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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面對校園慘劇時,看到的是什麼?


2017年聖誕節,西安交大博士生楊寶德躍入灞河自殺身亡。在之後新聞報道對楊寶德博士生活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師生關係:

對於楊寶德來說,他的日常是需要給他的周姓導師拎包送水陪逛超市從停車場接送、去周家擦車裝窗帘打掃衛生、為周教授熟人的孩子做家教、作陪吃飯並在飯局上替她擋酒。在被公布的師生微信對話截圖中,我們看的是周教授以「臭小子」這種既不專業也不得體的嚴重越界方式稱呼楊寶德,師生對話里幾乎不見學術科研的傳道授業解惑,卻十分不缺教授對學生私人生活的挑剔評價。

在楊寶德生前給碩士導師的信息里,我們看到的是他的科研時間被嚴重擠占、在學術方向上沒有得到有效的指導。雖然我們或許並不能完全斬釘截鐵地宣布希么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是楊寶德曾這樣寫:「自從轉了導師,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我不會拒絕人,基本上老師讓我乾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幹了」。

當我們面對校園慘劇時,看到的是什麼?新聞圖:楊寶德與導師的聊天記錄

高校師生間畸形而絕對的權力關係嚴重傷害了學生的發展和康樂,楊寶德的悲劇並不是第一次。在與「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幾乎同一時間裡的另一條新聞,是北航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自己曾經的導師、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

因為羅茜茜與她的同伴們長久的努力、勇氣、堅持,陳小武被撤銷「長江學者」稱號――然而這樣的處理結果,還是太遲了一些:在這之前的十數年裡,陳小武多次性騷擾侵犯自己的女性學生。楊寶德生前說,自己無法拒絕導師的不合理請求――而羅茜茜在校時,因為自己的拒絕,受到了來自陳小武的阻撓和報復。

在本科階段后的師生關係里,掌握著大量學術資源的教授在很多時候對於學生而言具有絕對的權威:導師一人往往就能夠直接決定自己學生的課題進展、文章發表、畢業進程。在以這樣的權力關係為底色的互動中,學生處於極其弱勢的一方,倘若一旦面臨來自導師的不合理要求,學生往往要麼是覺得自己無法拒絕(比如楊寶德),要麼是在鼓起勇氣拒絕後,遭到來自老師的打壓和報復(比如羅茜茜)。

當我們面對校園慘劇時,看到的是什麼?

楊寶德自殺后,西安交大在回應中表示要「汲取教訓、反思工作,並以此為戒,全面梳理研究生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環節,進一步加強育人管理和服務,全面保障學生的健康成長」;在北航對陳小武處理決定的通報中,學校表示要「以此為鑒,制定相關實施細則,健全相關機制,進一步加強師德師風建設」――這樣的通報固然表達出了學校正視問題的意願,然而我們仍然需要追問的是:儘管通報回應里的「全面保障學生的健康成長」「健全相關機制」聽上去很美,然而這些「保障」與「健全」,大學將如何推動實現、採取何種具體措施、落實的時間線又是什麼?在不平等師生權力關係普遍存在的情況下,這一系列問題,也不僅僅只有西安交大和北航需要給出一個答案。

建立完善師德學風固然重要,然而在任何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寄希望於「上位者」的高尚道德情操以期實現某種約束,本質是治標不治本的。只要高校導師能夠近乎決定性地主導學生的學術發展進程,就難以根本杜絕一些教師對這一權力的濫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重要的是需要能夠在高校內建立起對學生權利康樂的制度性、機制性的保障。

當我們面對校園慘劇時,看到的是什麼?

首先,導師對於學生的研究方向選擇與學術路徑發展固然至關重要,然而對學生的考核和評估體系,同樣需要避免成為導師的「一言堂」、避免學生始終只能獲得來自導師一人的支持投入、避免導師一人就能對學生的學術進展「一票否決」。

以我自己的經歷為例,在讀博士的幾年裡,每年春季學期我系都會對在讀博士生的學業進程進行核定,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走在符合培養要求的「正軌」上――這一評定過程,由全系教授共同參與:導師的聲音分量固然重,但與此同時,其餘教授也都需要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價與建議。這樣的模式不僅保證了學生能夠獲得多方位不同角度的反饋,也保證了對於任何一個學生而言,不僅僅只有導師一人「說了算」――在導師之外,仍然有其他教授對學生的發展負責、為學生的學術發展提供幫助。

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學生和導師的磨合過程亦是如此。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學生在碩博研究階段有更換導師的需要,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在碩博培養過程中,通過制度操作,保證學生始終能夠獲得來自多位教授的支持,也就保證了一旦類似的需要出現,學生始終不至於成為一座漂浮無著的孤島。

當我們面對校園慘劇時,看到的是什麼?

