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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山地的少數民族,如何逃避國家統治?


《逃避統治的藝術》



內容簡介

這部著作所關注的是國家與地方社會關係的問題。作者通過東南亞山地的歷史指出,國家總是試圖將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從事水稻種植,而山民則通過各種方式來逃避國家的控制。傳統的觀點將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後和野蠻的,國家政權延伸到這些地區被看做是推動了這些地方的進步。但是斯科特通過對這個地區歷史的研究發現,看起來似乎是落後的山地少數民族可能並不落後,他們居住在山上,選擇了不同於谷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是因為他們希望藉此逃避國家的統治。

作者指出,他討論的對手是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因為在布羅代爾那裡,文明與國家經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則強調,在國家統治範圍之外,有著同樣的文明。

作者簡介



詹姆士·斯科特是美國人類學界研究農民問題的領軍人物,其《農民的道義經濟》一書出版以後,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其《弱者的武器》和《國家的視角》都對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者現在是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講座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農業研究」是一個跨國的高水平博士後研修項目,至今已經延續了近 20 年。

書籍摘錄

前言(節選)

贊米亞(Zomia)是一個新的名字,包括了從越南中央高原到印度東北部地區的所有海拔 300 米以上的地方,它橫括了東南亞的 5 個國家(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的 4 個省或自治區(雲南、貴州、廣西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其面積有 250 萬平方公里,居住著 1 億少數族群人口,他們的族群錯綜複雜,語言多種多樣。地理上,贊米亞也被稱為東南亞大陸山地。因為這個巨大的區域位於 9 個國家或地區的邊緣,卻不在任何一個的中心上,而且跨越了通常意義上的地理區域(東南亞、東亞和南亞),此外令人感興趣的還有它的生態多樣性以及與國家的關係,正像跨國家的阿巴拉契亞山區一樣,贊米亞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對象和一種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

我這本書的論點簡單、有啟發性而且容易引起爭論。贊米亞是現存最大的地區,那裡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納入到民族國家中,但它的時間屈指可數。雖然在不久前,大多數人類還是這樣自我管理的人群;今天,從谷地王國的角度,他們被看作「我們的活祖先」,「在有水稻種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我們」。與此相反,我主張最好把這些山地居民看作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在過去 2000 多年中,他們成功逃避了谷地國家建設工程的壓迫——奴役、徵募、賦稅、勞役、瘟疫和戰爭。他們所居住的區域也許更適合被稱為碎片區(shatter zones)或避難區。



實際上,和他們有關的一切: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頭傳承文化,都可以被認為是精心設計來遠離國家的控制。他們分布在崎嶇不平的山地,他們的流動性、耕作習慣和親屬結構,他們適應性極強的民族認同,以及他們對預言中千年領袖的熱衷,這些都有效地幫助他們避免被統合入國家體制,也防止他們內部形成國家體制。他們大多數人要逃避的國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國漢王朝。逃避的歷史可見於許多山地傳說。儘管公元 1500 年以前的資料還有些推測成分,但這之後的文獻足夠清楚,包括明清時期政府經常發動針對山民的戰爭,以及19世紀中期中國西南地區規模空前的起義高潮,這導致數百萬人尋求避難所。此外關於逃避緬甸和泰國國家發動的劫掠奴隸行為的記載也同樣豐富。

儘管贊米亞所橫貫的亞洲範圍已很廣闊,但我希望我的觀點能在這之外引起共鳴。

無論是當代或歷史上,大量有關國家形成的文獻都不曾注意到它的另一面:蓄意和反應性的無國家歷史。這是一個逃避者的歷史,離開了逃避者的歷史也就無法理解國家的形成。正是他們造就了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

在國家形成和非自由勞動力體制中,許多人群的歷史被排斥在外,包括吉卜賽人、哥薩克人、新世界中由逃避西班牙殖民歸化區(reducciones)統治的人所形成的多語言混雜部族、菲律賓人、逃奴群體、沼澤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San-Bushmen)等。在這本書中,這些歷史也被涵蓋。

我的論點推翻了那些被廣為接受的有關「原始主義」的論調。草原畜牧業、覓食、輪耕和分支世系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經常是「次級適應」,一種人們採取的「自我野蠻化」(self-barbarianization)。採取「自我野蠻化」人群的活動地區、生存方式和社會結構都適合於逃避國家管理。對於那些生存於國家管制下的人們來說,這樣的逃避與山地中派生、模仿和寄生的國家形態是一致的。



