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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個春天》奔波的導演陸慶屹,說自己來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玩的


貴州人陸慶屹仍然在為自己拍攝的《四個春天》賣力推廣。

從 12 月 20 日到 1 月 11 日,宣發團隊一共安排了 17 場路演。同時進行的各類通告,圍繞電影和 1 月 1 日出版的同名新書《四個春天》展開。相當於每一到兩天,他就要飛到另一個城市。

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採訪的當天,陸慶屹剛從路演的上一站濟南回京,來參加當晚的電影首映禮。下午三點多,在萬達酒店,他拆開工作人員送來的烤鴨外賣,左右沒有翻到筷子,乾脆上了手。他兩頰泛著紅暈,煙一根接一根。他說自己是個「工作狂」,過去十來天在全國各大城市路演時,幾乎每天只睡 2 小時。

《四個春天》是紀錄片,拍的是陸慶屹父母的生活日常。影片前期的拍攝、剪輯由陸慶屹一人獨立完成,並在 2017 年底參加了西寧的 FIRST 青年影展,獲得了最佳紀錄片;之後又入圍台灣電影金馬獎,獲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剪輯雙項提名。


1 月 4 日,《四個春天》登陸院線公映。首日排片僅為 2.1% ,票房為 65.6 萬 ;第二日排片跌至 1.1%,票房則上升了 49%;第四到七天排片有所升溫,穩定在 1.6% 或 1.7%,但票房開始持續下降。至第八天排片降到 0.2%,之後排片和票房雖均有小幅度回升,但仍十分有限。截至 1 月 13 日,累計票房共 850.7 萬。最近片方開始嘗試針對排片稀少的地區招募預約放映專場。

陸慶屹不能不為電影推廣賣力,因為他和家人的故事是這部影片最容易製造口碑的素材。觀眾產生去看電影的衝動,可能是因為對他的人生故事心有感觸,也可能因為被他提及的一些家庭場面打動,再或者是豆瓣用戶,看到了陸慶屹最近的高頻發言。所有這些都比影片本身靜態化的內容更容易傳播——紀錄片里,陸慶屹的父母玩樂器、唱山歌、跳舞、灌臘腸、種花、養蜜蜂、看燕子歸來。

哥哥陸慶松也來助力,為影片編寫了一首宣傳歌曲《你是春天》。 不過,一家人細膩的生活,卻很難讓毫不知情的人走進電影院。

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認為,「這部影片用鏡頭去體會生活,而這種生活體驗,不是書本知識可以概括的,而是通過自然的方式發現的。它也不是創作,只是自然地想把父母的可愛之處記錄下來。它也讓我們看到,中國人的生活是『周而復始』。」

陸慶屹決定拍攝紀錄片《四個春天》是在 2015 年,當時他 42 歲,「北漂」已近三十年,嘗試了各種工作:畫畫、踢足球、出版編輯、礦工、廣告設計、攝影。

2013 年,陸慶屹在豆瓣上創建相冊「回家」,分享獨山和親人的日常生活,獲得了不少點贊和轉發,之後陸續發布的兩篇日記《我爸》《我媽》,再次引發熱烈轉發、討論。

離家多年之後,陸慶屹開始重新審視家鄉,在剛剛出版的電影同名新書的一篇文章《想做就去做》中,陸慶屹寫道,「我的審美、思維、習慣已被重構,這距離使我變成了家鄉的旁觀者。在不需要與生活角力之後,我有了新的視角去觀望故鄉的生活方式」。先是拍照片,後來因工作需要添置相機,買了有錄影功能的機型,「從 2013 年春節開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瘋狂,什麼都想攝下來。」

起初,陸慶屹只想製作一個家庭影像紀念作品;到 2015 年,他決定拍成一部紀錄片。促成該決定的契機,在各類媒體的通告中被不斷重複為:他從侯孝賢的一篇訪談讀到:「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麼知道如何開始!」不過接受採訪時,陸慶屹對諸種因果性鮮明的描述有所保留:「其實並沒有什麼契機,一件事情做久了,自然而然,你就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陸家有攝影留念的家庭傳統,在北大雙創空間的一場映後分享會上,陸慶屹回憶起小的時候,爸媽每年都會帶姐弟仨去照相館留影;但 1999 年一場大火,將家中老照片燒得只剩下五分之一,「第二天我媽回家,第一反應是跑到樓上去找照片,照片對於我們家來說,是很珍貴的記憶」;被燒掉的還有姐姐工作後,用第一份工資給爸媽買的 DV;2008 年的時候,姐姐又買了新的數碼攝影機,陸爸愛不釋手,開始學會用「繪聲繪影」剪輯影像。《四個春天》影片中插入的十幾年前的影像,便出自陸爸之手。

