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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荷蘭社會黨到公共博物館,這是一個荷蘭乙方 26 年來的行業觀察


如果一個美術館博物館要做自我推廣,平面設計好像起的作用不大。文化機構對於品牌開發的熱衷是近些年的新鮮事,此前,絕大多數人還是希望能靠藏品說話。藝術品、藝術家和展覽活動,一個館的價值不言自明。而字體、色彩和包裝則讓人警惕,這些多變且商業意味濃厚的元素會不會打破藝術的純粹性。

除了提供一個醒目的 logo 之外,平面設計師還能做什麼?1996 年,這個問題擺在了兩個荷蘭人面前。年輕的設計師 Nikki Gonnissen 和 Thomas Widdershoven 合作,用兩人姓名的縮寫為名成立了一間名為 Thonik 的平面設計工作室。在為藝術家朋友們提供了一些零星的設計之後,他們總算迎來了第一個大項目,為烏德勒支中央博物館設計一套新的海報。

他們用五個 C 代表該館的五個館藏系列,C 的位置靈活多變,有時分散在揚·范·斯科雷爾文藝復興風格的宗教畫上,有時乾脆站在了藝術家鼻尖的正中央。不同於傳統藝術圈的高深莫測,這些 C 似乎百無禁忌,能夠出現在任何地方,這讓人錯覺「藝術家也是開得起玩笑的」。

此後八年,人們總能在烏德勒支街頭看到這五個 C 的身影。看起來,定期上新的展覽預告和服裝品牌新一季的產品海報沒什麼不同,這正是 Thonik 想要打破的壁壘,為什麼人們不能像逛百貨公司一樣定期前往這些文化場所?

「我們想讓博物館在大街上、在公共空間里證明自己,這些文化基礎設施是可見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冷門的小圈子的談資。」


2018 年,Thonik 出版了《設計為何》(Why We Design),在書里他們談及這個起點項目。二十多年後,全球的文化機構似乎都如他們當初期待的那樣,越來越「親民」。這間駐地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也有了來自全球的客戶,歐美、亞洲,甚至拉美。

Nikki Gonnissen 和 Thomas Widdersh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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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德勒支之後,2003 年,Thonik 受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博物館邀請,為其設計一套新的視覺系統。這一次他們更大膽。

Thonik 致敬了紐約平面設計師 Lance Wyman 為 1968 年墨西哥奧運會設計的標識,在 Schulbuch 字體基礎上變形,去掉了斜線,調整了粗細比和顏色。但這套黑白色的線形文字不再規矩地呆在海報里,而是大舉「入侵」展館四處,人們還將一處中庭刷成了黑白色。

人們對這種視覺衝擊將信將疑,有人批評這不亞於在館藏藝術品上粗暴地蓋上郵戳——黑白和線條確實和郵戳相仿。這是「親民」還是「媚俗」,十多年前,人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

設計評論家 Hugues Boekraad 曾分析,這一時期正處於視覺傳達的「革命」。多年以來,人們習慣了兩種不同的視覺呈現方式,一種是企業標識,相對靜態,因而每次有品牌推出新 logo 都會引發熱議。另一種則是媒體宣傳,它是當季的、新鮮的,出現在街頭巷尾。對於美術機構而言,特別是那些接受了公共財政補貼的機構,更熟悉的是前者。

但隨著民營機構的不斷出現,一些公共機構也開始嘗試新思路,提高大眾知名度。這也與政府對文化機構的態度有關。過去歐洲政府強調館藏,如今更重視公眾教育,博物館的職責不再是修繕和維護老物件,而是講好一個故事。一些政府甚至將公眾教育與博物館的公共投資掛鉤。

「1990 年代後期,荷蘭設計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建築、城市、平面,我們就是其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Thomas 稱,整個設計行業的繁榮為他們帶來了新客戶。

如今阿姆斯特丹隨處可見的城市標識是三個紅色的 X,它們同樣出自 Thonik 之手。為此他們徹底廢棄了此前 55 套混亂且無法兼容的標識,挑戰不在於如何說服公共部門,而是新系統如何和以前的舊符號連接。


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博物館,Thonik 為其設計了 Gif 圖

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博物館中庭

這一時期,國際雙年展、三年展頻出,尚未淪為走馬觀花的行業派對,Thonik 有了更多發揮空間。

2012 年,第九屆歐洲宣言展在比利時亨克城舉辦,展館位於一座廢棄的礦場內。和中國許多重工業城市類似,礦場與城市的興衰同軌。

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納到達時,這裡只剩下支離破碎的土地。他選定的主題是「現代的深淵」(The Deep of the Modern),在破碎的地表之外,你還能看到什麼?

Nikki 回憶,亨克城之旅像是一次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最後他們提供了一套複雜的設計。

「Manifesta 9」(宣言 9)的標識分上下兩半,上半部分是黑色的實體字,下方則是一道道線,象徵將礦工送入礦井深處的升降梯和連接橋,也意味著這場展覽希望梳理埋藏在地表以下的複雜脈絡。

最終的展覽畫冊和網站則被設計成了一本「地下百科全書」。

第九屆歐洲宣言展,Manifesta9 是 Thonik 特別設計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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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通常不考慮『為什麼』,這個哲學命題我們更願意留給藝術家。雖然我們總是在和客戶溝通,但通常都是為了具體的細節。似乎所有人都以為(平面)設計師揮一揮魔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設計為何》這本書的態度則更微妙,我們希望它能鼓勵人們跳出來審視我們這個行當。」


「設計師是製造可見性的機器」,Thomas 告訴我,但問題在於,誰來決定什麼值得被看見?乙方在其中又有多大的份量?