我的觀點要解構文明歷史中關於「野蠻」、「生」和「原始」的論述。進一步的觀察發現,這些辭彙實際意味著「未被統治」和「尚未被納入國家體制」。在有關文明的論述中從來不考慮人們可能會自願走入野蠻,因此這些狀態被譴責和認作非正統。賦稅和主權國家覆蓋之外恰恰就是少數族群或「部落」開始的地方——在羅馬帝國和中國都同樣如此。

生存形式和血緣關係往往被認為是先天賦予的,由生態和文化所決定的。但是通過分析不同耕作形式、作物種類、特定的社會結構,以及人員流動特點所蘊含的逃避價值,我寧願相信這些所謂的「先天賦予」主要是政治選擇的結果。

山區成為包括游擊隊在內的逃避國家人群的庇護所,這是一個重要的地理話題。我發展了「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這為理解前現代社會中的政治空間和國家建設困難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對這本書我是唯一該負責的人,我是作者。在我開始道歉和對一些批評進行預先回應(我知道是徒勞)之前,讓我們先把這個說清楚。我可以預見到這些批評正向我壓來,甚至在我寫這句話的時候。

我經常被指責為是錯誤的,但很少被指責為含糊不清或晦澀難懂。這本書也不例外。不可否認,我對於東南亞大陸的山民所持的主張是非常大膽的,但是我相信,也許會有細節上的錯誤,總體來說我的主張是正確的。當然,對錯的判斷並不由我掌握,而是讀者和評論人。但是對於書中的主張,這裡我要強調三點:第一,這裡沒有原創的內容。就是說,這本書中的任何一個想法都不是來自我。我所做的只是從我仔細閱讀過的大量文獻中看出了一種內在的規律和觀點,把這個觀點提煉出來,看它能把我帶到哪裡。如果有任何有創造性的地方,那就是理解這種格式塔式整體形態的存在並將其融會貫通。我知道我引用的許多觀點和推測,它們的原創者可能會認為我走得太遠了,有些人已經告訴了我,其他人好在不大會抱怨了。我在他們的意見基礎上所得出的結論,他們無須負責,正像別人如何使用這本書內的觀點與我無關。

我有些吃驚地發現我已經差不多成為歷史學家——儘管不是特別好的,但的確是歷史學家。而且是個老歷史學家,老的兩個含義都適用。我熟知歷史學家的職業病,比如他們可能準備寫作 18 世紀歷史,但結果大部分寫的卻是 17 世紀的事情,因為這對要討論的問題極為重要。我也毫不例外。我在閱讀有關山民的民族志和緬甸軍隊在少數民族地區侵犯人權的報告時,發現自己無可救藥地為古代曼陀羅(mandala) 王國運用強制手段的國家建設過程所吸引。我的有關東南亞的前殖民和殖民時代的研究成果要歸功於兩門不同的研究生閱讀課。一門是閱讀有關東南亞研究的基本教科書,就像是知識分子的新兵訓練營,我們讀的都是這方面的基礎著作,也就是那些多數學者書架上有但卻不好意思承認沒讀過的書。最開始的著作是兩卷本的《劍橋東南亞史》,讓我們耳目一新。第二門課是關於緬甸的,也是從基礎讀物開始。

由此引出我要強調的第二點。我在這本書中所說的一切對「二戰」以後的時期不適用。從 1945 年開始,或者甚至更早,國家動用消除距離的技術的能力,這些技術——包括鐵路、全天候公路、電話、電報、空中戰鬥力、直升機,以及現在的信息技術——已經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與民族國家之間權力的戰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減少,因此我的分析也基本沒有用了。與此相反,居於統治地位的民族國家現在忙於把其權力伸展到最遠的邊界,將那些弱者或尚未被統治的區域清掃收編。由於需要「部落區域」的自然資源,和希望保障邊疆地區的安全與生產能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併」的戰略,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被認為忠誠並渴求土地的谷地居民被移居到山地。如果我的分析不適用於 20 世紀後期的東南亞,別說我沒早警告你們。

最後,我擔心這裡描述的有關種族形成的激進建構主義個案會被誤解,被當成是在貶低甚至詆毀那些勇敢的人們為之奮鬥和犧牲的民族認同。然而事實正好相反,無一例外,所有的認同都經由社會建構:不論是漢人,還是緬甸人、美洲人或丹麥人。這些認同,特別是少數民族的認同,經常首先是由強有力的國家構造的,比如漢人想像出了苗人,英國殖民者造出了克倫族(the Karen)和撣族(the Shan),法國人製造了加萊族(the Jarai)。不管是被生造還是被強加的,這些民族都選擇了某種特性作為自己的理想,儘管有些特性比較模糊,這包括宗教、語言、膚色、飲食,以及生存的意義。這些分類,一旦通過疆域、土地所有權、法庭、習慣法、指定的領袖、學校和文字被制度化,都可能成為強烈且充滿活力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為更大的國家和社會所詆毀,反而更容易促使形成抵抗和挑戰的認同。這樣構造出來的認同與自我奮鬥的英雄主義相結合,從而使得認同成為一種榮譽。在當今世界,民族國家是具霸權的政治單元,因此毫不奇怪,這些自我確認的過程往往採取排斥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形式。因此對於那些甘冒一切風險謀求某種形式的獨立和認可的撣族人、克倫人、欽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滿懷敬慕。

