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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校的消失和一個校長的淡出,一切好像沒有發生一樣|2018 故事⑩


「記錄普通人的行動和日常生活,」沃爾特·哈林頓說,「在我們的行當里,這種記錄太少了。這種故事記錄人在生活里尋覓意義和目的時的行為、動機、感情、信仰、態度、不滿、希望、恐懼、成就和渴望。它們幫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裡的位置。」

他曾經寫過一個故事,「這家人的十幾歲的男孩兩年前自殺了。我努力向他們解釋我想寫的那種故事,探究要達到的深度。父親聽了許久,最後說,「這麼說,你想知道我在安靜房間里祈禱時心裡想什麼。」」

哈林頓說,最簡單的形式就是:人怎麼生活,他們看重什麼價值?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組成了這個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新欄目。

願意聽陳恩顯說話的人越來越少了。

陳恩顯如今早上八九點才起床,下午在家看書、寫東西和看電視,晚上還是看電視。相比於過去早上要 5 點起床,在學校里忙活一天,陳校長如今清閑得無聊。

「反正這幾個月吧,這件事可能越來越淡出了大家視野,好像沒有發生一樣。這挺可怕的。這麼大一個事情,過去了就淡忘了。」

56 歲的陳恩顯是河南息縣臨河鄉張寨村人,個子不高,瘦,鬢角發白,講話帶點口音。

1998 年 8 月陳恩顯創建北京市石景山區流動兒童學校。

2018 年 8 月,這個已經改名為黃庄學校的北京規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學校黃了。

1.

這所學校是陳恩顯的驕傲。

在他創辦和參與的近 20 所民辦學校中,這是時間最久也是發展最好的一個。佔地面積 1.2 萬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 8900 平方米,設有幼兒部、小學部和初中部,教職工 120 多人,在校生 1800 餘人,從這裡畢業的學生粗略算下來有上萬人了。


驕傲還來自於它獲得過的榮譽和支持。

石景山區政府曾經為了這個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提供過幾百萬元的支持;有一個 NBA 中國捐建的操場;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為它捐獻過設備物資; 2011 年,黃庄學校上了國務院立項的《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成為中國對外宣傳自己「繁榮發展、民主進步、文明開放、和平和諧」的一個例子; 2017 年,因為解決了數萬名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被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民生周刊》評選為「 2017 民生示範工程」……

這讓黃庄學校看起來像是一個主流社會頗為認可的學校。

陳校長在這一段時間裡也被評上過「全國百名優秀校長」;他和同鄉、行知學校校長易本耀曾代表打工子弟學校去國務院向領導彙報情況;他還是北京民辦教育協會打工子弟學校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還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

有那麼幾年,民建石景山區工委科教支部副主任陳恩顯校長看起來也像是一位成功人士。

但是, 8 月 10 日,一學期的課結束之後 33 天,黃庄學校大門被封了。

2.

房東不想再租給他了。

跟很多突然停掉的生意的說法一樣。

進一步的解釋是,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到期。


石景山區教育委員會和黃庄學校的土地出租方北京金都園林有限責任公司——也是封住大門的機構——說,黃庄學校被強制關停的原因是它的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到期且不再擁有土地使用權。

陳恩顯的說法是這樣:黃庄學校的辦學許可證到期時間是 2018 年 3 月。當時,他曾向石景山區教委申請辦學許可證年審,希望換髮新證。按照慣例,年審合格後,黃庄學校的辦學許可證可以續期 3 年。但是,石景山區教委那時沒有給他發新證,只是在原許可證有效期限處手寫將辦學許可證延期到 2018 年 8 月。

「當時我們沒有多想,我也曾經問過人,辦事人員給我說,金都園林公司要拆遷,如果不拆遷,我們再給你辦。」

中共石景山區教育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孟雲在接受財新網採訪時否認了陳恩顯的說法,稱「黃庄學校在辦學許可證到期後並未向主管部門申領新的辦學許可證,主管部門出於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的目的,按照正常教學周期將其辦學資質延期到 8 月」。

關於土地使用權,金都園林認為,黃庄學校有轉租與違規建設等違約行為,所以才提前解除原定 2025 年到期的租賃合同。轉租指的是黃庄學校和北京大公館合作建設雙方的職工宿舍樓,其中一、二層由學校使用;違建指的是黃庄學校對原有幾十間廠房和大棚的改造,以及新建了 60 間教室和部分教學用房。

陳恩顯不認同金都園林的說法,稱黃庄學校在 2007 年已經和北京市園林局綠化處西南郊苗圃(金都園林前身)簽訂協議,同意其轉租部分土地。至於違建,他承認其中只有部分房子具有房產證。不過他稱,問題是金都園林也沒有按照合同規定協助黃庄學校辦理所需的相關手續。

