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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楚新、张迪】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一期专题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以52页的长篇巨幅,选出了50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的标准是:

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二十年后,再来回看这份名单,其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但不少人最后变得平庸泯然,“美德和贡献”并没有“超过大多数人”。

连带着被简称为“公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失去了原本的正面意义,成了暗含讽刺意味的词语。

时代在进步,信息传播的“液态化”流动极大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精英”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公知们也开始改变“作战方式”,利用网络空间碎片化、情绪化的传播规律和氛围,用“反装忠”的手法巧妙设置网络议题,在情绪先行的后真相时代,通过情感动员扰乱话语空间,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感和畏惧被主流话语所认可的议题、对政府治理和社会制度产生质疑,制造新的分裂和对立。

伪装和变异

正如前文所说,公知体也在不断“进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国民心态的逐步成熟,传统以谩骂、人身攻击等诱发公众极端情绪的直白“公知体”越来越失灵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知体”通过植入其它社会思潮催生出新形式、新样态,改变了原来目的清晰、意图明显的话语认知战策略,转而以“隐藏目的”“淡化目标”作为影响舆论的全新理念。

“公知体”以极强的隐蔽性手段和伪装的表达方式,参与、搅动着国内“社会认知战”的形势,引导和塑造着公众认知,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态度、判断和行为。

“公知体”变得越来越隐蔽和伪装,参与、搅动着国内“社会认知战”的形势

极端爱国主义就是这类“公知体”的显著标签。

就拿最近刚刚发生的苏州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事件为例。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上激起了一波对义和团和爱国主义的讨伐,细想这背后就是“公知体”认知作战方式的伪装。

按照正常的逻辑,胡友平女士在挺身而出那一刻,不会还要在心里权衡一番“日本人该不该救”,但到了一些人嘴里,这种体现“中国人民善良和勇敢”的行为,却变成了“抗日锄奸”,甚至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美化暴力行为,这种话语逻辑的表达方式与民族主义话语表达合流,衍生出历史虚无主义。

事实上,“公知体”所倡导的“人民”概念是基于对某些批判目标和共有的情绪态度的一种虚拟认同,我们姑且称之为“想象共同体”。

然而,这个“公知体”引领下的“想象共同体”,并没有真正融入维护社会秩序和共同福祉的道德准则,他们只是沉浸在极端性的抱怨和不满中,并没有体现出纪律化的道德行为。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一旦有突发事件和特定议题时,为什么会突然而又自觉(有组织)地在互联网上出现情绪发泄浪潮,甚至连话术都能很快统一;也不会奇怪,这些声音又可以突然而又自觉(有组织)地在制造裂痕之后销声匿迹,因为“公知体”本身缺乏持续稳定的情怀交流,因此也很难在集体价值目标指引下拥有持久凝聚力。

这种所谓的“人民集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公知体”通过其言辞与行动构建的产物。他们依靠共享的批评焦点和情绪反应来打造一种表面的同质性,使众人笃信自己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旨和利益的集合体。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身份认同通常仅限于感性的、短暂的层面,并没有深入的思索和理性的剖析。

看似是互联网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每一次这样的操纵之后,共识就在一点点流逝、信任也在一点点崩塌。

塑造和利用

最近几日,“油罐车混用事件”又引发了一波舆情讨论,在这其中,我们也能看到熟悉的“定体问”式表演。

粮食安全重不重要?重要。监管缺失应不应该罚?应该。事件发生后,中储粮很快表示“开始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涉事地方政府廊坊、天津市监部门纷纷回应,国务院食安办也已经组织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此事。

但很快,我们也看到一些言论“用力过猛”,从一个油罐车出发,上升到质疑否定整个国家制度。

这些言论,映照出当前社会中一些民众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一种简化和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容易被一些“公知体”的极端言论和观点所引导,形成一种短暂的、情绪化的集体行动。