「所以當我有錢買攝像機的時候,我第三天就回到家,給父母拍照片。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來嚎啕大哭,我太想拍他們了,我也想拍獨山縣,拍我的童年、少年的經歷。」尤其當姐姐在 2014 年底去世後,陸慶屹看見父母的日益衰老,記錄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

剛開始攝像時,陸慶屹並沒有電影意識,到後面才逐漸鮮明起來。體現在電影里的一個明顯變化是特寫的減少,以及遠景的增多。「必須跳出鏡頭之外,用第三方的視角去審視。要有環境的全局意識,理解環境、表現環境,比如思考怎樣用環境表現寒冷、或欣欣向榮的時候,得把自己的感受慢慢放進去。不要拍成城鄉結合部那種廣告,對吧?」

因為家人對拍照、錄影早已習慣,所以紀錄片拍攝期間,陸慶屹說自己並沒有明顯的抽離感,依舊參與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過姐姐的去世,給鏡頭背後的陸慶屹帶去了極大的艱難。據《城市畫報》報道,當場陸慶屹哭暈了過去,醒來時哥哥扶著他,陸媽問:「你是要繼續拍,還是拿一個花圈?」陸慶屹決定繼續拍,因為姐姐離開獨山三十多年,當天她的發小,許多親人都遠道而來,與其拿著花圈,他更想拍下大家送別姐姐的場景,「裡面都是情義」。

影片後半部分,陸慶屹插入的老錄像中,有一段便是陸爸記錄下的 1997 年全家人一起收看春晚的情節:陸媽靠在沙發上已經睡去,陸爸問三個子女,「我們上一次齊聚過春節是什麼時候?1993 年?還是 1989 年?」陸慶屹交代,這是因為經濟拮据,買不起火車票,1997 年之後全家才開始每年過年團聚。在《父母的債務》一文中,他曾講述自己在多年以後,終於獲知父母長年累月地埋頭苦幹,教書之外搞副業,養兔、刺繡、養豬,卻依然一貧如洗的秘密:陸爸、陸媽因為蓋房和承擔家族接濟,欠下了大筆債務,花了十多年才還清,但從未向兒女們提及、抱怨。

「在他們那裡,沒有困難,只有解決問題。」陸慶屹說。在他的豆瓣主頁上,也寫著這樣一行簽名:「人生沒有困難,只有經歷」。

父親陸運坤是一名物理教師,生長於鄰縣羅甸縣的一個小山村。父親「特別喜歡上學」,「成績第二名就算失敗」,當時清華中學是貴陽最好的中學,父親自己聯繫了「清華中學」校長爭取機會;從此開始步行求學,從羅甸到貴陽,每回扛一袋米,要走一星期的路;後來考取貴州師範大學,參加了學校的軍樂團,也就有了影片《四個春天》中所展示的吹拉彈唱二十來種樂器。退休之後,陸爸學會了打字、剪輯影片,「他就是不服輸,特別好學。」

2013 年到 2016 年四個春節的時間,陸慶屹積累了將近 250 小時素材。剪輯過程中,他剔除了原本構想的要一併呈現的獨山人文、自然風貌部分,從而將影片聚焦在自己最為熟悉的父母二人的生活。20 個月後,最終剪成了 2 個小時左右的首次放映版本。


影片第一次放映在尤倫斯藝術中心放映廳,當天是 2017 年 10 月 30 日,陸慶屹將父母接到現場。在《一席》演講中,他回憶了媽媽直到臨行前都難以相信的情景:「是那種大銀幕嗎?」陸慶屹覺得尤倫斯的放映像是一場夢,觀眾鼓掌邀請陸爸陸媽上台,媽媽笑著說:「早知道你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了。」爸爸摘下帽子向觀眾鞠躬,拿著話筒頓了一下,顫聲道:「今天我在大銀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的吧,感謝我的兒子。」