其次,對於學生而言,高校需要能夠提供多元的支持系統。換言之,當一個學生需要幫助支持時,可以向誰求助?

研究生院的氛圍,以及學術圈鼓勵的素質,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總利於人的心理健康與快樂。研究生院里的壓力,是持續的、滲透式的。讀研究生期間,沒有了明確的「上課下課」「上班下班」「周中周末」的界限,要寫出好論文、要發表、要找工作養活自己――於是這樣的壓力很容易就貫穿了生活的每一刻。加之學術生活(或者說學術界),鼓勵的是自我懷疑、是自我與互相的批判,這種「批評多於建設」的氛圍,也成為了壓力的源頭。

2009年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探討研究生院心理健康的文章,引用了一組數據,基於2004年對加州伯克利大學的調查。結果顯示:67%的研究生報告,在過去一年裡至少有一次覺得「毫無希望」;54%的研究生「重度焦慮,難以正常工作生活」,而接近10%的研究生說,自己考慮過自殺。2017年《科學》報道的一項新研究稱,基於對3659名比利時學生的調查,約三分之一的博士生有患上精神障礙(比如抑鬱)的風險。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開始關注學術圈心理健康議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呼籲碩博士生們「善待自己」「珍惜生命」,終究只是問題的一個小側面。同時需要,甚至更需要的,是高校能夠提供系統的、有質量的心理諮詢服務、支持、幫助。

而與「學生需要幫助時可以向誰求助」這一問題一脈相承的是:當一個學生遭受不公正對待甚至傷害時,是否有可信、保密、公正的申訴渠道?羅茜茜勇敢地站出來打破沉默,然而她的經歷遭遇卻並非孤例與個案。 北航雖然對陳小武做出處理,然而這是在他長達十數年性騷擾女性學生后,極其遲到的後果。而以北航陳小武為代表的一系列高校性騷擾事件,應該讓我們看到建立預防消除校園性騷擾、性侵犯、性別不平等機制的重要性。

在校園內來自師長的不公正對待與侵害,從某種意義上說摧毀的是學生對於學校作為一個機構的信任――受到侵害后不知向誰說、擔心發聲后遭到進一步打壓和報復,於是不得不選擇沉默。因此,高校內建立可信賴的調查監督機制以保證學生權益,格外重要。

當我們面對校園慘劇時,看到的是什麼?

在楊寶德的悲劇發生后,有一種聲音表示,「不就是幫老師看一點活,有什麼了不起,至於嗎」、甚至認為楊寶德因為這些不合理要求感到的痛苦,體現的恰恰是他的「不懂事」「情商低」。在不平等的師生權力關係下,一些導師眼中的學生,是潛在的情人性獵物、酒桌陪客、免費勞力、自家或熟人孩子的家教保姆等等等等,卻偏偏就是不是學生、青年同事、成長中的學者。

而一旦內化了這種權力關係,一些學生甚至以被導師如此對待為榮,認為是一種「偏愛」是自己「會來事」「會撒嬌」。對於高校而言,碩博培養的立足點是為了誰?培養學生,是為了培養新一代具有獨立反思批判精神的學者,還是僅僅為了充實壯大自己的學術門閥?歸根結底,這裡的問題是:當我們面對自己指導的學生時,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羅茜茜在對陳小武的控訴中,有一點我印象很深:她說自己原本對學術研究有著極大的興趣和熱忱,然而因為陳小武這樣的導師,「從此和科研是陌路了」。而對於楊寶德而言,他的學術理想與志向,也在2017年聖誕節徹底走到終點。應該能夠讓學生夢想啟程的大學校園,成為夢想墜落的地方,應該為學生髮展添翼的教師,成為折斷羽翼的人――這樣的徹底的失敗,無論多少「大樓之大」「經費之多」,都無法彌補。

原標題:《當我們面對學生時,看到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