这种行动往往缺乏持续性和深入性,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恰恰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代网络舆论场中,“公知体”的推动者与互动者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存关系。推动者们通过选取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网络话题,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意识地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这种由“公知体”所推动的议题设置,其内含的利益驱动往往不易察觉,并伴随着一种互相依附的互惠联系。

“公知体”议题最倾心的是那些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关于民生疾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进行加工和编造。它们巧妙地迎合了公众对弱者的同理心,激化了人们内心的不满与仇恨情绪,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舆论的集中爆发。

这样的操作,无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扩大舆论影响力。有时他们会采取极端立场,制造和放大民众对政策不满的情绪,通过渲染个别不利案例来挑起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这种情形下,舆论的煽动并非是为了寻求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为了追求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如增加网站点击率、提高自媒体的广告价值等,当然也不排除背后有别有用心者。

极端的螺旋

“公知体”通过虚拟的身份认定、占领道德至高点等方式,来证明自身言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了强化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保持队伍的“战斗力”,他们还构建出一个所谓的“中心地带”,以这种方式暗示成员甄别出所谓的“他者”,任何超出这个“中心地带”的行为都是值得和应该被抨击的。

在胡友平事件中,海外华人或者来华的外籍人士就是他们认定的“他者”,可以肆意进行抨击,看似正义凛然,实则无所顾忌。

“公知体”正是通过历史、民族、人民、公共利益等这些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构建共同排外对象,并试图建立起一个看似团结的“爱国群体”。他们追求极端的同质化和地域归属感,以确证“我们中国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但“他者”环境下的爱国主义则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呈现,进而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分歧和恐慌,破坏社会团结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公知体”本身所暗含的特定话语方式和语言结构,其所聚焦和讨论的更多是社会负面问题,揪住一个社会负面问题便开始进行大张旗鼓、正义凛然的穷追猛打,选择性忽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冷嘲热讽。这种“批判性”的根源来自“公知体”的本质——基于对中国发展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采取一种全盘否定式的情感宣泄。

这种非理性的批判只破不立,通过无端“扣帽子”过激言行,将“人民”和“危险的他者”简易化成标签随意张贴。煽动性的话语和情感裹挟着大量不明真相的“无名氏”和“盲从者”,在网络空间进行着集体的狂欢。

这种集体道德的无意识,让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声音在网络空间和现实层面愈演愈烈,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声音也越来越趋于沉默,形成极端的螺旋,扰乱了健康的舆论环境。

填补互联网意义真空,消除“公知体”的生存土壤

填补意义真空

二十年过去了,“公知体”并没有消亡,反而打响了一场新的“社会认知战”。但我们在认清了公知体的变异和危害后,也就不难找出应对策略。

在“全员媒体”时代,“认知战”的胜利和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离不开我们每一个网民理性的参与和共治。通过技术赋权提高普通公民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权力,拓宽公众参与线上线下意见表达的空间和渠道;通过打造主流价值与个人情感共振的交汇点,以个人发展弥补主流宏大叙事下的微观叙事,以自觉性的全民共治视角有力应对国内“认知战”。

开展“社会认知战”,必须丰富国民意义世界的集体性内涵,培育基于意义与经验的政治国家认同,加强对国民行动目的的社会和集体意义引导,弥补意义真空。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深化公众对于自身所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从而形成一种更加深厚和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表面的一致,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同,它能够让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时,有更加坚定和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行动指南。

这不仅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教育,也包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教育、媒体、公共讨论等,来引导公众思考何为正义、何为善良、何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

后真相时代,纷繁复杂的互联网舆论场域下,主流媒体也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权威之力,及时报道事实真相,积极回应舆论关切,最大限度遏制非理性情绪的扩张。

面对网络舆论场中的众说纷纭,观点偏颇现象,主流媒体需要提高舆情研判能力,辨明网络话语中的“公知体”倾向,以权威观点、客观事实及时进行舆论纠偏,从跟随“节奏”到主动设置议程、“开发”议题,凝聚社会共识。

当这些意义空间被填补之后,“公知体”自然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