陸慶屹出生於 1973 年的貴州獨山縣麻尾鎮。麻尾坐落在狹長山谷間,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區,峰林聳立。小學二年級時,父親工作調回縣城,舉家搬到獨山縣。

從小父母對陸慶屹的管教十分嚴厲。哥哥陸慶松在 10 歲時就以「天才學生」的身份被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招走,同年姐姐又上了大學,陸慶屹成為家中僅留的小兒子。不過,陸慶屹倒並不存在學習方面的壓力,「學習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說。

最大的問題在於打架、生事。陸慶屹曾在日記中回憶道,自己個子不高,在學校總是被欺負的「受氣包」,稍稍年長後,終於「破繭成蝶」為「小霸王」,四處惹是生非、打架上癮,對自己的行為越來越不自控,唯有在父母面前戰戰兢兢。

「叛逆」在 15 歲的時候最終達到頂點,因為和學校的一場嚴重衝突,陸慶屹離家出走,去了瀋陽投奔了姐姐。姐姐婚禮結束後,陸慶屹跟著在當時在清華教音樂的哥哥,來到北京。哥哥幫找了北京的高中,但依然還是打架、逃課,在城裡閑逛,在圓明園的野湖邊睡覺,換了兩所學校,也沒能畢業。家人對他的要求降到「不要犯罪,不要死」。

在清華時,陸慶屹跟著哥哥的朋友學油畫。畫畫期間,陸慶屹足球踢得不錯,半年就成為了清華綠茵場的風雲人物,並隨遼寧省隊訓練。很長一段時間,他夢想著自己能夠踢進國家隊。陸慶屹說,這是自己「15 歲以來唯一的夢想」,但最終因為一次意外左腳受傷而中止。

1997 年,陸慶屹終於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人大附近一家出版社做「爆款書」編輯。每天負責採集資料、約稿,選題涉及本·拉登、女大學生日記、諸葛亮等等,賣得非常好。儘管承認「都是騙錢的」,且「並不是自己的東西」,但陸慶屹仍然覺得「很有意思」,因為這是他「找了兩年才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社裡規定 9 點半上班,但他7 點鐘就開始了工作,下午抽時間去踢球,洗完澡後又回來加班,工資很快從 800 漲到 3000。

兩年後,陸慶屹跑到貴州羅甸的礦山裡,體驗純粹的體力勞動。半年後再次回到北京,自學了網頁設計、接活兒、進廣告公司,2005 年自己開了一家廣告公司。2008 年,買了第一台單反,開始玩攝影,到後來也接客戶訂單。


有些很小的因素就會導致他的職業變動。比如從出版社辭職是因為老闆的一句話。某天下午,陸慶屹像往常一樣「請假」,理由是「要搬家」,老闆知道他的包里正揣著足球鞋,但每次還是會准許。「但那天,他可能腦子抽了,非要和我來一句,『你這個月搬幾次家了?你要今天去了就別來上班了』。他如果直接跟我說不準假,我不去也就算了。但說了這麼一句,那好,我就不來了唄。我做決定非常簡單,基本上兩秒鐘就決定。」

做攝影師也是因為,「有一回拿朋友的卡片機玩得高興,沒過幾天被拿回去了,一下子很失落」,他跑到中關村,被連蒙帶騙著就買了第一台單反。拍遍家裡零碎、植物園、衚衕,但興沖沖拍了一陣後,陸慶屹覺得沒意思了,「拍來拍去都一個味兒」。於是上網,看別人的好照片,開始鑽研構圖,又聽朋友的建議買書來看。

在陸慶屹看來,職業沒有高下之分,「不要把社會身份當回事,認真地生活就行」,他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我來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玩的。」

2014 年的時候,陸慶屹在京郊的村子裡租了一個小院子,至今和哥哥一起住,一年租金一萬五。房租之外,陸慶屹每個月生活費在 600 到 1000 元之間。陸慶屹說自己是一個「沒什麼需求」的人:「我對舒適生活沒有特別大興趣,所謂舒適更多來自我自己的感受。」

陸慶屹的下一部影片將是劇情片,片名暫定《少年》,他將兼任導演、編劇,故事以自己的少年時期的獨山經歷為原型。「我對各種類型的電影都感到好奇,槍戰片、藝術片、『感人至深的片子』,有生之年每一種都想嘗試一下。」

題圖來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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