我在知識上至少從五位「死去的白人」中學到很多——將來我也會加入他們。他們是先行者,我沿著他們的道路蹣跚到這裡;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無法發現這條路。最早的一位是皮埃爾·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他在《反抗國家的社會》(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中對南美洲被征服以後逃避國家(state-evading)和抵制國家(state-preventing)的本土居民所做的大膽解釋被後來的資料證明是很有洞察力的。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漢族中國和邊緣地區游牧民族之間關係的透徹的遠見卓識幫助我看到,在中國西南邊陲也存在類似的情況。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關於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Berber-Arab)之間關係的分析使我了解到,君權和稅收無法到達的地方就是「族群」和「部落」的空間。所謂的「野蠻人」(barbarian)是國家描述那些自主治理、尚未臣服的人民所用的辭彙。任何走我所走的這條路的人都要靠不斷地參閱愛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才能有所成就。很少有著作這麼「值得深入思考的」。最後我要感謝詹姆士·G. 斯科特(James G. Scott),即施韋·尤義(Shwe Yoe),他身兼軍隊的將領、殖民地的官員,《上緬甸志》(Gazetteer of Upper Burma)的編纂者和《緬甸人》(The Burman)的作者諸種身份。我們不是親戚,但是因為我從他敏銳的觀察中受益匪淺,而且按照緬甸星象學的測算,我們應該有同樣的緬甸名字,所以我也採用了他的緬甸名字以取悅他的神靈。

那些強烈質疑自命的統治者如何來教化邊緣人群的論述,以及重新審視邊緣人之所以會被邊緣化的著作激勵並指導了我的研究。貢薩洛·阿吉雷·貝爾特蘭(Gonzalo Aguirre Beltrán) 30 年前出版的經典小書《避難的地區》(Regions of Refuge)對拉丁美洲大陸的研究相比卡拉斯特得出了更普遍的結論,而斯圖爾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z)和弗蘭克·所羅門(Salomon)又更加深入細緻地考察和闡明了這一結論。與我所關注的地理區域接近,羅伯特·郝夫納(Robert Hefner)關於爪哇騰格里高地(Tengger Highlands)和喬弗瑞·本傑明(Geoffrey Benjamin)對馬來西亞的原住民(orang asli)的研究都是極具說服力的傑出案例,他們鼓勵我用類似的觀點去看贊米亞。

贊米亞的概念要完全歸功於威利姆·范·申德爾(Willem van Schendel),他預見到這樣一塊向西延伸到印度的巨大高地邊界區(在他的看法中甚至更大)具有鮮明的特色,應該成為一個有特定稱謂的研究對象。在陳述「贊米亞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必要性時,他質疑了傳統的地區(area)或區域(region)的概念。我讀了他關於這個詞令人信服的議論後,立即報名成為擁護贊米亞的軍中(心理戰爭分支)一員。威利姆、我,還有其他幾位同事期待有一天我們可以召集第一屆國際贊米亞研究大會。范·申德爾關於孟加拉邊境地區的研究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表明如果我們真正聽取他的指導可以取得什麼樣的成果。

如果有耐心,或者想做一個更為綜合全面的研究,那麼至少應該再包括一章討論江河湖泊中的避難所。我只是順帶提及他們,卻遺憾地沒能好好地討論他們。如同山上流動的居民一樣,東南亞海島中人數眾多的水上遊民(orang laut,海上游牧民,海上吉卜賽)也是在海島中不斷航行,居無定所。如同許多山民一樣,他們也有尚武的傳統,可以很容易地從搶掠海上的運輸船和掠奪奴隸,變為馬來王國的海上警衛或水軍。他們位於主要水上通道附近,可以迅速地進攻然後消失,形成了一個水上的贊米亞,這應該在我的分析中佔有一席之地。正像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在鼓勵我沿著這個方向進行研究時所說的,「海洋的面積更大,比山地和森林更空闊。可以看到現在的海盜仍然可以沉著輕鬆地躲避開七國集團和新加坡等的圍剿」。但是有目共睹,這本書已經太厚了,而且我必須將這個主題留給更有能力的人去繼續:埃瑞克·塔格里亞克左(Eric Tagliacozzo)已經出色地開始了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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