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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張學良30分鐘的演講給我很大刺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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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而知天命。對於年屆49歲的崔永元而言,這句話有著實實在在的指向意義。就在一場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的簽約儀式上,他宣布:告別央視,回歸母校,下半輩子只做口述歷史。

崔永元:張學良30分鐘的演講給我很大刺激(圖)

崔永元(資料圖)

五十而知天命。對於年屆49歲的崔永元而言,這句話有著實實在在的指向意義。就在一場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的簽約儀式上,他宣布:告別央視,回歸母校,下半輩子只做口述歷史。

此前十年,崔永元在口述歷史道路上的摸索堪稱孤獨,而如今推動中國口述歷史完成從個人業餘熱情到進入學術領域的轉變,崔永元幾乎僅憑一己之力。

十年,兩個億

十年前,口述歷史在中國幾近無人問津。2002年,著迷於紀錄片製作的崔永元,偶然發現了口述歷史。似乎是因為看到了比紀錄片更能無限接近歷史以及歷史中個人的途徑,這一發現對於同時處在抑鬱症和精神困頓雙重黑暗中的崔永元而言,無疑意味著一次光亮的照進。

自此,他開始憑藉自己的影響力集合團隊,有意識地開展中國口述歷史影像收集整理工作,迄今,已收集並持續收集包括戰爭、電影、音樂、外交、留學、知青等6個以上門類的口述歷史影像記錄;目前已採訪了重要歷史見證的高齡嘉賓約4000人,採訪足跡遍布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日本、朝鮮、美國等地,逐漸形成了中國大陸內容最為豐富的口述歷史資源庫,並在國際上產生顯著影響力。

局外人也許無法想像,他從一開始就是赤手空拳,走到今天依然是一文不名;但整個團隊所採訪的4000多人、錄製的300萬分鐘的影像及文字資料(這組數字依然每天在增長),卻是代表過去百年歷史的無價之寶。這批資料的搜集和錄製耗去的2億元,全部是崔永元四處「要」來的,其間所經歷的人情冷暖和幾乎走不下去的艱辛,他都極少向外界提起。

「整個口述歷史全是由我們自籌資金完成的,就是我說到的這些朋友在這十年裡幫了我們兩億資金來做這件事。今年春節剛過,我們又開始提醒他們,錢不夠用了,跟我們合作的朋友都知道,這是一個無底洞。但是為什麼大家還來摻和、還來做?因為這個真的不是個人的,不是崔永元的,也不是傳媒大學的,他是整個國家的、整個民族的。它的價值今天還看不出來,但有一天它的價值顯現出來的時候,這些資料千百年都會流傳下去。」

從一個人到全社會

根據協議,中國傳媒大學將提供一座約8000平方米的獨立大樓,用於建立「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和口述歷史博物館」。研究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口述歷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博物館則會把崔永元團隊收集到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建成數字化存儲檢索系統,面向傳媒大學師生及社會其他學術研究機構、個人免費開放,還將舉行一系列展覽。

面對「為何選擇將口述歷史研究所設在校園」這一問題,崔永元解釋道:「首先這是一個國際慣例,一個學術機構必須依託一定的學術力量和氛圍,並能夠繼續以大學為基礎開展相關課程。」而另一方面,校園內以學生為主題的志願者力量也是崔永元計劃之內的資源之一。「我希望同學們將來能到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做志願者,我們有大量的內容需要校對。可以告訴你一個數字,我們有500萬張老照片,咱們就算每張照片上就一個人,也有500萬個人,我們要把這些人都搞清楚。」

「所謂知史而後興」,崔永元所希望看到的是,一個社會中亟待長成的力量所能接觸到的歷史,不再僅僅是宏大的,而是個體的,愛恨情仇、風花雪月甚至雞毛蒜皮的。「現在隨便到我的磁帶庫里拿出一盤磁帶,隨便抽出一個採訪筆錄看看,那裡面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根本不是我們這代人能經歷的。接觸這些以後,你還可能因為評不上金話筒獎而跳樓嗎?」

「不能靜下心來思考的民族,是危險的。」正如一個口述歷史研究所的成立,讓崔永元10年的個人化行為走向社會,而一個口述歷史研究所在一所校園的出現,也許能從思想深處給一代人埋下種子。

觸動:國外口述歷史保護

崔永元如何與口述歷史相遇,還要從2001年說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電視台訪問,看到人家有口述歷史資料庫,據說裡面關於中國的內容非常豐富。他試著讓管理員找一下張學良的資料。「很快,工作人員就調出一段張學良發表演講的『視頻』,整整30分鐘,時間是『九·一八』事變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張學良在演講中說:『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就辭職。』」這段視頻,給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驚訝,日本有海量的口述歷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國有關。」還有一次是在東京舊書一條街淘書,崔永元和書店的店員聊天,店員讓他看一面牆,牆上都是書,寫的是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崔永元拿著書一看傻眼了,有講各民族傢具的,有介紹各民族房屋的,有研究民族服飾的……「我問他這些東西都有實物嗎?他說,都有。在哪?都在日本。」當店員告訴崔永元這些書全是日本學者寫的后,內心五味雜陳的他站在那面牆前,半天都邁不動步子。

也許就從那一刻起,崔永元開始意識到,搶救歷史意味著什麼:只有你的歷史不再支離破碎兵荒馬亂,你的人民才有尊嚴,你的國家才足夠體面。

此後,崔永元先後去美國、歐洲和日本多次探訪西方口述歷史研究現狀,而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刺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48年開設口述歷史研究室,並由此奠定了哥大在之後60餘年口述歷史領域的世界範圍學術權威性和廣泛影響力;日本早稻田大學則是亞洲地區口述歷史收集最為豐富的著名高等學府,不但廣泛收集了日本近現代社會發展歷史,而且收集了包括中國等東亞國家在內的大量口述歷史資料,僅其中國部分,已遠比中國豐富、完整。

但是在中國,口述歷史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的狀態,「跟我參觀的日本、美國、加拿大的相關機構比,我們的『口述歷史庫』甚至比不過人家的一個大學。我們的GDP趕超了別人,但對歷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愛,卻比不過別人,為什麼大家不覺著這件事丟人呢?」

所以崔永元不願意總是接受採訪,與浩瀚得如流沙一般匆匆遠去的珍貴記憶相比,眼前的紛擾與名利太不值一提。他的團隊曾以每天4個小時的速度連續多天採訪謝晉導演,十幾天後,謝晉去世,說起來崔永元覺得真是慶幸,但也真覺得痛心。「有多少人因為趕不上採訪,就去了。」而一個人的離開,就可能意味著,幾百年後人們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麼一個維度。崔永元的野心,在幾百年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