2006 年,Thonik 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客戶,荷蘭社會黨。

荷蘭社會黨一直是個政治邊緣角色。2002 年,一個反移民的政黨被左翼激進分子槍殺,和社會黨一樣的左派被認為是瘋子和極端分子。為了改變公眾形象,社會黨試圖從文化界尋求幫助。

Thonik 受邀參與了一次圓桌會議,會上 Thomas 對原本的標識和競選口號提出反對意見。最初的標識是一顆丟出去的番茄,設計師還畫上了番茄飛出去的軌跡。「這樣對抗性的番茄讓人有距離感,有暴力性,甚至讓人聯想到冷戰和極權。」

競選口號同樣,最初的版本是「Vote Against, Vote SP」(支持反對的聲音,支持荷蘭社會黨),「但更好的表達不應該是 Vote For Something 嗎?」

Thonik 設計了一個新的標識,一顆鮮艷飽滿的番茄,可愛,有趣味性。反派成了一種時髦,即便你分不清它會不會導向民粹。

而在之後的另一次討論中,他們選擇了另一個更為聚焦的話題,老年人的「家庭護理」。

話題發起者是議員 Agnes Kant。2000 年以後,荷蘭政府考慮在公共衛生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原本荷蘭老年人可以享受相對穩定的家庭護理,但由於預算縮減,原本由一個專職人員完成的工作被切割成多道工序,由不同人負責,養老變得毫無隱私可言。

「這就是養老金縮減帶來的問題,如果要讓一切成本最低,就需要像工業一樣精細化分工,把一切切碎。」

「我了解這一切,想讓更多人知道,但電視台的朋友告訴我,老人?這個話題一點都不性感」,Kant 無奈養老問題無人關注,為此,Thonik 策划了一個一分鐘的視頻,拍攝了一位 88 歲的老婦人 Mieke Mink。


Mink 的生活正受到影響,她對著鏡頭說:「多年以來,Mary 一直照顧我,後來他們說 Mary 太貴了,接著來了一個不認識的人,在那之後,又是另一個陌生人。」Mink 邊說邊對著鏡頭脫衣服,直到最後全裸,「我還不如直接對著全國人民的面脫了」。

Thonik 為荷蘭社會黨設計的新標識

說服 Mink 並不複雜,年輕時她曾是一名演員,還在英國導演 Peter Greenaway 的作品裡出演過群眾演員。

「在各種政治討論和大的政策變動中,具體的人往往被抽象的數字取代,生活則受制於預算」,Thomas 稱,他們想把權力賦予那些在政治辯論中被認為是抽象概念的人,還原他們的困境。

這則廣告播出後引發了激烈討論,「最初人們以為社會黨瘋了,為什麼要讓一個老人對著鏡頭做這樣的事?但後來,人們開始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2010 年,在 Kant 的推動下,新的家庭護理法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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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Thonik 第一次進入中國,在上海舉辦了一場名為「力量」的個展,那段一分鐘的視頻也被公開播放。「你能看到,雖然 Mink 的身體已經很羸弱,但眼神非常有力量!好像充滿了憤怒。」

但這段視頻未能出現在今年的展覽中。「裸體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還是個禁區嗎?」Nikki 這樣問道,儘管他們已經陸續做了幾個中國的項目項目,這個新市場仍令他們好奇。

「荷蘭實在是太小了,可以說已經被設計佔滿了。這裡則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們也還在學習。」

隨著歐洲藝術市場的式微,先他們一步跨出去的是他們的老朋友們——建築師和策展人。從藝術活動的遷徙地圖上看,這像是一場「搶灘登陸」。

2008 年的上海展覽之後,Thonik 與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合作,將漢字「當」拆分成了五條線,形狀上和老電廠高聳的大煙囪相似。人們能在網站、海報、宣傳物料和衍生品上看到這五條線的變體和組合。「還記得烏德勒支的五個 C 嗎?我們又一次用了這個點子。」


Thonik 還親自下場,作為主角參與展覽。如 2015 年的巴西設計雙年展中,他們拿出了 28 面旗幟,紀念主辦城市弗洛里亞諾波利斯。每一面旗幟上是一處本地建築的細節特寫,從窗戶、欄杆到牆壁上的裝飾線條。

「通常旗幟是關於群體的,但這次我們想為一個個單獨的個人做旗幟」,Nikki 說,這也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有關,這裡曾爆發了第一個大型的公眾示威,反對當時巴西的軍事政權。示威的發生地就在如今的荷蘭領事館門口。

2015 年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海報

Nikki 和 Thomas 的行程非常繁忙,最近他們在拉美和印度都發現了有趣的動向。「說不定那裡會是新興的市場。」

深圳是又一個設計師的聚集地。Thonik 曾為 2008 年第 11 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提供視覺設計,當屆策展人是美國建築評論家 Aaron Betsky,他也是 2015 年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聯合策展人之一。Thonik 也為這場雙年展提供了視覺設計。

深圳「設計·互聯」也是 Thonik 的合作方,它的館長同樣來自荷蘭,是知名策展人 Ole Bouman。

第九屆歐洲宣言展的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納是去年上海雙年展的總策展人之一,和 2012 年類似,他為上雙劃定的主題「禹步」(Proregress)仍是對現代性的回應,歷史真的是在前進嗎?還是在循環往複?

「我們想做製造『可見性』的機器」,Thomas 稱,「或許可以這樣描述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看不見的就不存在。」

當然,另一個問題在於,當提出問題的永遠是同一撥人,他們的知識結構、所處階層會不會造成永恆的盲區?

文中未標明出處圖片均由 Thoni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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