陳恩顯猜測,金都園林可能是出於利益的考量才選擇提前終止合同。

黃庄學校所在地 13 年前才 1 萬多 1 畝,每年總租金不到 20 萬,而現在周邊土地租金已經上漲到 1 畝 8 萬左右。

「它把學校拆了以後,隨便蓋棟樓,一年幾百萬、上千萬租金很容易。這邊一般的租房,租金每平米每天 2 元以上。」

黃庄學校正式關停日期是 2018 年 8 月 13 日。


關停 41 天前,黃庄學校舉辦了 20 周年校慶,教育部原副部長郭永福、全國工商聯原主席王志國等人都有參加。

關停 10 天前,石景山區教委和金都園林告知陳恩顯,黃庄學校將被關停。

關停 6 天前,黃庄學校內出現關停和分流的告示。

關停 4 天前,金都園林發布通告稱,將從 8 月 10 日起收回土地,並限制人員進入,適時強制斷水斷電,要求學校相關人員搬離。而且,金都園林將給予配合搬離者一次性搬離獎勵,教師與學生均為每人 2000 元。

關停 3 天前,金都園林在學校大門處焊了鐵門,將學校封鎖。

關停 2 天后,金都園林又在校門口張貼了給黃庄學校住戶的一封信,告知 8 月 24 日將停水停電,已領取搬離獎勵的住戶 8 月 19 日前搬離學校,其他在校住戶最晚於 8 月 24 日搬離。

3.

學校停了以後,陳恩顯去過三次學校。第一次是 8 月 20 日,他想拿些東西,發現後面跟了一趟保安;第二次是 8 月 25 日,有媒體希望拍些照片,他是躺在汽車後備箱里進去的;第三次是原本應該開學的 9 月 1 日,也是他最後一次進學校。「不看還舒服一些,一看就更難受」,他的「腦子發熱了,想向社會呼籲,引起社會重視」「心裡特別難受,控制不了自己」——抗議,寫了血書,「救救黃庄學校」……這一次保安發現並控制了他,報了警,在派出所里待到晚上 8 點才回家。

那一段時間也是媒體採訪最多的時候。有 10 多家媒體在那 20 來天里找到他採訪,但最後發出來的並沒有那麼多。

9 月之後,就沒有人找他了。


4.

1998 年,河南息縣第二高級中學歷史老師陳恩顯到北京探親訪友。

北京一個多月,陳恩顯觀感如下:

老家在北京打工的人很多,但是孩子在北京上學很難;田間地頭和舊貨市場里常看到一群群無學可上的孩子;參觀同鄉易本耀夫婦創辦的行知打工子弟學校時,看到學校因無力擴大校舍拒收了 300 多名學生……

在那之前,他曾經停薪留職在廣州一所貴族學校當過 1 年半的老師。廣州的貴族學校學生一年交六七萬學費;農民工子女要去北京的公辦學校,一年得交六七千贊助費,許多家庭都交不起。

自稱讀書人的陳恩顯覺得讀書改變命運,覺得來北京辦一所學校是個機會。

那時,陳恩顯在縣城有套學校分的 40 多平方米的房子,兒子在縣城上學,妻子也有安穩的工作,在縣城一所小學當老師。三口之家的「小日子過得很舒服」,犯不著冒丟工作的風險去北京創辦學校。

「我的優點、缺點就是比較犟,認準的事情就要干。家屬反對,反對也不行。我找個借口,走出來了。我都不回去了,她也拿我沒辦法。當時校長說,你要出去,就開除我。開除就開除,所以當時腦子一熱,不管了。」陳恩顯回憶。

於是,他背著家裡,辭了職務,帶上幾千塊錢,前往北京辦打工子弟學校。

考慮到生源,陳恩顯把學校選址在外地人的聚集地之一——北京四環外的黃庄村。在八寶山農工商公司戴姓經理的幫助下,陳恩顯租到了辦學場地。場地是一個廢棄院子,房屋面積 200 多平方米,一年租金大約 2 萬。他把房子改成了 4 間教室,招了 4 個老師,親戚負責做飯,石景山區流動兒童學校——後來的黃庄學校,就這樣成立了。


5.

