個窗檯了,而這個小兄弟在後頭根本看不到廚房裡面,還是個小娃娃。

怎麼後來他變得這樣有能耐了?我是怎麼知道他有能耐的呢?是因為他和他的哥哥離開了二號院子,到不同的地方讀書去了,他後來又在什麼地方讀了書,什麼時候出的國,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父親叫王廣源,是我的老庚,我比他父親只大幾小時,這個也不足為怪。學了數學的,曉得這種叫幾率,只要一個集體的人上了365個,就很有可能其中有兩個人是同一天生。那麼,我和他父親除了老庚以外,年輕的時候都在四川省文聯布後街二號工作,他父親在音協,我在創作部這邊,和他父親兩個關係非常好,星期天我和他的父親,還有其他幾個年輕人都到人民公園去逛,這些都是共同的記憶。

我看到他是個小娃娃,但是他以後會是什麼,我沒有放在心裡。直到十多年前,有一次他的父親給我送來一本書。我問:這個是什麼?他說:是我們王老二的畢業論文。我說:嗨呀,都寫這麼厚一本書了啊!他說:人家還沒有正式出版的,王老二給我說的,喊我給流沙河叔叔送一本去。我拿到一看就很吃驚,這本書的題目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我說:老庚,你這個娃娃怎麼會選這樣一個了不起的題目。我本人讀了那麼多的書,沒有看到一篇中國文章來研究這個。王老庚說這是教授給他指的方向。

我心裡就想起一件事情,《南橘北枳》裡面說的,橘這種果物,如果生長在楚國,比如湖北、湖南,就是橘子,這樣大的,非常紅的那個橘子,英文「orange」;如果是緯度往北方移,移到淮河流域以北,對不起,就變了,叫枳,凡是名叫「枳」的都很小。橘子到了淮河流域以北,變成枳,只有這樣大,而且不是水果,不好吃,只能拿來做中藥,中藥叫枳殼。

我一下子就想起這件事情,同樣是一個人,把你放到不同的地方,他就會變成不同的人。所以我認為先有地靈才有人傑,而不是倒轉來的。一片土地,一種文化,只能產生什麼樣的後代,這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他很幸運,遇到了中國百年來國門大開的時候,很多留學生到美國,到歐洲,開創了那麼多歷史。

四川人能把「樂」字讀出四個音來,就是一種文化流沙河先生、王笛先生,攝影:小甩工作室

各位年紀輕,不太有好多對比的感受。我是三十年代生的人,四十年代的青年學生,五十年代的青年幹部,我和他父親都曾經是共青團員,還一起過組織生活。我們學了些什麼?我說我寫新詩,怎樣宣傳,宣傳要符合怎樣的口徑。我在年輕的時候,還有人說這個青年詩人非常之了不起,我也曾經誤會過,我自己也感覺良好。後來經歷了中國這幾十年來的各種風波和各種機遇,重新回頭,認識了什麼叫文化,什麼叫中華文化,什麼是中華文化中間我們應該好好珍惜的,什麼是中華文化中間失敗的東西。

王笛教授本人在我眼中就是一個文化是要靠什麼環境所形成的活生生的典型。我對1980年代後來叫鄧小平時代評價極高,就是他打開了國門,把好多青年娃娃送出去讀書,像王笛教授這樣的中國已經有千千萬萬了,國家的前途就在這裡。我本人已經無能為力了,因為年紀大了。

後來我把這個話告訴王老庚,我說:王老庚,我們這個布後街二號院出去了這樣多的娃娃,我最看得起的只有你這個王老二!

(本文根據流沙河先生在騰訊大家・天府文化年度沙龍「大家之選:城市文化生命力與互聯網時代的寫作」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