在 20 年的北京辦學歷史中,這一次黃庄學校有幸運的一面。

1800 余名學生和 120 多名教職工被分流。

陳恩顯稱,只有一半的學生成功被安置。這個數據和石景山區教委 2018 年 8 月 14 日發布的分流安置登記人數 924 人,相差不大。他估計,流失的 900 多個孩子要麼回老家,要麼自己找學校。

12 月初,他專程回老家調研過一次,發現近期流動人口從大城市把流動兒童送回老家當留守兒童的確越來越多。「老家的公辦學校進去很難,地方上農村的民辦學校基本爆滿」,所以朋友在勸他「回家辦一所留守兒童學校」,肯定不缺生源。

相比其他打工子弟學校的關停,陳恩顯覺得,黃庄學校是最獨特和幸運的。因為學校的老師拿到了補償,一年補一個月工資(老師一個月的工資約 5000 多塊錢),而且基本都能得到安置。「這是全北京市唯一的。」

幸運是與上一次相比。發生在 2006 年前後的集中清理,陳恩顯光是在石景山區就損失了兩個學校。

2005 年 9 月,北京市教委下發《關於加強流動人口自辦學校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扶持一批,審批一批、淘汰一批」的政策思路,各區大量打工子弟學校被取締。陳恩顯的學校也不例外。當時,他在石景山區創辦了 3 所學校,學生人數達 5000 人左右,但 2006 年,黃庄南校和科陽希望學校均被關停,只剩唯一一所黃庄學校。

「那時的心情也難受,但是沒辦法,至少還有黃庄學校。而這次我心裡更加不舒服,更加難受在哪呢?辦學條件那麼好,政府、社會支持那麼多,學生那麼多,國際國內影響都有的一個學校,它怎麼可以輕而易舉地關停。」

陳恩顯的另一層擔心,雖然老師得到了安置,但這種安置只是臨時性的——「就簽兩年合同」——「它是臨時過渡,不是長期要辦下去的,不再招新學生了。隨著學生減少,老師自然就被淘汰了。」

他最近還聽說,安置學校里沒有北京學籍的學生,可能均要被勸返回學籍所在地學校上學了。此前,黃庄學校 1800 余名學生中只有 1/6 有北京學籍。擔心又加重了。


陳恩顯自己目前沒有拿到任何補償。如果拿到了,他希望用這筆補償重建黃庄學校。所以這幾個月的時間,他一方面在休息,另一方面也去北京周邊考察。因為他知道,想在北京建打工子弟學校太困難了,應該去新的流動人口聚集地辦學。具體來說,現在很多流動人口聚集在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帶。他想在河北的固安、燕郊、涿州等地重建黃庄學校,恢復社會組織之前的援建項目。

很多親戚朋友都勸陳恩顯不要再糾結這件事,不要再接受媒體採訪。「政府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吧,賠你一點是一點,不賠就算了,你也有吃有穿了,乾脆啥都別幹了。」

陳恩顯把重建學校當成後半生的一個「最大訴求」。杠在這裡了。

6.

「這一次,有的領導也對我說,你太犟了。實際上,這是個認理的問題。我認一個啥理?流動兒童上學太難,需要建立學校。現在流動兒童,包括留守兒童越來越多,這終究不是個好事。現在一些因素加劇這個東西,可以說是對低收入群體的不公平。我覺得農民工子女教育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

作為 20 年打工子弟學校的創建者,陳恩顯校長得出這結論很正常。

1998 年 3 月,國家教委和公安部頒布《流動兒童就學暫行辦法》,允許流動兒童進入民辦學校以及專門招收流動兒童的簡易學校接受教育,並提出「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

1998 年 8 月,陳恩顯的學校成立,第一學期就招到了 150 多名學生,每人每學期 300元; 1999 年 9 月,學生 800 人;2002 年 9 月, 1600人,增設初中部; 2003 年 3 月, 2000 人左右, 11 月又增設了幼兒部; 2005 年 9 月,黃庄學校的學生到了 3100 人,那時就已經成了北京規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學校。

經過兩年低潮, 2008 年,打工子弟學校重新得到發展空間。那一年,國務院提出隨遷子女入學應以「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應批准辦學條件合格的學校獲得合法辦學資質。

第二年,黃庄學校獲得了辦學許可證,又開始迅速發展。


那被陳恩顯稱為人生中最高興的時候。「我記得審批以後,我立即把學校領導、親戚朋友請到一起,一桌人大喝一場。瘋狂,都喝醉了。」

陳恩顯很願意回顧這樣的巔峰時刻。

「一是政府的支持。 2009 年後,政府給我們撥款,修房子,捐桌椅板凳,支持很大;第二,社會支持很大;再加上我們自身的努力。黃庄學校的辦學水平和硬體設施遠遠超過我們家鄉普通的公辦學校。」

「北京好人多」,陳恩顯會提到沒有戴經理的幫助,就沒有最初的辦學場地;石景山區教委一些領導的寬容,躲過了 2006 年的整頓,後來還給了辦學許可證;辦幼兒園第一天,有個 50 多歲的李姓當地人送來一車玩具給學生……

陳恩顯也有足夠的時間總結自己——相比一些文盲校長,他是老師出身,比較擅長管理教學;相比一些賺了錢就裝進口袋的校長,他更願意把盈利的錢再投進辦學中,改善辦學條件、擴大規模,形成規模效益。

……

現在,當然都停了下來。

7.

看電視的無聊生活之外,陳恩顯就是給各個上級管理部門寫信反映情況,希望引起對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重視。

寫信有的時候是管用的。


2017 年,北京提出全市要拆除 4000 萬平方米以上的違法建築。 8 月,金都園林告訴陳恩顯,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和拆除違建,要收回黃庄學校租賃的土地。

「他們甚至把推土機開到大門口,要把大門推掉。」陳恩顯回憶。

那一次,經過媒體報道和給上級部門寫信等多種方式,學校最終得以倖存。

「我們也感到渡過難關了。沒想到, 2018 年 8 月份出現這一幕。」

這一次,寫出的信大都又回到石景山區。

石景山區教委等機構已經跟他談了五六次,但雙方各執一詞,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他們有他們的理由。唉,這個理由誰來評判呢?我們很絕望。」

現在,陳恩顯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覺得自己說話起不了什麼作用。

8.

20 年裡,校長陳恩顯的職業角色、民建成員的社會角色,與 20 年前的高中歷史老師不可同日而語了。

20 年的辦學也提高了陳恩顯的經濟地位,使其「不愁吃不愁穿」。他的親戚、朋友,還有家人,也都加入到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中來,改善了生活。他的大姐陳玉英在北京通州區辦了新未來實驗學校、妻姐萬素萍在北京海淀區辦了永豐實驗學校等。

「你如果把我們當成逐利者,我們也不反對,肯定要賺錢,不可能一點錢不賺,也賺了錢。但是,我們賺的錢主要還是為了投資辦學。咱們這麼低的收費,解決那麼多孩子的上學問題,公益性應該還是大於盈利性。」

陳恩顯稱,辦學過程中,比較難的是達到上級各個部門的要求。「哪個部門來檢查,你都得趕緊去應付。部門多了,公安、城管、衛生、消防、教委……人家領導來檢查,你得改進。房子的安全,你得考慮。」

他最忙的時候是假期,因為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修繕、添置、維修、規劃學校的房子。

「老師的工資問題,家長減免學費啊,平常有啥困難都找我。我好說話。我自認為我是心地善良,有時候見不得人家困難。一說困難,我就簽字。」但是,他也承認,自己「平時不發脾氣,一發脾氣控制不了自己」。

回看 20 年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興衰歷程,陳恩顯覺得,「北京發展得快,拆遷太厲害了,是一個主要因素。說穿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政策。政策要是寬鬆,政府支持,拆遷可以解決,換地方就行。像廣東比較支持學校,干幾十年都有可能,發展得比較好,而在北京辦學校,變化太大。」

黃庄學校被關停後,陳恩顯在北京只剩一所在通州和人合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其餘學校都在 20 年打工子弟學校興衰的歷程中先後消亡,常營實驗學校、馬各庄實驗學校、東壩實驗學校、莘庄實驗學校……

「北京關停打工子弟學校都是統一的借口——存在安全隱患;房子不合格、違章違建;非法、沒有辦學證。反正我被關停學校多了,也就三種情況。」他說。

9.

閑下來的陳恩顯看書寫文章,現在可以把陸銘的一些觀點掛在嘴邊。

「一個國家的持續發展,未來永遠在今天的兒童那裡,中國要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 6000 多萬留守兒童和城市裡 3000 多萬流動兒童,就是一個龐大的潛在的人力資源。如果這 1 億人口能夠在今天得到良好的教育,那麼,他們就是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人力資源,如果他們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那麼就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和隱患……」

這段話出自陸銘為《風中的蒲公英:中國流動兒童生存報告》一書所寫的序言。陸銘是《大國大城》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他對大城市的學術觀點與如今政界主流城市發展觀念頗多不同。

「我從農村到北京來,辦打工子弟學校,獲得了很多。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出來說點話,感覺良心上過不去。我雖然是一個普通人,但也有點憂國憂民的情懷。看到如此大的群體——流動人口、流動兒童、留守兒童所處的狀態,心裡很不是滋味,感到悲痛。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不但影響到孩子的一生,也影響到家庭,甚至對國家的發展也極為不利。我記得一個法國電視台記者說過一句話,多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未來就少一所監獄。」

陳恩顯現在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良心」。

法國人顯然不大會說出「打工子弟學校」這種概念,這句話有人認為出自維克多·雨果——「多一所學校,未來就少一所監獄」。

題圖為辦學初期的黃庄學校學生,長題圖為辦學初期的陳恩顯,來自:陳恩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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